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的光彩史學

央視國際 2003年03月21日 10:06

　　在白壽彝先生70餘年的治史生涯中，他的民族史研究、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國通史研究是相互聯絡相互促進聯結成一個整體的。他對20世紀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和發展作出突出貢獻。先生的史學業績凝結著民族精神、時代精神。

　　振興民族的追求

　　幾十年來，先生的史學研究體現出對國家對民族的熱愛，對振興民族的熱望。先生晚年，特別強調歷史教育的重要意義。他説：當代史學家要使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有意義，有價值，對人民有好處，就不能沒有時代感。我們説的歷史感，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要從我們所面臨的歷史時代的認識水平去研究歷史，闡述歷史；又一方面，是我們對歷史的研究和闡述要反映時代的要求。這就是説，我們不能脫離時代去認識歷史；而且只有當我們正確地認識了歷史的時候，才能深刻地理解當今的時代，更好地為時代的要求服務（《面臨偉大的歷史時代》）。

　　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在自己的母校河南大學，在各地在各種學術會議上，都指出學習歷史，總結歷史興衰具有的重大意義。歷史教育從根本上説，是歷史前途的教育，我們的祖國前途怎麼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前途怎麼樣？這是學歷史的很重要的大問題。歷史學家不會算命，但是，總的形勢是可以説上的。我們總結歷史的經驗，最近的經驗總結很重要，“五四”以來的經驗很重要，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的經驗很重要。但我們學歷史，還要把幾千年來的歷史都加以總結，要盡可能地對外國歷史有所了解，這對於我們觀察歷史前途有好處。（《歷史工作者的光榮職責》）我們的時代是偉大的，我們的任務也是偉大的。史學工作者的最大的任務，是用他們在歷史科學方面的智力來推動歷史的發展，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事業增添一磚一瓦（《面臨偉大的歷史任務》）。

　　白壽彝先生熱愛母校河南大學、關心母校的發展。1982年9月，白壽彝先生參加河南大學第七次教學、第十二次科學討論會及學校誕辰70週年慶祝活動，作了《關於目前史學的幾個問題》和《開創史學工作新局面》兩個重要的學術報告。他結合自己半個世紀以來從事史學教育、史學研究的實踐經驗，論述歷史教育、史學遺産、開闊視野、壯大隊伍等一系列有關史學工作的重大問題，指出歷史教育應當使學生正確認識時代，擔負起時代所賦予的責任，從而培養學生的歷史感和時代感；歷史教育的內容應當包括革命傳統教育、民族團結教育、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人類對自然進行鬥爭的教育、民族愛國主義教育和歷史前途的教育。

　　他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時代聯絡在一起，和中華民族振興緊密地聯絡在一起，這正是他的史學光彩奪人的地方。

　　與時俱進的不斷的開拓精神

　　白壽彝先生一生治史中，引人注目的閃光地方，是他隨著時代不斷前進，不斷創新。他總是不滿足已有成績，用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不斷進取，用他的話來説，是“學步”，是不斷“摸索”、“探索”。

　　他十分尊重自己的民族史學傳統、從史學遺産中體察史學史研究的內容，把民族史學的優秀遺産稱作是“花圃”。同時他又提倡史學必鬚髮揚史學研究的“自得”精神，要有“成一家之言”的勇氣。

　　白壽彝先生強調史學研究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作為指導，這是歷史研究的根本大問題；同時他又強調在理論上的創新。在多卷本《中國通史》的導論卷中，他在論説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特點、論説生産力與生産關係、國家職能、多種生産形態並存，以及思考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與特點等，都是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提出自己的認識。

　　史學理論史學史領域是他最有創獲的領域之一。新中國建立後，他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上成績是巨大的，發表了一批重要學術論文，寫出了《中國史學史教本》。但他檢點自己的研究時，還是指出了其中的不足：“試圖用戴帽子的方法去解決問題，還不能對問題進行具體的分析”。晚年，他在主編、撰寫多卷本《中國通史》的同時，又在思考史學史學科發展的重大問題。在民族史研究上，他同樣是從一個境界走向另一個新的境界。

　　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同志寫信，對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出版表示祝賀，江澤民同志的信，論述了當代史學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體現了我們黨對史學工作的高度重視，是對白壽彝先生、對我國史學工作者開拓創新的肯定。

　　先生創造出驕人的業績，留下一座文化寶庫，留下照人的光彩，但他又總是不滿足，在生命最後時刻還惦記著新的研究項目。

　　關注中國21世紀歷史學發展的心願

　　白壽彝先生關注中國史學的發展，強調總結中外史學遺産、發揚民族史學優良傳統，對推進中國歷史學發展具有的重要意義。20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他就提出要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他生前的最後一篇文章《新世紀的展望》，這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文章談到新世紀的特點，論説了21世紀史學發展的總方向等重大問題。他説：“我們的史學研究工作在21世紀中，若想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那就必須要求研究工作者除了應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堅實的研究基礎外，還應有史學家的氣魄、器識和胸懷。”這段話凝結了先生的治學經驗，是對新世紀中國史學工作者的望期。（吳懷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