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中雜糅的神性與魔性
——沈從文和他的《漁》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26日 11:20)

作者：沈從文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湘西鳳凰縣人，有苗漢土家族的血統。１４歲高小畢業後入伍，看盡人世黑暗而産生厭噁心理，後來到北京尋找新的人生，並開始文學創作，從三十年代起他開始用小説構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邊城》、《長河》等。沈從文一生創作的結集約有８０多部，是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個，他以“鄉下人”的主體視角審視當時城鄉對峙的現狀，批判現代文明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所顯露出的弊病，“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創作要負載的內容。

講解：商金林

商金林，男，江蘇省靖江市人，1949年出生，1975年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葉聖陶年譜》、《聞一多研究述評》、《葉聖陶傳論》、《朱光潛與中國現代文學》、《感覺日本》、《求真集》等。

拓展閱讀：

《沈從文小説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沈從文印象》巴金等著，學林出版社

今年12月28日是沈從文先生誕辰100週年紀念日。為了紀念沈從文，9月17——20日在他的家鄉湘西鳳凰縣舉辦了“沈從文百年誕辰國際學術論壇”。這個論壇是由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歷史研究所和文學評論編輯部、湖南吉首大學以及鳳凰縣縣政府等單位聯合舉辦的。我參加這個“論壇”，又在湘西走了沈從文當年走過的一些地方，獲益匪淺，先就“湘西與沈從文”這個議題，談兩點感觸：

湘西和沈從文

1，我們對湘西還比較陌生，需要盡可能多的了解湘西

    湖南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有漢族、土家族、苗族、回族、壯族等41個民族。湘西是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方。自然風光雄渾壯闊，蒼秀奇絕。鳳凰縣城坐落在湘黔交界處的崇山峻嶺之間，位於沅水上遊的沱江之畔，襟山帶水，小巧玲瓏。是個苗漢雜處的小小山城。窄窄的街巷，清一色的石板路。房屋大都是磚木結構，青瓦玄墻，還有那相傳是由巢居演變而來的吊腳樓，顯得極為古樸。鳳凰縣城有堅固的石頭城門。從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一類作品裏可以知道，這城門維護著的是一方神秘的天地，在這裡演出過無數悲壯淒楚的故事。1902年前後，鳳凰城裏的居民不過五千，而正規兵士卻有七千。周圍山山嶺嶺的歷史，宗教的種種潛流都匯攏到這個小小的山城。在過去的漫長歲月裏，俠義與巫術、強暴與善良、野性與剽悍、封閉與愚昧使這個山城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和濃郁的血腥味。湘西民族性中確有兇狠，野蠻，好鬥的一面。另一方面，這裡的民風又極淳樸，人們正直，忠誠，愛美，認真，特別“聖潔”。不會説謊，不會作偽，沈從文在很多作品中也寫到這些，例如短篇《巧秀和冬生》。

短篇裏的巧秀家住在溪口，媽媽23歲就守了寡，那時巧秀還不到兩歲。巧秀媽年輕，跟黃羅寨的打虎匠相愛，被族裏人發現了，族裏人覺得受到了侮辱，要懲罰打虎匠。所謂懲罰，原本是雷聲大雨點小，打一打就算了，但是族長不同意，一定要嚴懲。巧秀媽未出嫁時，族長曾經想要她做兒媳，巧秀媽不同意，因為族長的兒子是跛子。後來族長又想調戲她，被巧秀媽罵了一頓。為了泄私憤，族長讓人當著巧秀媽的面，把打虎匠的雙腳捶斷。打虎匠被抬回黃羅寨時，巧秀媽跟著要去黃羅寨伺候他，族長大為震怒。為了維護本族的名譽，決定把巧秀媽“沉潭”（沈從文《月下小景——新十日談之序曲》中稱這是“魔鬼的習俗”，“古代的規矩”），免得招惹黃羅寨人笑話，看不起溪口人。他們把巧秀媽的衣服脫光，綁起來，脖子上挂上個石磨，推到船上。船向長潭劃去，巧秀媽一聲不吭。船劃到了最深的地方，一位年長的族人問她：“有什麼話囑咐？”巧秀媽想了想，低聲説：“三表哥，做點好事，不要把我的女兒掐死喔，那是人家的香火！長大了，不要報仇，就夠了！”話剛説完，冷不防一下子就被掀下水了。你們看巧秀媽多麼純樸，對她死去的丈夫，對打虎匠，對整個族裏的人沒有一多怨言。沈從文很多作品裏都寫到這樣純樸的人，有的人要挨槍斃了，臨死前還給家人講：我還欠別人的桐油，一定要還。了解當地人性純樸的一面，才能更好地把握沈從文的作品。現在的鳳凰縣民風也還比較淳樸，漫步在鳳凰街頭，可以看到商販和店主不會漫天要價，買主也不好意思討價還價。據當地警察説，鳳凰城社會風氣好，當地人不做違法亂紀的事，發生的刑事案件大多是外地人幹的。在沈從文生活的青少年時代，這裡的民風更淳樸。

人們今天談論起沈從文小説中描寫的湘西世界，往往説是浪漫的傳奇、童話故事，好象純係想象出來的。大家都知道《邊城》（生活書店，1934年10月初版），有人説《邊城》所寫的是“烏托邦”，“諾亞方舟”，“君子國”，是“世外桃源”。説《邊城》小説中“人與環境都是作者編造出來的”，“是作者主觀頭腦的産物”，話説得很絕對。沈從文説他小説紀錄的人事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是人與人之間的種種關係；一是夢的現象，是説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活動。（沈從文《短篇小説》，《全集》第十六卷）既然寫“社會現象”，當然就有一定的真實性，甚至會有藍本，有原形。例如《邊城》中的“茶峒”就確有其地，現隸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桃垣縣管轄，是一個鄉政府所在的小鎮，當地人叫“茶洞”。“茶洞”是苗語的音讀，意思是“山邊的一塊平地”。這就是沈從文筆下的“邊城”，是巴蜀邊隅萬年古鎮，位於湘、黔、渝三省交界處。“茶洞”依山憑水築城，近山的一面，城墻如一條長蛇，緣山蜿蜒；臨水的一面，盪漾著渡船。這條河叫酉水。河這邊是湖南，過了河就是四川（現屬重慶），貴州（兩省的山是聯絡在一起的），當地人戲稱為“一腳踏三省”。沈從文就是以這裡為藍本創作了不朽名作《邊城》，蜚聲中外。相傳翠翠住的樓房還在，沈從文寫作的小樓還在，碼頭還是當年的碼頭，過渡的渡船還是當年的那個樣式。“茶洞”風情依舊，似乎還定格在七十年以前，停留在沈從文寫《邊城》的那個年代，讓人們來回味。假如我們對曾經養育過沈從文的湘西這片大地有較深入地了解，我們也許會更清晰地看到沈從文創作源泉——是湘西這個“野蠻而神秘；有奇花異草與野人神話的地方”孕育了沈從文。雖説沈從文的作品中也交織著“夢的現象”，這“夢的現象”雖説是“以新的形，尤其以新的色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蘊積和躁動的依然是湘西的“魂靈”，烙下的依然是湘西社會的“胎記”，就連沈從文自己的人生理念，也都是湘西大地哺育出來的。

例如沈從文愛“水”，引水為知己。他在《我的寫作和水的關係》（《文集》第11卷）和《從文小説選集•題記》（1957年3月——7月）中，一味地讚美水對他的幫助、啟迪、教育、陶冶和鼓勵：

   到15歲以後，我的生活同一條辰河無從分開。我在那條河流邊住下的日子約五年。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無日不與水發生關係。……從湯湯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學會了多少知識，見識了多少世界！我的想像是在這條河水上面上擴大的。我把過去生活加以溫習，或對於未來生活有何安排時，必依賴這一條河水。

我情感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學會思索，認識美，水對於我有極大關係。

水教給我粘合卑微生的平凡哀樂，並作橫海揚帆的美夢，刺激我對於工作永遠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個人的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熱情洋溢。

生活中，會時常聽到有人會罵“水”，如窮山惡水、污泥濁水、拖泥帶水、水性楊花、水貨，等等。但這並不是真實意義上的“水”，大自然的“水”。作為真實意義上的“水”和大自然的“水”是一直為人們讚美的。水有“智”、“禮”、“勇”、“德”等儒家所崇尚的倫理品德。孔子説：曾説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關於“智者樂水”，漢初，韓嬰在《韓詩外傳》中有一段解釋：

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似有智者；重而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曆險至遠，似有德者。天地以成，萬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此智者所于水也。

沈從文對“水”的認識和體悟，似乎比韓嬰的解釋還要豐富和深刻一些。他在雜文《沉默》（《沈從文全集》第十四卷）中説“沉默”如“水”。“水”看似“沉默”，但滴水可以穿石，遇風可以揚波；把溫度升高，可以化為蒸氣；溫度降低，可以變成堅冰；自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何處何物裏面，無不有水的存在。水能深入一切而不變質，而水質又最堅，具有一種不怕任何阻礙而非達到一定的目的不可的特性。譬如江河，它一定要向東流，非達到入海的目的不可。為要達到入海的目的，它不避一切艱難，不畏任何險阻，也不擇任何途徑，透過岩石，滲過沙泥，走過溪流，或回還曲折，或奔放暢流，是這種韌性的作風，使水有著堅定的向東流的信念。沈從文把“水”的“流”向視為“人”的“行”的真諦。他説“水”給了“我對於人生遠景凝眸的機會”，“培養了我孤獨的心情”，“放大了我的感情與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他在《我的寫作和水的關係》中説：

（1922年夏天）我離開了那條河流（湘西辰河），所寫的故事卻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是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點憂鬱氣氛，便因為被過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只是因為我記得水上的人的言語太多了。

小説中的故事，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文字中的憂鬱氣氛，文字的風格，都源自湘西辰河。都來自“水”上，是“水”營造了沈從文，營造了他的小説。沈從文的這些描述，寓言極其深刻。湘西群山環抱，奇峰挺秀，風景優美。另一個方面，湘西地處湘黔邊境，交通閉塞，出門靠的是“河”，湘西的“河”，其實就是我們腳下的“路”。在湘西“水”顯得格外重要。沈從文從“水”中學到的不僅僅是做人必須要有的“一種水的素質”：“孤獨一點”、自然一點、隨意一點、通脫一點；還從“水”上走出了鳳凰城，認識外部的世界，看到了各地的“鄉村人事”，“人民的愛惡哀樂”“生活感情的式樣”。我們如有機會到湘西看看，就會理解沈從文對“水”的感情，對沈從文的作品與湘西大地的關係也會有更深刻的感悟，對沈從文作品的閱讀欣賞會有多方面的啟迪。

2， 我們對沈從文還知之甚少

沈從文的兒子虎雛在最近的一次談話中説，我們（指家裏人）不了解他，研究者也不了他，他的朋友也不了解他。這話大概也是有感而發的。我們對一個作家了解得太少，是會影響到對他作品的閱讀的。鬱達夫曾經説過：“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話有點太絕對了，但它突出了作家與作品的關係，強調要認識作家這個“人”。沈從文出身於“兩代軍門之家”。祖父叫沈洪富，曾經當過貴州的提督（最高軍事長官）。父親沈宗嗣也曾當過軍官，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時，他鎮守大沽炮臺失守了，丟官後回家鄉行醫。沈從文的祖母是苗族，母親黃素英是土家族。沈從文家中兄弟姐妹九人，沈從文在男孩中居第二，同胞弟妹全都叫他“二哥”。沈從文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鳳凰縣城度過的，他的故居至今保存完好。讀過沈從文自傳的人都知道，沈從文自幼調皮，用他自己的話説，叫“頑劣”，和他的一幫夥伴們爬樹、打架鬥毆、偷人家的蘿蔔水果吃，鬥蟋蟀，以至上賭攤賭錢。沈從文的“頑劣”，大概是受了當時湘西社會的“野性”、“驃悍”、以及遊俠精神影響所致。也正是因為沈從文從小“頑劣”，不受拘束，且日益放肆，逃學撒謊，使望子成龍心切的父親非常灰心（父親希望他當一個將軍）。母親也想不出處置他的好辦法，便過早地讓他進縣預備兵的技術班，接受軍訓。時為1916年，沈從文才14歲，剛剛小學畢業。所謂的預備兵技術訓練，學的是翻筋斗，打藤牌，舞長矛，耍齊眉棍，1917年正式參加部隊（土著部隊）。從1917年到1922年的五年間，沈從文在川、湘、鄂、黔四省邊界部隊裏，經歷了各種殘酷的演繹。他所在的部隊，殺人就數以萬計。所謂清鄉剿匪，實際上是依慣例殺人，拿血腥敲詐。沈從文也有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例如1920年冬，沈從文所在的部隊，在鄂西來鳳縣遇到當地“神兵”的偷襲，僅僅一個夜晚，全部被砍盡殺絕。沈從文因身體瘦小，得以留守阮陵，僥倖留生。沈從文這些殘酷的傳奇的經歷，使他過早地咀嚼到人生和社會的滋味。在那個年代，所謂前途，所謂命運，轉瞬間就會一切成空。生命之途，有太多的偶然和意外，只有雄健的、頑強的抗爭，珍惜生命，才能無怨無悔。生命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要壓抑，不要浪費，甚至不要猶豫徬徨，要勇於面對自我，敢於實現自我，真實的活著比什麼都重要。沈從文的生命意識，就是在這樣自然、殘酷，然而又是最本質的教育中樹立起來的。他在1986年寫的《自我評述》（《光明日報》1988年5月29日）中説：

小時因太頑劣愛逃學，小學剛畢業，就被送到土著軍隊中當兵，在一條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鎮遊   蕩了五年。那時正是中國最黑暗的軍閥當權時代，我同士兵、農民、小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社會底層人們生活在一起，親身體味到他們悲慘的生活，親眼看到軍隊砍下無辜苗民和農民的人頭無數，過了五年不易設想痛苦怕人生活（在《﹤從文自傳﹥附記》中説“噩夢般恐怖黑暗的生活”），認識了中國一小角隅的好壞人事。一九二二年“五四”運動余波到達湘西，我受到新書報影響，苦苦思索了四天，決心要自己掌握命運，毅然離開家鄉，隻身來到完全陌生的北京，從此就如我在《從文自傳》中所説，進到一個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習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從這篇自述中可以看出，五年的行伍生涯，對沈從文來説影響太大了。用他自己的話説：“我的生活中充滿疑問，都得我自己去尋找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而我所知道的又太少。”沈從文急於追求的不僅僅是“要自己掌握命運”，而是著眼于“這個社會必須重新安排”的思考。

  我有幸在沈從文先生晚年拜訪過他，他給我的印象太美好了，那麼淵博、慈祥、謙和。再回頭看他青少年時代的照片就很有意思。美國學者金介甫寫的《沈從文傳》中刊登了二幀，一是沈從文小學時代的照片；一是1922年上北京前在湖南保靖拍的照片。就照片説照片，第一幀可説是不馴服的頑童，第二幀可説是粗野蠻橫的青年。用他自己的話説，“事實上那時節我卻是個小流氓”（《燭虛•五》1939年5月5日），就長相説，這話不假。這本書中還刊登了沈從文三四十年代的照片，最早的一張是1932年在青島拍的。照片上的沈從文俊秀瀟灑，笑得非常甜美（台灣《中央日報》1968年6月9日的報道中説沈從文“面目姣好如女子”）。與1922年在湖南保靖拍的照片相隔僅僅十年，但容貌煥然一新，幾乎看不出有相似或相近的跡象，“變”得有點奇異。沈從文從湘西來到北京，從父親希望“將軍夢”裏走出來，想升學讀書，立志“從文”，從某種意義上説，是“一個浪子縮手皈心”（《水雲——我怎麼創造故事，故事怎麼創造我》），甚至可以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沈從文在“求學”“從文”這條道路上忍受的苦悶、經歷的艱辛、付出的心血，是我們難以想象的。他在這不到十年的時間裏，由一個土著部隊的文書、屠宰收稅員，變成了大學教授、知名作家。這個過程、這個飛躍，決不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之類的套話所能概括的。從照片上的神情和氣質所發生的“蛻變”看來，沈從文歷經的是一場“脫胎換骨”的改造。他一直説他是“鄉下人”、“鄉巴佬”，他所説的“鄉下人”、“鄉巴佬”主要指的是他對“城市文明”的抗拒，他身上保留著湘西人正直、純樸、無私、愛美的品格，以及他熱愛湘西大地的情結，骨子裏堅守著作為一個“鄉下人”所特有的審美情操和道德理想。那麼，是什麼導致了沈從文的“蛻變”，使得他“脫胎換骨”，我以為很可能還是沈從文自己所説的——他“自己的心與夢”。這“心與夢”，是沈從文作品的底蘊，或者説是亮點，集中地表現為對於“人性”的思考，對於“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思考，對於“生命哲學”的思考。

表面上看，沈從文忌諱談政治，忌諱談文學作品的主題思想。他在《從文小説習作選•代序》中説：

     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人物語言上，甚至於一本書的封面上，目錄上。你們要的故事多容易辦！可是我不能給你們這個。我存心放棄你們……我的作品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你們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説的是什麼意義。

1982年5月，沈從文在吉首大學演講時，有一位教師提問：“沈先生，你《邊城》的主題思想到底是什麼？”沈從文聽了這個提問，竟流露幾分惶惑的神色，説：“不，不，我從來不懂得他們所説的那個‘主題思想’，我寫作不興那個，想寫就寫起來了，寫到感覺應該停住也就停住了。”“想寫就寫起來了，寫到感覺應該停住就停住了”這兩句話很重要，可見沈從文的創作都是有感而發，不是抽象概念的演繹。沈從文到底“想寫”什麼呢？用他自己的話説是“一點狂妄想象”，是自己“生命中屬於抑壓的種種纖細感覺和荒唐想象”（《水雲》）。他在《從文小説習作選集•代序》中説：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   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起時，個人應有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説明。

沈從文還説過：“發現美接近美不僅僅使人愉快，而且使人嚴肅，因為儼然與神對面！”（《看雲錄》）希望讀者能“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傾心，康健誠實的讚頌，以及對於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於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一切腐爛現實的懷疑。”

在談到《邊城》到底可給讀者一點什麼時，沈從文説，如果讀者不被一些説教者矇住眼睛和凝固了興味，那麼：“你接近我這個作品，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東西，不拘是什麼；或一點憂愁，一點快樂，一點煩惱和惆悵，甚至與痛苦難堪，多少總得到一點點。你倘若毫無成見，還可以慢慢的接觸作品中人物的情緒，也接觸到作者的情緒，那不會使你墮落的！”細細品味這些話，就能體會到沈從文特有的那種“不易形諸筆墨的沉痛和隱憂。”沈從文的作品並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説的“缺乏深度”，“沒有深入到生活的底蘊”，是引人“向後看”。出現這些批評的原因，或許有文學論爭的影響，有作家間的恩怨，但恐怕與沒有好好地讀沈從文作品不無關係，沒能讀出沈從文作品的好處來。為此，沈從文頗有感嘆，他説：

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   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從文小説習作選集•代序》）

我們忽略的是“蘊藏”在清新的故事背後的“熱情”，以及“隱伏”在樸實的文字背後的“悲痛”。為什麼會“忽略”這些，恐怕與我們不了解沈從文有關。誠如他的兒子虎雛所説的：“我們不了解他”。

   假如我們能比較多地了解沈從文：他的傳奇的經歷，他獨到的人生感悟，他的“心與夢”，那就能更好地解讀他的作品，讀出他作品的“好處”來。1988年，沈從文去世的消息傳到瑞典，瑞典文學院的院士、著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在寫給中國作家協會的信中，稱沈從文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偉大作家，也是一個偉大的人”，他的作品“是在尋求與全人類有關的問題的答案。對於我們所有的人來説，沒有沈從文，世界就要貧乏得多！”這話是值得揣摩的。

   説起我們對沈從文知之甚少，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就是沈從文的學識和才華。沈從文只上過小學，他説：“我文化是最低級的”。但沈從文不僅小説、散文、詩歌寫得好，評論也寫得相當出色，在大學裏講授中國小説史，是地道的學者型作家。沈從文的書法好，字寫得特別漂亮。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曾出版過一本北大教員的書法作品選，匯集了許多北大知名學者的書法作品，有人評價説：沈尹默的字排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沈從文。沈從文的書法，尤其是草書，清新秀麗、遒勁瀟灑。詩人荒蕪稱讚説：“對客揮毫小小齋，風流章草出新裁。可憐一管七分筆，寫出蘭亭醉墨來。” 沈從文喜繪畫。畫家黃永玉介紹説：“從文表叔有時畫畫，那是一種極有韻致的妙物……他提到某些工藝品的高妙之處，我用了許多年才醒悟過來。”沈從文喜愛音樂，小時候學過吹號和擊打鑼鼓，後來會吹簫、彈琵琶、唱崑曲。他認為：音樂能拯救人們被毒害了的靈魂，能解除人的煩惱。他説，“我一生最喜歡的是繪畫和音樂。”“一到音樂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們一樣，整個變了。我似乎是從無數回無數種音樂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當前從一個長長樂曲中新生了似的。”沈從文的作品寫得很美，充滿了詩情畫意，洋溢著動靜協調的美，這與他的繪畫和音樂的才華不是沒有聯絡的。解放後，沈從文從事瓷器、絲綢、服飾等物質文化史研究，用他的話來説接觸的是綾羅綢緞，罈罈罐罐、花花朵朵，在物質文化史領域成就卓著。這些成就的取得，也源自他的書法、繪畫和音樂的才華。

總的説來，沈從文的藝術造詣高，涉及的領域寬，底蘊厚勢，又特別勤奮，精進不懈，從而成就了他的事業。有人説沈從文是“天才”。沈從文説，“我是最不相信‘天才’的，學音樂或者什麼別的也許有，搞文學的，不靠什麼天才，至少我是毫無‘天才’，主要是耐心，改來改去，磨來磨去。”——這是他的經驗。他從1924年就開始發表作品，但到1929年才比較成熟，文字才比較通順。現代作家中有的人“一鳴驚人”，處女作就是成名作，代表作，起點就是頂點。沈從文是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一個臺階走過來的，值得欽敬。

關於《漁》

1，“比較成熟”的短篇小説

下面就來談談《漁》,這個短篇寫于1929年，用沈從文自己的話來説是“比較成熟”的作品，寫得相當好。小説寫湘西華山寨烏雞河兩岸七月的某個夜裏“捕魚”的風俗。很久很久以前，烏雞河左岸屬於甘姓大族，右邊屬於吳姓小族。吳族因為族小，為生存競爭，子弟都強梁如虎如豹。甘家大族中出好女人，多富翁，族中讀書識字者比持刀槍弄棒者為多。象世界任何種族一樣，兩族中在極遠一個時期極小事情上結下了怨仇，直到最近為止，機會一來即有鬥爭發生：

過去一時代，這仇視，傳説竟到了這樣子。兩方約集了相等人數，在田坪中極天真的互相流血為樂，男子向前作戰，女人則站在山上吶喊助威。交鋒了，棍棒齊下，金鼓齊鳴，軟弱者斃于重擊下，勝利者用紅血所染的巾纏于頭上，毛尖穿著人頭，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屬平常事情。最天真的還是各人把活捉俘虜拿回，如殺豬般把人殺死，洗刮乾淨，切成方塊，加油鹽香料，放大鍋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場上，一人打小鑼，大喊“吃肉吃肉，百錢一塊”。凡有呆氣漢子，不知事故，想一嘗人肉，走來試吃一塊，則得錢一百。然而更妙的，卻是在場的另一端，也正有人在如此喊叫，或竟加錢至兩百文。在吃肉者大約也還有得錢以外在火候鹹淡上加以批評的人。這事情到今日説來自然是故事了。

相傳在這地方過去兩百年以前，甘吳兩姓族人曾在烏雞河荒灘上各聚集了五百餘彪壯漢子大戰過一次，這一戰的結果是雙方同歸於盡，無一男子生還。因為流血過多，所以這地兩岸石塊皆做褐色，仿佛為人血所漬而成。這事情也好象不盡屬諸傳説，因為岸上還有司官所刊石碑存在。這地方因為有這樣故事，所以沒有人家住，但又因為來去小船所必經，在數十年前就有了一個廟，有了廟則撐夜船過此地的人不至於心虛了。廟在岸旁山頂，住了一個老和尚，因為山也荒涼，到廟中去燒香的人似乎也很少了。

因地方進步，這種野蠻的殺伐演變為“漁”，讓那些感到蠻力無處可發泄的漢子有一個發泄的機會。七月某一天夜裏子時，在烏雞河的上遊的灘口放藥，藥沉到水中，與水融化，順流而下。河中魚蝦中了毒，昏頭眼花浮于水面，烏雞河兩岸甘姓、吳姓兩族的後人，打起起更鼓，攜籮背刀，各人手持火把，跳到河裏去，在月光下揮舞起祖輩流傳下來的用於仇殺的鋒利的大刀，撩砍水面為藥所醉的大魚和水蛇。“漁”是歷史上甘姓、吳姓兩族仇殺這一野蠻習俗的變異。“漁”成了華山寨的狂歡節。

小説構思巧妙。負責乘船五里到上遊放藥的是吳姓孿生兄弟，這孿生兄弟“模樣如一人，身邊各佩有寶刀一口，這寶刀，本來是家傳神物，當父親落氣時，在給兄弟此刀時，同時囑咐了話一句，説：這刀應當流那曾經流過你祖父血的甘姓第七派屬於朝字輩仇人的血。説了這話父親即死去。然而到後這兄弟各處一訪問，這朝字輩甘姓族人已無一存在，只聞有一女兒也早已在一次大水時為水衝去，這仇無從去報，刀也終於用來每年砍魚或打獵時砍野豬這類事上去”。“時間已久，這事在這一對孿生兄弟身上自然也漸漸忘記。”乘船到上遊放藥，引起了吳姓兄弟對於吳姓、甘姓兩族血仇的記憶。溯流而上，其實是追憶逝去的歲月，追憶吳甘兩族人的恩恩怨怨。而上遊五里處沉船放藥的荒灘，相傳就是“過去兩百年以前”吳甘兩姓族人血戰的戰場，荒灘、兩岸褐色的石塊，石碑，古廟成了兩百年前，那個野蠻黑暗年代裏甘吳兩姓族人仇殺的見證。

吳姓兄弟到了沉船放藥的荒灘後，因為時間尚早，就上岸遊玩，到山上去看廟，訪和尚。這些看似很自然，很隨意的閒筆，其實又都是沈從文獨具匠心的設計。斷黑之後的深夜，夢幻似的朦朧月光下的荒灘，亂石、河流、古廟、山巒，以及水邊來來去去的流螢、荒灘上嚖嚖作聲的蟋蟀，使人猶如回到了蠻荒時代，再現的仿佛是“過去兩百年以前”的自然景觀。而和尚很可能就是最後一次吳甘兩姓族人那場“同歸於盡”的仇殺中倖免者的後人。和尚泄漏甘姓朝字輩族還有人存在，而這個人可能就是謠傳被大水沖走的那位女兒。她存在的跡象，就是弟弟在山廟前撿到女人留下來的一束野菊花。和尚和野菊花的出現把兩百年前殘酷的仇殺和現實聯絡起來，增加了那場“同歸於盡”的仇殺的真實性，使這場仇殺成了有跡可循的歷史，同時又渲染這場仇殺的殘酷和荒誕。古廟、和尚、木魚、頌經，似乎也可以理解為對那場仇殺的懺悔。

吳姓孿生兄弟，模樣如一人，但氣質各異。雖説弟弟常常聽從哥哥的決定，但兩人的性情愛好則相反。哥哥強梁如虎如豹，勇武好戰，上山的路上，拔刀順手斫路旁的小樹，颯颯作響，一面揮刀一面對弟弟説：

爹爹過去時説的話你記不記得？我們的刀是為仇人的血而鋒利的。只要我有一天遇到這仇人，我想這刀就會喝這人的血。不過我聽人説，朝字輩煙火實在已絕了，我們的仇是報不成了。這刀真委屈了，如今是這樣用處，只有斫水中的魚，山上的豬。

哥哥心裏想的，嘴裏説的，都是要尋仇人報仇的事。在山上的廟前，哥哥又在月光下舞刀，“作刺劈種種優美姿勢，他的心，只在刀風中來去，進退矯健不凡，這漢子可説是吳姓族最純潔的男子了。”最後在河中勇敢如昔日戰士，揮刀斫魚殺蛇，以發泄大仇之恨。弟弟則富有詩人氣質。在上山的路上，在月光下，弟弟愛聽蟋蟀的歌吟，為忘了帶笛子而感到遺憾。明月清風使他情緒縹緲。在廟前撿到一束野菊花，就推斷：

“這是女人遺下的東西”；

“這是甘姓族中頂美麗的女人”；

“莫非和尚藏——”（女人）

這句話沒説完，自己忽然忍住了，“因為木魚聲轉急，象唸經到末一章了。”木魚聲讓弟弟終止了和尚藏美女的猜想（沈從文對和尚似乎沒有好感，在作品裏寫到和尚好酒色）。接下來，哥哥在月光下舞刀，弟弟則陷入這一束野菊花的遐想中：“他把那已經半憔悴了擲到石桌上的山桂野菊拾起，藏到麂皮抱肚中，……他這時只全不負責的想象這是一個女子所遺的花朵。照烏雞河華山寨風俗，女人遺花被陌生男子拾起，這男子即可進一步與女人要好唱歌，把女人的心得到。這青年漢子，還不明白女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因為凡是女人聲音顏色形體皆趨於柔軟，一種好奇的慾望使他對女人有一種狂熱，如今是又用這花為依據，將女人的偶像安置到心上了。”於是情不自禁，輕輕唱出情歌來。後來，吳姓兄弟從和尚口中應證了弟弟的遐想，隱隱約約的知道這束野菊花很可能是甘性女子留下的，謠傳那個被大水沖走的女子大概並沒有死，只是藉此逃開吳姓族人的追殺。儘管這樣，弟弟仍想入非非，無心思打魚，在這個一年一度的“漁”的狂歡節裏，“簍中無一成績”，“只得一束憔悴的花”。

沈從文不止一次的在他的作品中寫到“野花野草”。“野草野花”，注入了沈從文特有的“崇高的理想”、“濃厚的感情”、“蓬蓬勃勃的力量”，當然也象徵美，象徵生命，象徵愛情。弟弟對拾到的這束野菊花愛不釋手，不僅僅是為了要得到這個“女人”，而是為了要得到某種超越和感悟。因為他愛的這個“女人”，很可能是他的“仇人”，是父親臨死時叮囑“必殺”的人。可見弟弟的“遐想”，本身就超越了“仇殺”，恩怨，凸顯出了他的境界和憧憬，或者説凸顯出了他對於民族和歷史的反省。這“一束憔悴的花”，使我們看到了弟弟的追求、執著和信念，

同時也融入了沈從文對於“人”和“人性”，以及民族未來的思考。

2，美麗盒子中的野蠻靈魂

“過去一時代”，烏雞河兩族之間的“仇視”，“流血為樂”以及毀滅人性的“大戰”，使人感到悲哀和惆悵。在歷史的長河中，人們不斷創造奇跡，積澱精神，卻又彼此廝殺，相互殘害，千方百計地毀損自身。人是文明的推動者，也是世界災難之源。人可歌可敬亦可怕可悲。吳姓兄弟代表了苗民性格的兩種典型：哥哥強梁如虎如豹，粗獷豪俠，但殘留著一些“野蠻習氣”。弟弟有智慧，有性情，能唱歌，渴望愛情，富有詩人氣質。這兩種性格，沈從文都很欣賞。他曾經寫過兩個很有名的短篇小説《虎雛》和《龍朱》。《虎雛》（1931年）裏的虎雛，是個年僅十四歲的勤務兵，秀氣中透著威風，眼睛大而靈活，面貌出眾，乖巧得很，氣派極大。小説中“我”要把他留在上海，讓他讀書，用最文明的方法試著來造就他。可他在上海住了不到一個月，就殺了人，逃走了。“一個野蠻的靈魂，裝在一個美麗的盒子裏。”小説中的“我”為造就虎雛的計劃落空而遺憾，但對虎雛的野性卻非常欣賞。這個欣賞，與“五四”時期對民族性的思考是相呼應的。陳獨秀就曾經説過，我們民族中缺少“獸性”，太柔弱了。把我們民族中原始的、野蠻的，甚至是所謂的“野性”引向健康、強壯的方向發展，這大概就是沈從文當年的一個“遐想”。

《龍朱》（1929年）裏的龍朱，有財富，有智慧，有容貌，有美德，而且健如雄獅，能唱歌。因為他太完美了，他周圍的女子不敢愛他，從而使龍朱陷入愛的孤獨中。沈從文在小説中指出：一個民族首先需要的，不是至善至美的典範，而是鑒賞的能力，是仰望典範的勇氣。沈從文本人很喜歡“虎雛”和“龍朱”這樣的人。他有兩個兒子，大就叫“龍朱”，小的就叫“虎雛”。《漁》中的哥哥，猶如“虎雛”；弟弟則頗像“龍朱”。沈從文把他們寫成孿生兄弟，突出了他對這兩種性格的欣賞和讚美。

和尚在小説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佛門以慈悲為旨。和尚本該勸吳姓兄弟“諸惡莫作”、“諸善奉行”，非但不該存有報仇的念頭，就連魚、蛇也不該殺，應該珍惜它們的生命才是。可是小説中的和尚顯然不是個“善”者。“這和尚身穿一身短僧服，大頭闊肩，人雖老邁，精神勃勃，還正如小説上描畫的有道高僧。”見這兄弟倆都有刀，就問：

“是第七族子弟麼？”

“那是ⅹⅹ先生的公子了。”

“ⅹⅹ先生是過去很久了。”

兄弟倆問：“師傅是同先父熟了。”

“是的。我們還……”

這和尚，想起了什麼再不説話，他一面細細的端詳月光下那兄弟的臉，一面沉沒在一件記憶裏。

他對弟弟的刀“讚不絕口，説真是寶刀。那弟弟把刀給他看，他拿刀在手，略一揮動，卻便颼颼風生，寒光四溢。弟弟為之撫掌：“師傅大高明，大高明。”後來，和尚又隱隱約約談到甘姓朝字輩的族人還有後人的事。既認識這兄弟倆的父親，也知道他們的“仇人”。據此，我們可以猜測他的身世，大概原本也隸屬“吳姓”這一“小族”。小説中對於和尚有二處評價，一處是作家沈從文説的：“和尚所知道太多，正象知道太多，所以成為和尚了。”一處是弟弟對和尚的評價：“他還説唱歌，那和尚年輕時可不知做了什麼壞事，直到了這樣一把年紀，出了家，還講究這些事情！”如果説沈從文的評價是一種善意的警告：知道得太多——做得太多，只能懺悔。那麼“弟弟”的評價就是對“罪孽”的厭惡。和尚的出現，使小説的歷史感更加厚重，也為塑造這兩兄弟作了鋪墊。吳姓兄弟在“漁”這個“熱鬧”的時節，忙裏偷閒，到山上的廟裏訪和尚，這個情節，堪稱這個短篇的點睛之筆。沈從文在《燭虛》中説：

我實需要“靜”，用它來培養“知”，啟發“慧”，悟徹“愛”和“怨”等等文字相對的意義。到明白較多後，再用它來重新給“人”好好作一度詮釋，超越世俗愛憎哀樂的方式，探索“人”的靈魂深處和意識邊際，發現“人”，説明“愛”與“死”可能是有若干新的形式，這工作必然可將那個“我”擴大，佔有更大的空間，更長久的時間。

兄弟倆上山到廟裏訪和尚，其實是讓他們在狂歡來臨之際“靜”下來，在“靜”裏得到“知”和“慧”，徹悟“愛”和“怨”，發現自己，認識自己，把生命和靈魂中失去的東西找回來，重新用一種“帶膠性的觀念”粘合起來，成為一個“新生的我”（《燭虛》）。這大概就是沈從文寫兄弟倆尋訪和尚的用心所在。

這個短篇風格也很別致。是小説，也是詩；是寫實的，又富有浪漫情味和傳奇的色彩；是野蠻的習俗，又凸顯出一種強悍而荒誕的美；是悲劇，卻又給人以美的遐想。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人性和人生美好的一面。有仇必有愛，人類的心靈深處還有愛情。小説當然總是虛構的。在“漁”的節日裏，弟弟撿到的那束花，未必真的就是甘姓女子留下來的。沈從文這麼寫是有雙重的意義的，是在説明這甘姓女子也有期盼，不僅僅只是愛情。弟弟撿到這束花後唱的歌，其實就是對這束花的解讀：

你臉白心好的女人，

在夢中也莫忘記帶一把花，

因為這世界，也有做夢的男子。

無端夢在一處時你可以把花給他。

柔軟的風摩我的臉，

我像是站在天堂的門邊——這時，

我等候你來開門，

不拘那一天我不嫌遲。

“我像是站在天堂的門邊”，“等候你來開門”，這大概就是沈從文的“對人生遠景凝眸”，是對於人、人情、人性的詩意的表述。兩個有世仇的家族的後人在“天堂”相會，這美的憧憬、美的人性，與湘西“地極荒，人極蠻”的這片古老大地月色中迷人的、如夢如幻的山野景物融合在一起，更增添了小説的蠻荒氣息和感人的魅力。

沈從文曾經説過：“美麗總使人憂愁”（《水雲——我怎麼創造故事，故事怎麼創造我》），“在某一姿態下，所謂人情的美的認識，全是酸辛，全是難於措置的糾葛。”（《燈》）我們可以從《漁》中體會到這種美的憂鬱的氣氛。《漁》中的殘酷而糊裏糊塗的仇殺、報仇，使沈從文對於“人”，對於“生命”産生了憂患意識。憂慮生命中的一些美好的東西會丟失。沈從文寫這些的目的在於引起人們對於“生的意義”的明悟。《漁》值得回味處頗多。沈從文寫這個短篇，大概是希望我們知道一點“過去”，知道在湘西大地上曾經有過的“生死哀樂”；其次是引導我們知道“人”，人事中雜糅神性和魔性，人性中有美好的一面，也有殘酷的愚昧的一面。只有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更好地探討生命的意義，懂得人生的一種方式是“愛”，要在有生中發現“美”。人要有一個健康雄健的人生觀，要有博大堅實而富有生氣的人格！這大概就是沈從文在這個短篇中對於“人性”的思考，也是這個短篇深層的意蘊。1936年沈從文為蕭乾《籬下集》寫的《題記》中説：

我崇拜朝氣，喜歡自由，讚美膽量大的，精力強的。一個人行為或精神上有朝氣，不在小利小害     上打算計較，不拘泥于物質攫取與人世毀譽，他能硬起脊梁，筆直地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學的或同我所學的完全是兩樣的東西，他的政治思想或與我的極其衝突，那不礙事，我仍然覺得這是個朋友，這是個人。我愛這種人也尊敬這種人。這種人也許野一點，粗一點。但一切偉大的事業偉大作品，就是這類人有份。他不能避免失敗，他失敗了能再幹。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後即刻可以爬起。

沈從文自己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行為和精神上有朝氣，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計較，不拘泥于物質攫取與人世毀譽，能硬起脊梁，筆直地走自己要走的道路。從《漁》中，尤其是從弟弟身上，我們似乎也能體會到這一點。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2002年10月21日

責編：蔡麗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