培養隊伍,馬祖光堅持以國內培養為重點,國內外聯合培養並舉。他結合每個人的特點,分別把青年教師安排到不同的重要科研方向上,給他們壓重擔。這些教師後來有的已成為重大課題組組長,有的成為“ 863”專家。馬祖光説:“有較好的設備條件,可以使青年教師們一開始就能在較高的起點上工作,讓他們看到學科發展的前途。”一位青年教師説:“馬老師所説的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學科發展的前途,正是我們所嚮往的。”
馬祖光領導的這支隊伍很有戰鬥力。教師們在學術會議上,總能自信、從容地回答各種提問。而在這背後,有誰知道他付出的心血呢?“有一次在國內召開國際光學會議,會議要求用英文發言。當時哈工大有近 20人參加,參加者的外語水平又參差不齊。馬老師認為我們的外語水平不過關,所以他把大家召集起來訓練,大到論文結構,小到每個單詞發音,他都不容有半點含糊。他讓大家一遍一遍地練習,直至大家已達到純熟的地步,馬老師才放行。我們都戲稱這叫‘過篩子'。”
馬老師認為科學研究要經常交流、溝通。譚銘文説:“馬老師跟別人交流不是表面的,是真心交流。他在學術上不自私。對每個人正在做的課題,他都毫無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議。”
“科學研究需要一個寬鬆的氛圍,馬老師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氛圍。”馬老師不僅注重教研室同志們的交流,還經常邀請外面的知名專家來教研室講學。在這樣一個寬鬆、向上的環境裏,大家經常能撞擊出科學的火花。
王騏、王雨三、于俊華、胡孝勇、王月珠、高惠德、劉逢梅等老教師在光電子技術專業的創建和發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早已成為獨當一面的專家。他們忘不了:建專業初,為培養我們,馬老師給我們翻譯資料、講解,幾乎是手把手地帶我們。
王雨三、高惠德老師説:馬老師在隊伍建設中,注重團隊精神,集體觀念很強。他推薦了相當一批人進入“ 863”領域和有關專業委員會中擔任要職。我們一個專業能有這麼多“863”專家是不多見的。無論做什麼,馬老師首先想到的就是專業和集體。
王騏,馬祖光 50年代核物理專業的學生,是省優秀中青年專家、總裝備部光電子技術專家組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曾是“863”激光技術領域X光組專家。1990年他接馬老師的班,擔任教研室主任,1995年擔任研究所所長,1996年由馬老師推薦擔任了第一任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主任。十幾年來,他在馬老師的指導下,具體組織和領導了學科建設。他研究X光激光在國內很有特色,開展的激光主動成像雷達技術研究成為本學科激光空間信息技術方向標誌性的研究課題之一,多次做出“國際首次”的創新工作。他説:“我1964年畢業時,馬老師就找我談話,給我提出又紅又專的要求。這些年,我一直跟著馬老師搞激光研究。他對我的影響是最深的。”
儘管馬祖光在激光教研室德高望重,但他從沒以此自居來教訓別人。“他謙虛、民主,沒有一點兒學霸作風。不管多忙、多累,他總是很耐心、認真地聽我們的想法,然後幫我們分析、指路,使我們常常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這是青年教師們都能感受到的。
曾是馬祖光的博士研究生、已擔任教務處副處長的張中華回憶馬老師對他的嚴格培養時説:“我第一次講課,講激光原理。馬老師説,他一定要聽我試講,通過了才能上講臺。馬老師聽完我試講,給我列了10本書,這些書都是國外的教材。他要求我必須看完,並評價出哪本好,哪本有什麼問題。我看了幾個月,這些書開闊了我的視野,對我的幫助很大。我把講稿寫出來,馬老師才允許我講課。”
馬祖光特別支持年輕教師創新。當一位教師了解到“慢光”是一個很新的研究方向,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取得一定進展時,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馬祖光。馬老師聽到後,立即興匆匆地從家裏趕到實驗室:“好,你再演示一遍!”看完實驗過程和數據,馬老師高興地跑了好幾個辦公室,逢人便説:“做出慢光了,這可是個新領域呀。”
很多年輕教師忘不了:我們做的許多科研課題,有的是馬老師爭取來的,有的是在他指導下立項的,但他卻把這些課題分給我們年輕教師,並讓我們當課題組組長,把我們推到前邊。他指導我們,卻很謙虛。他給我們挑重擔的機會,給我們創造了成長的條件。”在教師中,馬祖光的培養方法和提攜後世的高風亮節是有口皆碑的。
他主動把重要崗位和關鍵崗位讓出來,指導他們發揮作用。
陳德應、呂志偉、馬晶、張中華、掌蘊東、林殿陽、申作春、譚立英、何偉明、魯建業等一大批年輕人都曾是馬祖光吸引來的,現在他們都已在這裡紮根,並成為學科骨幹和學科&&人。
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呂志偉,是馬祖光80年代的學生,現在擔任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主任、航天學院副院長、國家“863”高技術慣性約束聚變技術神光Ⅲ總體技術專家組和主機前端專項組成員、教育部電子科學與技術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黑龍江省優秀中青年專家。他承擔了多項國家高技術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課題,取得了多個“國際首次”的研究成果,在光學相位共軛技術領域做出了很好的工作。談到自己的成長,他對馬祖光等老一輩教師甘為人梯的精神,有説不盡的感激:“80年代初,我慕名而來跟著馬老師學習,從那時起就一直得到馬老師的教導和培養。現在取得的每一點成績都凝結著馬老師的心血。馬老師嚴格要求、精益求精的學風、不懈求索、無私奉獻的品格,高屋建瓴、洞察前沿的睿智,將伴隨我一生。”
如今擔任光電子技術研究所所長、光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係系主任、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的陳德應,做出了多個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他獲得航空航天工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 1項、國家發明專利1項。2002年5月,陳德應被推薦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技論壇上作了《離子和離子間激光感生碰撞能量轉移的理論研究》的學術報告,並得到了與會專家、院士的好評。陳德應説:“我在讀高中時,就知道光學專家馬祖光的名字,自上大學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希望讀馬老師的研究生,親自得到他的指導。在師從馬老師的日子裏,先生的言傳身教不僅教我科學嚴謹地做學問,更教會了我如何為人做事。先生常説:要做事,首先要會做人;不會做人,就不會做事。在我的成長中,處處都有先生無私的幫助。”
光電子專業在哈工大第一個招收了來自巴基斯坦的洋博士韓達尼。這位曾獲巴基斯坦總統獎的學生説:“我在巴基斯坦就知道馬老師的名字,我們那兒有很多搞激光的人都知道馬老師學術水平高,知道哈工大光電子技術專業工作非常好,我就是慕名而來的。”
有好的學術&&人,有一個好的學術研究環境,就引來了好的人才。陳德應從復旦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出站後,又返回哈工大原專業;海王獎獲得者掌蘊東在哈工大畢業時,本沒打算留下,但最終還是被這裡吸引了,在專業上做出了成就。
先進的實驗設備,在培養教師和研究生的動手能力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80年代初,馬祖光引進了“準分子激光器”、“光學多道分析器”等一批先進設備,這些設備是全國第一批引進的。當時國內很多單位都派人到這裡培訓。後來馬祖光的學生、青年教師邢達到日本東京電氣通訊大學做了這個學校的第一個中國訪問學者。日本導師讓他把一個電子束裝置連接起來。導師本以為這個中國學生會用很長時間,但邢達只用了一兩周時間就完成了。導師很驚訝:“怎麼會這麼快?”邢達説:“這些我在中國都做過。”“噢,沒想到,哈工大的學生真行。”日本人點頭稱讚著。陳德應在復旦大學做博士後期間,僅用兩周時間就完成了來自美國一所名校的一位博士後用一年半都沒有完成的課題,在那裏留下了“名師出高徒”的美名。林殿陽、申作春等每一名青年教師都取得了創新性的科研成果。專業的每一位教師都把光電子技術學科組稱為成才的搖籃。有人説:“光電子有一支星光燦爛的隊伍。”
在“ 985”一期建設中,馬祖光指導的這支隊伍在學科建設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 1999年,獲准“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設點單位,並於2000年聘任了“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同年與兄弟學科一起建成“電子科學與技術”一級學科博士後流動站;
—— 2000年,建成“電子科學與技術”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 2000年,在總裝備部組織的國家級重點實驗室評估中,“國家級重點實驗室”被評為“A”,在電子元器件與技術類中名列全國第二;
—— 2001年,物理電子學學科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馬祖光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僅從 1999年至2003年,他們就承擔了總裝備部預研項目、國家高技術“863”課題、國防科工委項目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 等國家級科研項目24項。
在光電子師資隊伍中,博士化率已達70%。目前,這支隊伍正承擔總裝備部、國防科工委、“863”高技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一批重大課題,“十五”期間的計劃總經費約達6000多萬。
馬祖光為學科發展和隊伍建設傾注了畢生的心血。晚年,他主持了“ 985工程”二期和“211工程”二期建設的論證工作,對學科的調整、整合、提高提出了許多新的設想,並對青年教師寄予很大希望。他經常對他們説:“過去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一個個獨立的方向,現在強調技術上的交叉,這對學科發展是非常有好處的。青年人要多學習,德才兼備,把光電子這個事業繼續下去。”
治學嚴謹,殷殷教誨。“教師不能辜負學生千萬不能誤人子弟。”他一片冰心,精心育人,春雨潤物細無聲……
“馬老師教書育人就像春雨落地,我們聽不到一絲聲音,但卻能滋潤我們的心田……”馬祖光的學生這樣説。
馬祖光在給博士生上第一堂課時,就讓學生知道劉連滿的故事。劉連滿是我國登山隊的隊員,在攀登珠穆朗瑪峰時,他自告奮勇地用冰鎬在前面刨臺階,用雙肩搭人梯,把戰友一個一個托上去。他體力耗盡了,在離頂峰只有 100米的時候,自願留了下來,在缺氧的情況下,他毅然關掉氧氣筒,把生的希望讓給了戰友,把登上珠峰的榮譽讓給了別人。
馬祖光常跟學生説:“做學問也好,做事情也罷,首先一定要做一個高尚的人。顧大局,讓榮譽,要具有無私、無畏的精神。”馬祖光要求學生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這正是他有口皆碑的人格魅力所在。
“培養博士生要‘功夫到家'。‘功夫'要下在‘解惑'上,‘解惑'包括做人和敬業兩方面。博士生的工作是一個較高層次的具有創造性的高水平的科學技術研究,所以必須精心設置培養他們的環境和條件。”這也是馬祖光嘔心瀝血建一流實驗室的原因之一。
馬祖光堅持“博士生要德才兼備和創新並重”的培養方法。他説:“獻身、創新、求實、協作”是‘ 863'精神,這精神也同樣適合指導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創新'要緊緊跟在‘獻身'之後。”
他的博士生的研究課題,都像他要求的那樣,在激光研究方面完成了國際首次做出的成果,這些研究都有鮮明、突出的創新點。
在學術研究上,馬祖光對虛假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學生們都知道,要想在馬老師那裏搞歪門邪道,是絕對不可能的。
實驗室的趙曉彥清楚地記得:“為了培養學生嚴謹、系統、重實踐的科研思想,馬老師要求學生在實驗前一定要把實驗準備,包括電源、水的安全等全都寫出來,並仔細檢查實驗方案,跟學生一起討論,一步步引導學生。”
馬祖光經常親自參加博士生的實驗,也常告訴學生:“一定要有創新成果。如果你的論文與別人撞車了,你就要改做別的課題。試驗結果不能光聽,一定要親自去做,親眼看到,我們是在做科研,不是聽故事。”前年,實驗室要做一個激光大氣傳輸的實驗。因為這個試驗要求在夜裏23:00以後開始做,年輕人勸馬老師:“您先回家休息,我們會隨時向您報告試驗進展的情況。”“這哪兒行,不親自操作,不親眼看到,這叫什麼試驗?”馬老師和年輕人一起觀察數據,一直到清晨6點,試驗數據才出來。當其他老人出門晨練時,馬祖光才疲憊地回到家……
2003年,馬祖光已74歲,有個博士生做“毛細管放電”課題實驗。馬祖光審閱了他的論文後,覺得有個數據還拿不準,就和學生一起研究,從概念的確定到制定實驗方案,做得非常詳細。因為實驗很辛苦,時間又長,學生説:“馬老師,我知道怎麼做了,您先回家吧,等實驗數據出來我就馬上打電話告訴您。”馬祖光不同意,堅持與學生一起做。這個實驗一做就是連續6個小時。那位學生被導師嚴謹治學的科學態度所感動:“馬老師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實驗室,眼睛時刻盯著測試儀器。數據終於出來了,馬老師非常高興。這時已是晚上10點多了,天又下起雨來,我攙扶著馬老師,他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到他家門口時,我看著他的背影,心裏一陣發酸:導師啊,多像我的父親……”
“做學問來不得半點馬虎,要能經得起別人的考問,經得住時間的考驗。”電子工業部委託馬祖光主編一本激光統編教材。他數次召開編者會,要求取材一定是當今最新成果,每個定義、概念要準確恰當。他再三囑咐:“千萬不能誤人子弟。” 25萬字的書,幾易其稿,他對每一章、每一節、每一頁、每一行,甚至包括標點符號,都仔細推敲。當大家認為可以印刷的時候,他還建議再改幾遍。他説:“嚴謹是做學問最起碼的態度,可不能在知識界裏當奸商啊!”
馬祖光治學嚴謹,對學生要求嚴格,在學校是出了名的。他有時精益求精已到了“過分”的地步。學生説:“明明幾個數據就可以證實的實驗,馬老師非要求採集更多的數據。在實驗過程中,他對每一個操作細節都要求得很嚴,他常説,這些看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對於精密的儀器,有時輕微的局部變化都會給實驗造成一個岔路口。”
馬祖光培養學生一絲不茍,責任心極強。每位博士生開題,馬祖光必須參與,幫助學生選題、分析、查資料。對學生的每個課題,他都挂在心上,查找大量的相關資料。學生常常説:“我們要做的課題所掌握的材料,還不如馬老師掌握的多。”
博士生答辯前,馬祖光要求學生把論文至少提前幾週交給他,他要仔細閱讀和修改。他妻子説:“老馬常常在夜裏一兩點鐘的時候,還坐在床上看學生的論文。每個不準確的數據、不準確的英文翻譯,從遣詞造句到標點符號,他都用紅筆圈出來,第二天讓學生去修改,一遍不行兩遍,直至再也找不出一點毛病為止。我勸他快睡覺吧,明天再看,他總説,明天就要把論文交給學生。有好多次改論文,他夜裏都犯了病。唉,老馬太累了…… ”
巴基斯坦只給達尼提供了4年的留學經費,眼看簽證期限就到了,達尼很著急,就跟馬祖光商量做實驗時能不能簡化一點,馬祖光堅決不同意。他理解達尼的心情,幫達尼查資料,做了大量的工作。達尼做的是一個新領域的課題,他的論文馬祖光至少改了7遍。最後論文被刊登在一本國際權威雜誌上,還被評為哈工大優秀博士論文。
博士生、碩士生每次答辯,馬祖光總要親自參加。有時馬祖光惟恐忘了時間,再三囑咐同事一定要提醒他。馬祖光的同事説起這些事都很感動:“博士生答辯的時間長,年邁的馬老師從來不遲到,不早退,常常一整天跟我們一起認真聽,不斷詢問,並堅持聽完每個答辯。”
馬祖光的秘書講,有一段時間他的腳浮腫得很嚴重,同事和家人都勸他住幾天院。正巧這時有個博士生答辯,馬老師一定要堅持參加完答辯後再去住院。
就在馬祖光逝世前 1周的時間裏,他已感到很不舒服了,但還是連續參加了碩士和博士學位的論文答辯。“我們都希望馬老師給我們把關,但沒想到,他太辛苦了,太累了……如果我們知道會這樣,一定要勸他回去……”他的研究生含淚哽咽著説。
學生們從馬祖光的嚴格要求中,感到的是殷切的期望,是溫暖和慈祥。對於已經畢業的學生,馬祖光依然關心他們的成長。學生們也很信任馬祖光,常常寫信來嚮導師彙報他們的近況。看到學生的每一個進步,馬祖光都發自內心的高興。學生有什麼困難,他總是盡最大努力幫助他們。前幾年他的學生張春娥畢業後去了四川工作,去年準備出國,她打電話來請馬祖光幫她整理成績單、寫推薦信。馬祖光跑圖書館,跑教務處,一樣一樣地把材料準備好給她寄去。
作為一名科學家,科學是他的事業;作為一名教師,培養本科生成才,也是他的事業。每一項事業都凝聚著他的心血。馬祖光認為本科生的培養就像塑造一塊塊毛坯一樣,不求很專,但一定要強調基礎,強調動手能力和實驗能力。
擔任多年教研室教學主任的王雨三説:“我每次制定或修訂教學計劃時,馬老師必親自參加,他一定要堅持兩條:一是不能削弱基礎課內容;二是實踐環節要加強。他強調物理實驗要多做,生産實習不能停。光電子技術實驗室永遠都是向本科生開放的。前些年,在實習經費很少的情況下,學生們到天津、北京的實習也從未中斷。他常説:‘我們不能誤人子弟,要精心培養合格的學生。'”
“馬老師作為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是先進的。他主張寬基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1999年,我剛到教務處工作,在制定專業調整後新的教學計劃時,曾請教過馬老師。他對我説,一定要抓好基礎性教學工作,基礎打好了,擴展到其他專業也容易。受馬老師的啟發,我到教務處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注重基礎研究的新的教學計劃,我的很多工作是受了馬老師教育思想的影響。”青年教師張中華回憶恩師對他的影響感慨頗多。
在哈工大,馬祖光是呼籲博導、教授上講臺給本科生講課的倡導人之一。就在他去世前一個月,他還應邀到二校區為學生作題為《做人與做事》的講座。那天馬老師很不舒服了,老伴勸他:“你身體不好,二校區還挺遠,就別去了。”可馬祖光説:“二校區的學生都在等著我,我不能辜負他們的熱情呵。”講座中同學們被馬祖光的人格深深打動了。講座結束後,學生們圍著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問這問那,這一聊又是兩個小時,到家時已是夜裏11點多了。
馬祖光的秘書也是在職博士生鞠有倫説:“馬老師經常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小朋友的信。他們在信中好奇地詢問激光方面的知識,有些問題千奇百怪。每次接到這樣的來信,馬老師都儘量回復。然後把這些信交給我寄出去,每次他還不忘給我郵費説:‘這是我的私人信件,別用公家的錢。'”
大家都説馬祖光就像慈祥的家長一樣,因為他總是把集體和大家的事看得很重,處處操心,而把自己的事看得很輕很輕。一位青年教師、馬祖光的學生回憶説:“有一年,我得了比較重的病,當時心情不好,第一個想告訴的就是馬老師。他接到我的電話很著急,建議我去北京治療,讓我去找他在衛生部工作的一位好友。當時我很感動,馬老師自己有病,愛人有病,都不麻煩人家,為了我,他卻要向人開這個口……”
凡是和馬祖光接觸過的人都説:馬老師是個真正的好人,心裏總是裝著別人,惟獨沒有自己。只要別人有求他,他都盡心盡力地幫忙。他幫助過很多人,他把幫助別人看做是自己應盡的義務。但他有困難,卻從來不向人張口,總怕給別人添麻煩。
馬祖光就像一隻蠟燭,隨時可照亮周圍的人。他一生都在辦專業,一生都在培養人,一生都在關心人。他像春雨潤物,感化著周圍所有的人……
淡泊名利,高風亮節。“事業重要,我的名譽不算什麼。”他功成不居,坦坦蕩蕩,人格魅力凝聚人心
評院士,中科院在審閱馬祖光的推薦材料時,卻有這樣一個疑問:馬祖光作為光學領域的知名專家,他的貢獻在光學界是有目共睹的,可在許多論文中他的署名卻在最後。“這就是科學家馬祖光的人格魅力所在。”在和馬祖光合作的同事及學生的眼裏,馬老師的署名雖然在最後,但他的貢獻卻是第一位的。在航天學院關於馬祖光的論文署名一事,早已成為美談。
劉國立不會忘記,當年馬老師決定讓他出席全國激光會議,並在會上宣讀論文《紫外激光激勵鈉二聚物的 2.50-2.56微米激光》。這是根據馬祖光提出的理論首次發出激光、屬於世界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馬祖光做了很多工作,劉國立自然把馬祖光的名字寫在了第一位。當劉國立在四川開會前,收到由馬祖光最後修改的論文時,他發現論文中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而馬祖光的名字又排在最後一位。
老教師王月珠也不會忘記:“馬老師剛從德國回來時,他把自己在國外做的許多實驗數據和照片交給我,讓我測試。論文他改了三四遍,我便把他的名字署在了前面,他堅決不同意,最後還是把他的名排在了最後。”
這樣的事,教研室每一個人都遇到過,並且不只一次。
馬祖光的同事説:“教研室的許多教師和研究生的課題方向都是馬老師提出來的。這些課題他都親自定方案,親自指導,定期檢查,按理説,馬老師的名字署在第一位,這在學校裏是很正常的。但在論文署名上馬老師卻讓和他合作的每一個人深受感動。幾乎每一篇論文的署名都有這麼一個過程:別人把馬老師排在第一位,馬老師立即把名字勾到最後一位,改過來勾過去,總要反復多次。根據教研室的規定,通常需要馬老師對發出的稿件進行最後把關。所以,馬老師又把封皮一換,重新署名,自己仍排在最後。他總是説: ‘ 事業重要,我的名不算什麼。'”
提起這些,老教師胡孝勇、尚鐵梁都深有感觸地説:大公無私,是馬老師突出的美德之一。他為別人的課題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花了大量的心血,這和有的人在學術研究中的種種自私自利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馬老師做了別人能做而沒有做的事,這就是他的平凡和偉大。他做人真實、坦蕩,從來不為自己的前途設計。
馬祖光把科學研究看做大家共同的事業,把自己的名譽看得很輕。作為我國“863”第一批領域專家,他在國內學術界威望很高。正因為有這樣的影響力,馬祖光為教研室爭取了多項國家“863”課題、自然科學基金和國防課題。可以説,80年代和90年代哈工大激光教研室的絕大多數課題,都是在馬祖光的指導下爭取來的,並根據他的學術思想確定的。
馬祖光的心裏有一本賬,哪個課題適合哪個同志幹,他清清楚楚。他根據每個人的特點,把爭取來的很多課題分出去,並讓別人當課題組組長。跟他工作多年的一位老教師説到這樣的事,很感慨:“老馬呵,一點兒私心都沒有,是真正為事業著想的人。他高尚的學術道德不是現在的學術&&人都具備的。”
馬祖光並不是把課題分給別人就不過問了,而是從立項、設計方案到解決關鍵問題,從中期檢查到修改論文、發表論文,他都嚴格把關。哪個課題組有問題解決不了,他或是全力幫助,或是組織人馬,集體討論,以求找出最好的方法。他的同事説:“在討論的過程中,馬老師非常民主,別人的話他總是用心聽完,從不打斷。無論是學生還是知名教授,和他討論都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他把自己的成果和經驗看做是集體的財富。 30多年來,他收集、積累了大量資料。一本本小冊子、一張張卡片,記滿了各種實驗數據和計算公式,誰需要他就給誰看。他把歸納、整理、翻譯的資料裝訂成冊,別人需要時,就不嫌麻煩地拆下來。教研室每一個同事都有馬老師的文獻卡,經常得到馬老師的指點。他妻子説:“老馬在家時,經常是不嫌麻煩地為別人翻箱倒櫃地找資料。”
有人埋怨馬祖光總是無私地向同行“洩露機密”,馬祖光卻説:“科學是祖國的科學,能讓更多人分享成果,整個國家的這一領域不就進步了嗎?培養人才沒有什麼門戶之分,哈工大的學生都是我的學生,別的學校的學生找到我,我也得幫助人家。”
有一年,一位大連理工大學的學生聞聽馬祖光的大名,在博士論文答辯時,寫信給馬祖光請他做答辯委員會的委員。馬祖光對那個方向不熟悉,就寫信給他推薦了別的領域的專家。有的外校學生得到過馬祖光的幫助後,回校跟同學説:“考博一定要考哈工大,那兒有位非常好的老師馬祖光。”“這樣的事太多了,在馬祖光看來,培養人才是為國家培養,他想的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學校,而是一個國家。”學生們都這樣説。
“我的一個博士生去請教馬老師一個問題,他當時就説‘這個我不行,我幫你找別人。'我很感動,一個大專家能用平常心對待自己,不懂不裝懂,不敷衍學生,這不是每個知識分子都能做到的。”哈工大的一位博士生導師對這件事記憶深刻。
劉國立回憶説:“1983年,激光實驗室進口了一台先進的多種氣體準分子激光器,一個兄弟單位派人來學習,馬老師熱情接待,他毫不保留地讓人家看個夠。從德國回國,他在中科院作了題為《激光光譜的發展和激光材料》兩場報告,非常受歡迎。那時在國內開展光譜研究的很少,有的單位研究的內容對外都保密,可馬老師除了給人家講自己的成果外,還介紹了國外的先進技術。當時我們許多人都埋怨馬老師,沒有像他那樣的大傻帽兒了。”
他曾幫助安徽、上海、牡丹江等單位的有關人員做了許多工作,毫無保留地為他們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資料。在他的幫助下,有的單位做出了重要成果。
對有的科研單位間互相“封鎖”、“保密”的現象,馬祖光説:“學術界這種風氣不好。搞學問的態度應該是大膽地對人家公開,歡迎大家超過我們。”對這種現象馬祖光説得坦坦蕩蕩:“我也知道他們那麼做不對,但我們這樣做,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都在中國,不算失。”
教研室的老師和學生往國外雜誌寄論文或者寄參加國際會議的論文,馬祖光都必須親自審查,而且審查得非常嚴格,包括科學原理、論證過程、甚至英文翻譯、語法習慣等。他説:“論文不僅代表個人,還影響專業、學校,甚至國家的名譽。”
有人問馬祖光:“你這樣做,不是太虧、太累了嗎?”他説:“對同志不該留一手,這是最起碼的道德標準。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科學工作者應該具有這種品德。”
關於馬祖光評院士一事,其實誰都知道,如果他為自己進行“院士建設”,他早就當了院士,但他求成不求名,首先規劃的是學科,而不是自己。
早在 1996年,王大珩院士來哈工大考察時就説:“小馬(馬祖光)該申報院士了。”這位學術界泰斗的話不是輕易出口的,而馬祖光卻沒把這話放在心上。
從 1997年開始,哈工大為馬祖光申報院士。他不但不同意申報,還讓王雨三把申報材料從校人事處追回來。
馬祖光總認為自己不夠院士的水平。他説:“很多比我優秀的學者並沒有成為院士。”知道他評院士過程的人,都知道他的話是實實在在發自內心的。
1999年,推薦院士不需要本人簽字,學校有關方面已將材料寄出。馬祖光知道後,竟給中科院寫了一封信:“我是一個普通教師,教學平平,工作一般,不夠推薦院士條件,我要求把申報材料退回來。”他十萬火急地用特快專遞把信發出去。有人認為他不在乎院士的頭銜,其實這是他太過於珍重這個榮譽了。
2001年,新的評審規則要求必須有申請者本人簽字。當時學校和院裏很多人都做過馬祖光的工作,但他堅決不同意簽字,這給申報工作帶來了難題。在申報的最後一天,人事處的一位領導實在沒辦法,就去找校黨委書記李生,請李生書記以校黨委的名義出面做馬祖光的工作。
黨委書記李生回憶説:“當時我們去了馬老師家。馬老師還是堅決不同意把他作為院士候選人。他説:‘我年紀大了,評院士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應該給年輕的同志評。我一生只求無愧於黨就行了。'沒辦法,我就動之以集體榮譽,曉之以黨性原則,跟他談了許多。告訴他,你評院士不是你個人的事,這關係到學校,是校黨委做出的決定。你是一名黨員,應該服從黨委的安排。馬老師説:‘我這一輩子都聽從黨的安排。'我立即接過話頭説:‘那好,你再聽從一次。' 在這種情況下,他最後終於同意簽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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