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愛蓮，歷任中央戲劇學院舞蹈團團長，北京舞蹈學校校長，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團團長，中央芭蕾舞團藝術指導、顧問，中國舞協主席，中國文聯委員，國際拉班舞譜學會副主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舞蹈理事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名譽主席，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六至八屆全國政協常委。

　　在北京西郊華僑公寓那幽靜而花木葳蕤的院落，筆者如約來到戴愛蓮先生的寓所叩響了門扉。門輕輕打開了，戴先生依然輕盈的步伐和甜美的微笑映入眼簾，那微笑猶如春日陽光般燦爛。一位姿態優雅的女士接過筆者祝賀戴先生89歲生日的鮮花，她是戴先生的學生，不久前從中央芭蕾舞團退休，現在負責照顧先生日常起居。

　　走進戴先生的客廳，頓覺身心融入濃郁、高雅的藝術氛圍。李鐸墨跡酣暢的題詞：“德藝雙馨”，黃苗子極見功力的題詞“風舞”，葉淺予多幅描繪戴先生年輕時優美舞姿的國畫：“天竺獻花節”、“藏族少女”、“維吾爾族少女”……令人目不暇接。沙發上方黃永玉的巨幅《彩墨紅蓮圖》尤為搶眼：一隻白鸛飛翔于墨荷紅蓮之間，飄飄欲仙，畫中題詩曰：“健羽衝寒玄，池塘色更鮮。昨宵風雨後，萬朵燦紅蓮。”戴先生説：這是當年打倒四人幫後，黃永玉以地板為畫案為她即興創作的。與這些書畫精品相映生輝的，則是擺放在茶几、書案各處的海內外各種民族舞蹈造型的精美工藝品，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一尊主人的雕像，那是英國著名雕塑家維利?索科普1939年精心之作的複製品。原作與世界其他三位傑出的女舞蹈家雕像共同陳列在英國皇家舞蹈學院的接待大廳，這是英國舞蹈界給她的殊榮。在這尊石雕頭像的揭幕式上，戴愛蓮深情地説：“榮譽屬於我的祖國。”與會嘉賓聞聽，無不為之感動。

　　見到這位享譽世界的舞蹈大師，筆者不禁深感驚嘆，已屆望九高齡的她，依然耳聰目明，思維敏捷，體態矯健，舉手投足間，不失昔日風采。雖然她的漢語講得仍不如英語流利，但訪談依然暢達，於是筆者的思緒也便倏然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

　　從特立尼達到英國倫敦

　　1916年，戴愛蓮出生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向風群島最南的島嶼──5128平方公里的特立尼達島。那是個富庶的熱帶島嶼，農牧業及石油産業均極為發達，與相鄰的多巴哥島一起同為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海外領地。

　　説來有趣，戴愛蓮原名吳愛蘭，英文名愛琳，祖籍廣東新會縣，算來與新會舉人梁啟超也該是同鄉。其曾祖父到西印度群島經商謀生時，被同鄉稱為“阿大”，而在廣東客家話裏，“大”與“戴”同音，久而久之，吳家竟改姓“戴”了。而戴愛蓮14歲時隨母親到倫敦定居後，又將“愛蘭”改成“愛蓮”，遂沿用至今。戴先生説：“我愛蓮花的純真之美，更愛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品格。”

　　特立尼達如火的熱帶風情，連同法屬非洲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印度人及華人所帶來的多元文化潛移默化地熏陶著小愛蓮。她從牙牙學語時便開始學鋼琴，5歲起學習舞蹈，7歲登臺表演她自編自演的獨舞《小雞》，那活靈活現的神態和充滿稚氣的生活情趣不時博得觀眾的熱烈掌聲。

　　10歲的愛蓮進入當地舞蹈學校學習芭蕾，那期間，她非常投入，學得如醉如癡。在三姐妹中，愛蓮年齡最小，雖然聰穎異常，卻有些嬌慣自己，脾氣難免大了些。為此，母親便時時以中華禮儀教誨她如何做人，即使對家裏的傭人，也必須使用“請”、“對不起”、“謝謝”這樣的禮貌用語。戴先生深情地回憶説，母親對她一生的影響最大，從母親身上，她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至今，母親當年對她的諄諄教誨仍言猶在耳。

　　酷愛舞蹈藝術的戴愛蓮在14歲那年，由母親陪同來到倫敦，當時的倫敦堪稱舞蹈教育的重鎮，大師雲集，人材濟濟。戴愛蓮先拜在英國芭蕾大師安東?道林門下學藝，接著進入蘭伯特芭蕾舞學校學習，後又師從著名芭蕾舞蹈家瑪格麗特?克拉斯克深造。在幾位大師級舞蹈家的精心哺育下，在嚴謹而科學的芭蕾教學體系的一步步培養中，戴愛蓮伴隨辛勤的汗水和收穫的愉悅在芭蕾藝術殿堂昇堂入室，幾臻化境。

　　她成為現代舞蹈理論之父拉班的學生

　　1936年，世界仍處於經濟大蕭條中，戴愛蓮的父親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所經營的商業終被波及而難以為繼。她沒有向困厄低頭，靠勤工儉學繼續堅持學業，課餘做模特，抄樂譜，教舞蹈，甚至幫人做家務、打掃衛生，有時到倫敦藝術家沙龍表演舞蹈，或去電影製片公司、劇場當臨時演員。她的早期舞蹈作品《波斯廣場的賣花女》、《楊貴妃》、《葉花子》、《傘舞》、《垂柳》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出來的。

　　談起這些舞蹈的創作，老人情不自禁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那時在倫敦，我看到有人跳日本舞《花柳流》、印尼的爪哇舞、烏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可就沒有人會跳中國舞，這大大刺傷了我的民族自尊心，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中國人。”老人敘説著，字字似乎擲地有聲：“我在海外長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時，沒有機會接觸中華民族文化，可我是個中國人，我要找‘根’。為了解中國的歷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去找，通過英文寫的中國歷史來了解我的祖國。並且，我立志要尋找中國舞蹈，儘管我還不知道中國民族舞蹈是什麼樣子。就這樣，我從歷史書中去尋找題材並根據自己的想象創編了《楊貴妃》、《垂柳》等舞蹈，這些作品現在看來很粗淺，但這是我走近中華民族舞蹈藝術寶庫邁出的可貴的第一步。”

　　一個偶然的機會，戴愛蓮觀賞了德國著名現代舞藝術家瑪麗?維格曼熱情奔放的表演，她感到強烈震撼，因為她從未看到過如此感人、又如此令人難忘的舞蹈。當時，維格曼劇團在倫敦設有舞蹈工作室，她便前往求學。在如饑似渴的學習中，她深感現代舞自由奔放，感情不受束縛，有極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遺憾的是缺乏完備的表演體系，而古典芭蕾則恰好與之相反。於是，戴愛蓮大膽提出現代舞蹈與古典芭蕾應相互借鑒、優勢互補的學術見解，以期達到互利雙贏的新境界。然而，由於當時古典芭蕾與現代舞派之間門戶之見甚深，一時難以彌合，老師又深恐她的觀點影響其他學生，無奈之下，她被迫退出維格曼舞蹈工作室。

　　挫折沒有動搖戴愛蓮學習現代舞的決心，她發現著名的尤斯芭蕾舞團在表演上採用了形體動作與內在感情緊密結合的方法，使表演既呈現出良好的舞蹈技藝，又具有豐富的表現力，這使她興奮不已。後來，她在自己的表演中吸取了這一方法，收效甚佳，迭獲好評。不久，她獲得著名的尤斯?萊德舞蹈學校獎學金進入該校學習現代舞，並有幸成為現代舞蹈理論之父、拉班舞譜發明人魯道夫?拉班的學生。這位傑出的舞蹈理論家有關情感的表現方法與舞蹈表演技術的理論和他的拉班舞譜，對力求完美、勇於開拓的戴愛蓮後來的舞蹈創作及畢生的藝術追求，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她踏上了歸國的漫漫旅程

　　早在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時，15歲的戴愛蓮雖然遠在異域，卻十分牽掛祖國的命運，她不懂中文，便時時關注英文報章關於中日戰事的報道。

　　1937年“七?七”事變後，祖國全面抗戰爆發，戴愛蓮心中極不平靜，她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惦記著億萬同胞在戰火中的悲慘處境。當時英美不少頗具正義感的有識之士非常同情中國軍民的抗戰，他們組織了“援華運動委員會”，做了大量工作，抵制日貨，組織募捐義演。戴愛蓮儘管自身生活十分清苦，仍滿懷激憤參加該組織的各種援華活動，在義演中，她創作並演出的《進行曲》、《警醒》等舞蹈謳歌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抗戰壯舉，在英倫三島激起巨大反響和廣大公眾的強烈共鳴。戴愛蓮先生回憶説，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來中國之前也在這個組織工作，雖然當時她還不認識白求恩大夫，但每當想起曾和他在一起並肩“戰鬥”，心中仍深感自豪。

　　在友人那裏，戴愛蓮讀到一本書，就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從這本書裏，她知道了中國的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和在延安窯洞的中國共産黨人，他們為理想而奮鬥的精神深深感動了她，從中她也看到了中國的希望。而此時，德國法西斯戰爭機器橫掃歐洲，繼敦刻爾克英法盟軍大撤退後，在英吉利海峽和不列顛上空，英德戰機正進行人類史上規模最大、也最慘烈的空戰，倫敦也遭受到德國轟炸機群不分晝夜的無差別轟炸。親身體驗到法西斯殘暴的戰爭罪行，使戴愛蓮更渴望回到祖國參加抗戰，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她要和祖國的同胞在一起。

　　在二戰烽火中回國談何容易，戴愛蓮開始了一次次努力。她在報紙招聘廣告中看到一位英國婦女要去香港，想為孩子找個同行的“保姆”，便上門應聘，但人家看她像個學生，實在太年輕，擔心難膺此任，沒有同意。後來，她又希望在遠洋客輪上找份工作，以便尋找機會回國，但多次聯絡未果。最後，她找到了中國駐英使館，一位叫張樹理的使館官員專門負責安排旅英中國留學生回國事宜，他認識戴愛蓮，深為她回國參加抗戰的誠意所感動，便對她説：“你生在國外，沒有中國護照，不能按留學生身份送你回去，但我知道你一直想回中國。等我安排完留學生，我一定會幫你弄一張回國的船票。”不久，張先生真的把一張去香港的船票交到了戴愛蓮手中，她歸心似箭，于1939年底乘上這艘駛往遠東的英國郵輪，踏上前程未卜的漫漫海上旅程。

　　在宋慶齡辦公室舉辦婚禮

　　1940年初，經過兩個多月的海上顛簸，戴愛蓮乘坐的英國郵輪終於駛達了香港，正在香港的宋慶齡迅即派她的秘書廖夢醒前去約見這位著名的青年舞蹈家。直到這時，戴愛蓮才知道，她在倫敦參加的許多募捐、義演所籌集的抗日捐款，大都由“援華運動委員會”轉給了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並通過同盟轉交到中國抗日軍民手中，因此，宋慶齡早就聽説過她的名字。

　　戴愛蓮從小就對孫夫人宋慶齡非常敬仰，能和宋慶齡會面，她自然喜出望外。一見面，宋慶齡就熱情而親切地拉著她的手，説：“我們有一個‘保衛中國同盟’的組織，主要工作是為抗日募捐，為前線將士採購藥品，你能參加我們的活動嗎？”面對孫夫人的邀請，戴愛蓮很激動，當然責無旁貸。於是，她與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施奚貴同臺合演了一台晚會，她的中國題材舞蹈《進行曲》、《警醒》、《楊貴妃》等令香港公眾耳目一新，獲得極大成功。其後，她又潛心創作了《遊擊隊的故事》、《東江》等一批反映中國抗日軍民戰鬥風貌的舞蹈，在香港舉行專場義演，她將熾熱的愛國激情融入精湛的舞蹈藝術之中，觀眾無不為之動容，捐款空前踴躍。

　　在香港，戴愛蓮生平第一次接觸到國內如此眾多的文藝界名人，而葉淺予、馮亦代、馬國良、丁聰等著名畫家亦紛紛為她作畫。有一次，戴愛蓮練完功，發現排練現場有一幅速寫畫得非常生動傳神，不禁引起她的極大興趣，而這幅速寫的作者就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葉淺予先生。在一次募捐義演活動後，戴愛蓮和葉淺予在宋慶齡辦公室舉行了簡樸而隆重的婚禮，兩顆年輕的心在藝術激情的撞擊下結合在一起，宋慶齡高興地做了他們的主婚人。

　　戴愛蓮想去延安的心願始終沒有改變，與葉淺予結婚後，他們再次向宋慶齡提出這個想法，得到了宋慶齡的支持。然而，葉淺予因為工作上的需要，必須先去重慶一趟。而此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立即陷入危險之中，戴愛蓮、葉淺予夫婦迅即撤離香港，取道桂林，來到陪都重慶。

　　她跟周恩來學跳陜北秧歌

　　到達重慶後，戴愛蓮和葉淺予住在一個文化界朋友家裏。一天晚上，這位朋友宴請幾位賓客，飯桌上，郭沫若正好坐在戴愛蓮對面。她對郭沫若早有耳聞，見他舉止儒雅，言語不俗，心中十分仰慕，晚飯時便總是和他交談。當時，坐在戴愛蓮旁邊的是一位“周先生”，主人介紹時稱他為“周師長”，她一聽，以為是國民黨的一位將軍，便不想多答理。雖然，她也感覺這位“周師長”風度翩翩，頗有大家風範，但當對方和她説話時，她總是短短數語敷衍一下而已，整個晚上一直和郭沫若聊天。飯後回到房間，葉淺予問她：“你知道你旁邊那個人是誰嗎？”她回答不知道，葉淺予告訴她：“真是糊塗，那就是周恩來呀！”幾天后，戴愛蓮、葉淺予登門拜訪周恩來，她對鄧穎超大姐講起那天自己失禮的笑話，鄧穎超聽後，大笑不已。葉淺予向周恩來表達了想去延安的心願，周恩來聽後，微笑著説，你們在大後方的用武之地比去延安大得多，因此勸他們留在重慶。周恩來的指點使他們深受啟發，遂決定繼續留在重慶為抗日多做工作。

　　此後，戴愛蓮與周恩來、鄧穎超的關係更加親密，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每逢週末都要舉辦文藝活動，戴愛蓮總要趕來參加。她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當年周恩來親自教她跳陜北大秧歌的情景，她回憶説，周恩來一邊邁著秧歌步，一邊擺動著手臂，嘴裏還念著節奏，教得非常認真，身法、手法、步法都十分到位。戴愛蓮深感驚訝，沒想到中共高層領導人周恩來的大秧歌竟然跳得這麼好。

　　在重慶期間，戴愛蓮先後到國立歌劇學校舞蹈教研組和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電影係任教，開始培養自己在國內的學生。這一時期，她深切關注社會現實和民生苦難，創作了不少優秀舞蹈作品，其中舞蹈《空襲》有力地控訴了日軍野蠻轟炸的殘暴罪行，《思鄉曲》則傾訴了淪陷區難民背井離鄉的愁苦與滿腔悲憤。有一天，戴愛蓮看見一個小孩被一個大人打得很兇，便上前質問：“這是你的孩子啊，為什麼要這麼打他？”那人卻冷漠地回答：“這不是親生的，是買來的。”這件事使她深感震驚，她據此編了一個舞蹈《賣》，深刻揭露和鞭撻這一戰時社會的醜陋現象。她和著名舞蹈家吳曉邦、盛婕一起，在陪都重慶舉行了“舞蹈發表會”，用他們創編的舞蹈控拆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歌頌愛國軍民不屈的戰鬥精神，在二戰最艱難的時刻，鼓舞全國民眾堅持團結抗戰，去奪取最後的勝利。

　　1944年，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邀請戴愛蓮到育才學校開辦舞蹈組。戴愛蓮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十分欽佩，儘管育才學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極為艱苦，她還是高興的答應了這個邀請。那時學校師生吃的米飯有時是發黴的，菜也只有少許黃豆、豆腐渣，大家都穿草鞋，沒有教室，搭個露天舞臺就算是舞蹈教室。戴愛蓮不畏艱苦，她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如何愛國，盡心盡力培養中國未來的舞蹈人才。在育才學校，只要熱愛舞蹈，不管身體條件好，還是差，她都因材施教。她認為，中國的未來，不僅需要舞蹈演員，還需要舞蹈編導、舞臺美術設計師，舞蹈藝術的工作很多，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上世紀四十年代，戴愛蓮飾演《老背少》

　　中國舞蹈的奠基之作：“邊疆音樂舞蹈大會”

　　對戴愛蓮的舞蹈人生來説，她曆盡艱辛回到祖國的心願之一，就是尋覓中華民族舞蹈之根。為此，她以極高的熱情汲取著中華傳統文化，從國畫大師張大千和作為她夫君的著名畫家葉淺予那裏，她獲益良多。同時，她研究民族學，繼而追索到人類學，誠如屈原在《離騷》中所吟唱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她發現，中華民族舞蹈之根就在各民族之中，這一發現令她無限欣喜，在丈夫的伴同下，她踏上了舞蹈尋根之旅。

　　先是瑤山，後來是川北、西康，甚至大西北新疆，抗戰時期，條件之艱苦，自不待言，而戴愛蓮義無反顧，一路前行。她回憶説：“當時去西康地區，山間的道路既狹窄又濕滑，不時有山石坍塌，而旁邊就是萬丈懸崖，一不留神就會跌下去摔個粉身碎骨。”然而戴愛蓮毫不退縮，她太摯愛自己的祖國了，在她的心中，祖國很具體，就是中國人，中國的民族，中國的文化，中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那濕滑的山路，坍塌的岩石。她要用最美的舞蹈語言，將自己深摯的愛國之情敘説出來。於是，在祖國的西南邊陲，西北邊疆，在村寨、山鄉、草原留下她深深的足跡。她向瑤族、彝族、苗族、藏族、維吾爾族同胞……采風學習，在篝火旁用拉班舞譜記錄了大量少數民族的原生態舞蹈，其中她用拉班舞譜記錄的八個藏族舞蹈，作為永久藏品現分別珍存在美國紐約舞蹈中心圖書館和倫敦舞蹈中心圖書館。

　　通過對中國民族民間舞蹈近三年的採集整理及潛心研究，引發了戴愛蓮猶如火山噴發般的創作激情，她的瑤族舞蹈《瑤人之鼓》，據桂劇《啞子背瘋》改編的《老背少》，溶入崑曲身段的《思鄉曲》，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嘉戎酒會》，藏族舞蹈《巴安弦子》、《春》、《甘孜古舞》，以及維吾爾族舞蹈《青春舞曲》、《馬車夫之歌》……一個個精彩的舞蹈噴涌而出。

　　1946年3月，她的心血之作──“邊疆音樂舞蹈大會”在重慶公演，山城轟動了，人們奔走相告，話題都是戴愛蓮和她的舞蹈，以及同臺演出的育才學校師生。接著，戴愛蓮帶領她的學生又在上海連續演出四場，迷人的音樂，動人的舞蹈，叩動著無數人的心弦，這股清新、健美的舞蹈之風一掃舊上海的靡靡之音，青年學生們紛紛跳起了她表演的中國民族舞蹈。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從此登上了現代藝術舞臺，中國舞蹈的奠基之作──“邊疆音樂舞蹈大會”也從此載入中華民族的史冊。

　　1946年秋天，戴愛蓮和葉淺予應邀訪問美國，向熱情的美國公眾介紹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演出沒有樂團，便由隨行的畫家丁聰吹竹笛伴奏。來自東方、頗帶神秘色彩的優美舞蹈和音樂使美國公眾如醉如癡，同樣引起轟動，加深了中美兩大“二戰”盟國人民之間在文化藝術上的溝通與了解。

　　訪美載譽歸來的戴愛蓮唸唸不忘開拓中國的舞蹈教育事業，她先在上海主持了私立上海樂舞學校的工作，接著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體育係和國立北平藝術學院任教。她將歐美最具代表性和最高級別的舞蹈藝術──切凱蒂學派的芭蕾舞教學體系和拉班現代舞技巧與理論，悉心傳授給她的學生，為中國新舞蹈事業培育了大批優秀人才。

　　她的事業如日中天

　　新中國的成立，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文化藝術工作的親切關懷，極大激發了戴愛蓮如火的工作熱情。她組建了華北大學文藝學院舞蹈隊，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舞蹈演員；在她的主持下，新中國第一個專業舞蹈團體──中央戲劇學院舞蹈團也如期誕生。與此同時，她領銜創作了大型歌舞《人民勝利萬歲》、大秧歌《祖國建設》和中國第一部舞劇《和平鴿》。在這部大型舞劇中，戴愛蓮擔綱主演，她亭亭玉立的優美舞姿，令所有的觀眾和同行都大為傾倒。

　　五十年代初，戴愛蓮眾望所歸，出任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1954年，她主持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舞蹈學校──北京舞蹈學校(北京舞蹈學院前身)，擔任校長；不久，她主持組建了新中國第一個芭蕾舞團──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團(中央芭蕾舞團前身)，擔任團長。戴愛蓮此時還是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常要抽出時間履行代表和委員的職責，但她不負眾望，全身心投入各項工作，其精力之充沛，令人驚嘆。在高度緊張、繁忙的工作中，戴愛蓮始終惦記著拉班舞譜的推廣，她創立了拉班舞譜委員會，親自開班教學，用拉班的現代舞蹈理念推動中國舞蹈事業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她以高超的編舞技法對流傳于隴東、陜北的民間舞“荷花燈”進行再創造，推出了力作《荷花舞》，並取材敦煌壁畫，借鑒戲曲中的長綢舞，創作了傳世之作《飛天》。1953年，由徐傑領舞的女子群舞《荷花舞》在柏林世界青年聯歡節參賽並獲獎；1955年，由徐傑和資華筠表演的女子雙人舞《飛天》在華沙世界青年聯歡節參賽並獲獎。1994年，這兩個舞蹈被國家確認為“20世紀經典”，至今仍久演不衰。

　　正當戴愛蓮的舞蹈事業如日中天之時，文革浩劫不期而至，作為舞蹈大師的她亦遭厄運。她被江青定為“活靶子”，扣上“資産階級反動權威”的罪名，被遣往“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和無休止的批判、折磨，身心均遭受殘酷迫害。然而，戴愛蓮對祖國和人民的摯愛絲毫沒有改變，她相信，曲折坎坷之後必將是光明的坦途。粉碎“四人幫”後，有人問她：“為什麼你不去海外？”戴愛蓮的回答令人動容，她説：“這裡是我的祖國！”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十年浩劫結束了，戴愛蓮已年屆花甲，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團藝術指導與顧問，嘔心瀝血培育著芭蕾新秀。張衛強、趙民華、郭培慧、馮英等青年演員在她的精心指導下，分別在英國皇家劇院、巴黎歌劇院和莫斯科大劇院“嶄然露頭角”；身患嚴重職業病的青年演員王才軍、汪齊鳳經她的鼓勵和引導，創造了奇跡，在首屆巴黎國際芭蕾比賽中獲獎；青年演員辛麗麗、楊新華在她一絲不茍的嚴格培訓下，創造了獨特的奧傑塔和王子形象，為祖國的芭蕾事業贏得國際大賽的金牌。

　　與此同時，享有“國際舞蹈大使”之譽的戴愛蓮不顧年事已高，不辭辛勞穿梭于亞、美、歐三大洲，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她説：“我要讓世界了解優秀的中國文化，也要把世界上優秀的舞蹈藝術帶給中國同胞。”她不斷到國外講學，出席國際舞蹈會議，擔任各種重要國際舞蹈大賽的評委。她精闢、獨到的學術見解，嚴謹公正的評論、判斷，贏得國際舞蹈界人士的敬重。1982年，戴愛蓮以高票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舞蹈理事會副主席。

　　1985年，戴愛蓮到英國舞蹈中心講學，她生動地介紹了中國民族舞蹈多姿多采的藝術形象和深刻豐富的文化內涵，令海外同行眼界大開，心馳神往。1986年，戴愛蓮赴美參加世界舞蹈聯誼會，在學術研討會上，她熱情介紹中國舞蹈的悠久歷史，演講極為精彩，與會專家聽得如飲醍醐，無不感佩。

　　1996年，香港演藝學院授予八十高齡的戴愛蓮“高級院士”稱號；2001年，美國俄亥俄舞蹈協會將“終生成就獎”頒授給她；2002年，國家文化部授予她首屆國家“造型表演藝術創作研究成就獎”。

　　2004年9月10日，恰逢北京舞蹈學院建院50週年紀念日，在節日般喜慶的氣氛中，戴愛蓮先生銅像揭幕儀式在主教學樓大廳隆重舉行，賈作光、白淑湘等眾多舞蹈界人士暨舞院師生共同見證了這一激動人心的時刻。這座栩栩如生的戴愛蓮先生銅像，出自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曹春生教授之手，其形神宛然，親切慈祥，觀者莫不讚嘆。精神矍鑠的戴愛蓮先生站在銅像前，激動地對師生們説：“沒有老師就沒有舞蹈學院，我向你們致敬。”而此刻，戴愛蓮先生連同她的雕像也正鐫刻在更多的人們心中，直至永遠。

　　戴愛蓮，一個不倦的舞者，她的舞蹈人生伴隨二十世紀的烽煙、苦難、抗爭和追求而融入歷史；她的舞蹈藝術凝集著東、西方文化精髓並因傳承著中華民族偉大的人文精神而成為永恒。她，就是“二十世紀經典”。（文／王學信《海內與海外》）

責編：周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