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與中國古代科舉的不解之緣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02日 13:52)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唐玄宗開元元年(717年),將原有的藏書機構乾元院更名為麗正修書院,後改名為集賢殿書院。此書院是皇家編、校、典藏圖書的地方,類似于皇家圖書館,不是教學機構。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書籍越來越多,供個人藏書、讀書、治學的私人書院逐漸出現。這些書院開始了授徒講學的活動,一種新的教育組織形式出現了。
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官學衰微,隨著明經科地位的下降,經學教育不受重視,而進士科地位的上升使得人們日益重視讀書作文,並興起了隱居讀書、習業山林寺院的風尚。受佛教禪林寺院的影響,一些有識之士在山林勝地創辦了書院。由於禪林大師講經説法,四方僧徒、信士雲集於此,這些私人藏書、讀書的書院逐漸演化為學者講學授徒,士子讀書求師並進行學術研究的專門教育機構,具有了學校性質。
宋初,朝廷的主要精力還用於征服南方仍在割據的地方政權,無暇顧及文化教育,官學幾乎沒有什麼發展,後周遺留下來的國子監不過是一個空架子,而散居於草野之中的讀書人,由於國家地初步統一和安定,又産生了強烈的進身要求,希望通過讀書獲得功名。書院在這種歷史契機下興盛起來,形成我國書院教育的第一個高潮,出現了著名的“宋初四大書院”。此後北宋因官學興起,書院一度沉寂下去。南宋因朱熹等理學代表人物恢復了一些書院的教學活動,並親自講課,指導生徒,使得書院又有了迅速的發展。
元朝,政府對書院採取了保護、提倡和加強控制的政策,使得書院一方面在數量上得到發展,遍及于全國許多地區;另一方面由於政府任命書院的教師,控制書院的招生、考試及學生的去向,政府撥學田給書院,使書院官學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許多書院甚至已經完全被納入了地方官學系統,與路、府、州、縣學校一樣,成為科舉的附庸,喪失了書院淡于名利,志在問學修身的初衷。
科舉取士極大地提高了人們學習的積極性,“讀書做官”,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讀書備考。來書院隱居讀書的人有的重視講學修心養性,有的是借隱居讀書以博得高名,走“終南捷徑”,待中央及地方長官辟用。而更多的則是為了讀書提高以求應舉入仕。李頎《緩歌行》説:“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穎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士子十年閉戶苦讀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通過科舉踏上仕途。
明清兩代書院繼續發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毀廢書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書院的迅猛發展,單就數量幾乎已遍及全國。明清的統治者,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使書院由私學蛻變成了官學,被納入了科舉系統。
時至清末,書院和科舉一樣不適應社會的變化,戊戌變法期間,人們在改革科舉的同時,也把批判矛頭指向書院。光緒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發佈上諭,重申改書院為學堂,從此書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礎。作為科舉的附庸,1905年當科舉被宣佈廢除後,書院也徹底消失。
綜觀書院的歷史,我們發現書院的發展幾乎與科舉的變遷同步,唐中期,科舉制經過初唐的草創,達到更為完備的時候,書院産生了;宋代是重文輕武,進士備受榮耀的歲月,書院興盛;清代,科舉窮途末路被廢除,書院也同時結束。書院因科舉盛而興,因科舉衰而亡。
責編:蔡麗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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