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北京:春夏秋冬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21日 14:39)
講解:陳平原
陳平原,1954年生於廣東潮洲,1987年6月畢業于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現為北大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有《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國小説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小説史:理論與實踐》、《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中國大學十講》、《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等三十余種著作,先後主編學術集刊《學人》、《現代中國》。
去年,我們在北大開了個題為“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剛好碰上北京市紀念建都八百五十週年,很受關注。不説50萬年前的週口店“北京人”,也不説此地已有三千年的城市史,更不説春秋戰國時燕國在此建都(稱薊)、西漢末年王莽在此立大燕國(別名燕京),咱們還是從公元1153年金中都建成,海陵王下詔遷都,北京正式成為“號令天下”的國都説起。既然很長時間裏,北京是國都(帝京、首都),各方面的人才都會跑到,政治家、商人、文學家,全都來了,不見得在這定居,但總得來走走、看看。這樣,就必定留下一大批關於北京的文字資料,包括詩文、小説、戲曲等文學作品。同學們有沒有想過,幾百年間,多少文人學士進京趕考,一路上怎麼走過來的、隨身攜帶什麼物品、中間碰到多少艱難險阻?這些細節,其實很有趣的,對於學文史的人來説,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歷史記憶。像這一類的問題,都留在騷人墨客的詩文裏。
這就是我所關心的“文學的北京”。從金代開始,歷經元、明、清、民國,一直到今天,850年曆史的國都,該有多少激動人心的故事及人物,殘留在文人的“記憶”以及文學作品裏。諸位念中國文學,講到元雜劇,老師肯定會告訴你們,關漢卿,元大都人。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可除此之外,我們無法找到更多有關關漢卿與北京城的直接聯絡。明清以後就大不一樣了,很多文人用生花妙筆,記載、描繪、表現北京這麼一座了不起的都城。這一類的文字資料很多,是後人想像北京的重要依據。
在我看來,一座都城,有各種各樣的面相。有用刀劍建立起來的,那是政治的北京;有用金錢鑄造起來的,那是經濟的北京;有用磚木堆砌而成的,那是建築的北京;有用色彩塗抹而成的,那是繪畫的北京;有用文字累積起來的,那是文學的北京——這個經由史家的學識與文人的激情,用文字塑造出來的北京城,最容易感知,也最好觸摸,我們今天,就準備從這裡進入。
我在北大開了一門課,就叫“現代都市與現代文學”,每週帶著研究生一起閱讀、討論下面這九本有關城市的書:Richard Lehan的《文學中的城市:思想史與文化史》、李歐梵的《上海摩登》、趙園的《北京:城與人》、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陳學霖的《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説》、施堅雅的《中華晚期帝國的城市》、Carl E. Schorske的《世紀未的維也納》、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以及石田幹之助的《長安之春》。選書的標準,除了學術質量,還希望兼及思路與方法、文學與歷史、中國與外國、古代與現代等。學生們對《世紀末的維也納》和《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兩本書尤其感興趣,那種遊手好閒的姿態、那種觀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種將城市的歷史和文本的歷史攪和在一起的閱讀策略,都讓他們很開心。同樣道理,閱讀北京,理解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也是要兼及歷史與文學。
在座的諸位同學,也許你們讀過像《狄更斯與倫敦》、《雨果與巴黎》、《卡夫卡與布拉格》、《喬伊斯與都柏林》這樣的著述,再塞給你一本《老舍與北京》,也沒什麼了不起。今天我講的,不是某某作家的都市體驗,而是希望借助若干篇散文,呈現北京作為一座城市的形象與氣質。而且,不想選擇那些獨一無二的景觀,比如故宮、天壇、長城、頤和園等,而是談談每一個到過北京或準備前去旅遊的人都必須面對的,那就是北京的春夏秋冬。
大家可不要誤會,以為我是北京市旅遊局派來拉客的,光揀好聽的説。記得有人説過,某些城市只能接受好話,受不了委屈,而北京,已經超越了這個階段,你説好説壞,它都無所謂。甚至,最喜歡説這座城市壞話的,很可能正是北京人。一邊嘲笑,一邊樂滋滋地生活在這座被自己罵得一塌糊塗的城市。有一回跟作家莫言聊天,他用説相聲的口吻,轉述一個段子:人大、政協開會,外地代表紛紛表示要為首都做貢獻,山東代表説,為解決春天風沙大的問題,準備建一個塑料大棚,把北京市統統罩起來;山西代表説,為解決到美國簽證難的問題,準備在北京挖一條直通華盛頓的地道;最絕的是河南的代表,説是為一勞永逸地解決北京市的環境衛生問題,準備為每一隻蚊子戴上口罩,為每一隻老鼠配上安全套。我一聽馬上説,這笑話,準是北京人編的。北京人就是這樣,對政府有意見,不直接罵,繞著彎子説,很刻毒,可又有幽默感,讓你哭笑不得。
下面這幾篇文章,偶有幾句怪話,但總的基調是懷念,所以很溫馨的。需要説明的是,周作人的文章是在北京寫的,其他三位,鬱達夫、張恨水、鄧雲鄉,都是人在異鄉,“懷想北平”。這你就不難理解,周文的調子為什麼跟其他三位不一樣。對於眼前的生活不乏批評,對於過去的時光多有依戀,這是人之常情。好吧,閒話休提,讓我們趕緊進入北京的四季,在欣賞這些美文的同時,希望能帶出一些有趣的問題。
一、關於《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慨嘆北京的水氣太少,春天來得太慌張了,這點我承認。不過,所謂北京的春天“太慌張一點了,又欠腴潤一點”,似乎還另有所指。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在危機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趕路,確實是走得“太慌張了”,缺少一種神定氣閒、天馬行空的精神狀態。
我準備討論的第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周作人,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筆名知堂、豈明等,浙江紹興人,五四時期以《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論文,以及眾多兼及知識與趣味的小品著稱於世,可説是五四新文學的主將之一。周氏早年文名極盛,抗戰中落水,1946年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被國民政府判處十年徒刑,1949年1月保釋出獄,8月重歸北京,晚年以譯述日本及古希臘作品為生。讀他撰于1944年的《我的雜學》,聽他談對於古文、小説、外語、希臘神話、文化人類學、生物學、兒童文學、性心理、醫學史、鄉土民藝、浮世繪、玩具、佛經等的興趣,你肯定會驚訝其博學。因此,當他説自己別無所長,只不過是“國文粗通,常識略具”時,你就知道這個標準之高。反過來,在他眼中,國人的最大毛病,很可能就是缺乏“常識”、不通“國文”。
先説“國文”。五四剛過,周作人就開始自我調整,不欣賞胡適“明白如水”的白話,而是希望“混合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並雜糅口語、歐化語、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語文來”。至於作為“常識”的知、情、意,周作人承認前兩者受古希臘及日本的影響,後者則是基於自家的中國立場。但有一點,從1922年撰《自己的園地》起,周就對各種各樣的“大名義”不感興趣,並自覺保持距離;至於1924年《喝茶》一文所表達的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剎那間體會永久、于粗茶淡飯中品味人生,更是成為日後周的生活信條。關於他的政治立場,學界有各種看法;但對於他在現代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沒有異議。要説二十世紀中國散文,成績最大的,很可能還是周氏兄弟。像同樣名氣很大的林語堂、梁實秋等,單就散文而言,在我看來,都不能跟二周比。
談論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我想轉個彎,從此前的兩篇周文説起。先説寫于1924年的《故鄉的野菜》。這裡的關鍵是“故鄉”——周本南人,但長期生活在北京。中年以後,周作人不斷在文章中追憶故鄉浙江紹興的風土人情;但同時,他又喜歡談論自己目前生活的北京。在《故鄉的野菜》裏,有這麼一段話:“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對於周作人來説,紹興是出生地,南京、東京是唸書的地方,至於真正登上歷史舞臺,則是在北京。此後,作為長期生活在“北地”的“南人”,周作人既以懷舊的筆調談論紹興,也以“南方”作為標尺,衡量眼下居住的這座北方城市。
我關注周作人的這個説法:住久了,就是故鄉。因為,在現代社會,籍貫變得越來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居住地。換句話説,“在地”的思考、“在地”的情感以及“在地”的知識,對現代人來説,變得比很可能從未到過的原籍要重要得多。以前作文學史、文化史研究,經常談論宋代或明、清的進士分佈,藉以考察一個地區的文化及教育水平。而且,各種詩派、文派的成立,也喜歡以地望命名。但在現代社會,這行不通。即便你在原籍出生、長大,可中學畢業後,你到外面上大學,甚至到國外留學,轉益多師,我們很難再用“地方文化”來描述你、闡釋你。我再引申一下周作人的觀點:對於你長時間居住的城市,你應該對它感興趣,關注它的風土人情、歷史記憶、文學想像,不單是趣味,也是責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這“南人”,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也開始有了談論這位“老朋友”的興致。
周作人有一篇談北京的文章,叫做《北京的茶食》,説的是:“住在古老的京城裏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煉的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們,能夠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餑餑鋪麼?”到哪去找精緻的點心,這樣的問題,也值得寫成文章?可周作人不覺得這是小題大做,因為,他厭惡“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感嘆代表“風流享樂”傳統的眾多食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粗糙惡俗的模倣品。這令他痛心疾首。這篇文章寫于1929年,那年頭,左翼文人正在提倡“血與火”的革命文學,而周作人卻在滿北京城找好吃的點心;因為吃不到,還寫文章訴苦,這不挨罵才怪。周氏談論點心之好不好吃,還講究什麼“精煉的或頹廢的”,如此渲染安閒且豐腴的生活,跟當時上海的革命文學家相比較,真是天差地別。此文之引起反感,可想而知。但周作人有自己的解釋:“我們于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近代以來的生活,過於講求功利和實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計算好,希望能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效果,這樣急功近利,沒有意思。無用的東西,比如遊戲,對於生活來説,其實很有意義。舉例來説,我們看夕陽、觀秋荷、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須的。你能因為它不影響“溫飽”,就否定觀賞落日的意義?之所以談點心時,要點出“歷史的”、“精煉的”、“頹廢的”三個修飾語,就因為它有關文化、審美、心情,故不可忽略。
這種追求“精緻”的生活趣味,是有明顯的針對性的。第一,晚清以來,我們相信“科學”,追求“進步”,崇尚“西洋文明”,對於自家原先某些精緻、悠閒的生活方式,棄之如敝屐,這種態度,在周看來,並不可取;第二,左翼作家對革命文學的提倡,對頹廢文藝的批判,以及將政治與文學捆綁在一起的功利性,周作人很不欣賞;第三,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整個論述的過程中,周作人始終把“文化精神”和“生活趣味”扭結在一起。一般人會認為,日常生活裏的東西,比如點心,沒什麼了不起;可周作人卻從點心的粗糙看出文化的粗糙、靈魂的粗糙。必須承認,這跟日本文化中對“精緻”的追求,有直接的關係。
可這種趣味,弄不好,就滑落成今天的“小資”了。“小資”就是“小資産階級”,現在大陸很流行的詞。説你這個人挺“小資”的,就是説,雖然不是很有錢,但生活還過得去,講求品味,了解時尚,讀一點文學,聽一點音樂,喜歡名牌,還不時表現一下自己的“不同流俗”。真高雅的,不是“小資”;有錢沒文化的,也不算“小資”。“小資”的必修課,包括張愛玲、村上春樹、昆德拉、王家衛、伊朗電影、小劇場藝術等。“小資”喜歡炫耀自己“有情調”,批評別人“沒品味”。這是現在的狀態,半個多世紀前呢?
那時左翼文學蓬勃興起,“精緻”的生活趣味受到嚴重壓制。人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流血流汗,你還在談什麼點心好不好吃,不覺得害羞?在這種氣氛下,周作人等京派文人的姿態,不被青年學生看好——不只是批評,簡直是蔑視。這種對於“閒適”的批判,自有其合理性,但未免過於功利了些。當然,這跟年齡也有一定的關係。記得林語堂説過:人的一生,就好像過馬路,先看看左,過了中線以後,再看看右。三十歲以前不激烈,沒出息;五十歲後還激烈,這人也挺可怕的。1930年代的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大致都過了熱血沸騰的年齡,其鄙薄文化上的功利主義、追求精緻的生活趣味,不能説一無是處。當年很多青年人看不起周作人等,覺得他們只顧自己安逸的生活,精神萎靡,格局太小。可過了幾十年,我們明白宏大敘事與私人敘事之間的縫隙,了解政治與審美的距離,也明白崇高與幽雅是兩種不同的生命境界,學界對於激進而粗礪的革命想像,開始有了幾分認真的反省;同時,對於周作人之強調文化上的精緻,也有了幾分同情之理解。
好,話説回來,介紹前面這兩篇文章,是為主角的登場作鋪墊。記得兩點:第一,這城,居住久了,就是家鄉,就值得我眷戀;第二,文化精神跟日常生活趣味,完全可以聯結在一起,口腹之欲,有時候能上升到精神層面。有了這兩個觀念,接下來,就該進入《北平的春天》了。
周作人的文章很有特點,用他的自己話説,就是“澀”,真的很像苦茶,不搶口,有餘甘,能回味,經得起咀嚼。必須是有文化、有閱歷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欣賞。有人的文章,是寫給中年人的,比如周作人;有人的文章,是寫給少年人的,比如徐志摩。喜歡徐志摩的讀者,很可能不欣賞周作人;反過來也一樣。這涉及寫作者的趣味、心態,還有文章的結構、語言以及表達方式。題目《北平的春天》,一開篇卻是:“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經開始了,雖然我還不太覺得。”你看,曲裏拐彎,別彆扭扭的,就是不讓你讀得順暢。文章的結尾又是:“北平雖幾乎沒有春天,我並無什麼不滿意,蓋吾以冬讀代春遊之樂久矣。”這樣的正題反作,故意違背常規,以春遊始,以冬讀結,阻斷你的習慣思路,引起閱讀興趣。寫文章最怕輕車熟路,你剛開口説第一句,讀者就猜到你下面會説什麼。周作人的文章相反,有時候用典,有時候插入大段古文,有時候東拉西扯,有時候跳躍前進,總之,就是不讓你感覺“滑”,非要你停下來琢磨琢磨不可。
文章開頭説,北平的春天開始了,可春天並非一種概念的美,而應該是一種官能的美,能夠直接用手、腳、鼻子、眼睛來領略的,那才是真正的春天。根據少年時代在紹興掃墓的經驗,所謂“遊春”,必須跟花木、河水有直接的聯絡。春天到了,花草樹木,或吐芽,或著花,一切都是生機勃勃的,再加上那一汪清水,還有“春江水暖鴨先知”,春天的感覺這才真正體現出來。可北平呢,北平的春天在哪?周作人説,雖然在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對於“春遊”沒有任何經驗。妙峰山很熱鬧,但沒去過;清明郊遊應該有意思吧,也沒去過。為什麼?就因為北平是一座內陸城市,旁邊沒有大江大河;而缺少了水氣,不僅“使春光減了成色”,更使得整座城市缺乏某種靈氣與風情。
老北大在城裏,地名叫北沙灘,就在故宮旁邊。那裏現在還有個地名,叫“北河沿”,當年是一條小水溝。北大著名教授劉半農專門寫了篇文章,題目挺嚇人的,叫《北大河》。文章大意是説,全世界著名的大學,要不擁有湖泊,要不臨近江河——有水為伴,大學方才有靈氣,在這裡讀書,才會充滿靈感。他老兄是在巴黎留學的,肯定想起了塞納河邊讀書的美好時光。北大周圍沒有江河,實在可惜,劉教授靈機一動,就把這條小水溝命名為“北大河”。可後來城市發展,修馬路,連這條小水溝都被填平了。諸位有興趣的話,到北京時,看看那叫“北河沿”的,現在是如何的車水馬龍。幸虧1952年後,北大搬到原燕京大學的校址,也就是現在的燕園。那裏倒是有個湖,很大的湖,錢穆給起的名字,叫“未名湖”。未名湖是北大的最大風景,也是學生們的愛情聖地。在國外,經常聽人家説,你們的校長來訪問,講話很幽默嘛,一上來就是:我們北大沒什麼,“一塌糊塗”。大家都很驚訝,校長於是慢慢抖開包袱:北大風景最好的,一是未名湖,二是博雅塔,三是剛擴建的圖書館。合起來,不就是“一塔湖圖”嗎?這個“幽默”使用頻率太高,越來越不好笑了。但我承認,這三個景點,尤其是未名湖那一汪清水,對北大來説,太重要了。
無論是一所大學,還是一座城市,有足夠的水,對於生活與審美,都至關重要。北京沒那麼多的水,因此,北京的春天,顯得不夠腴潤,也缺乏靈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沒有真正存在過。很多人都談到,北京的春天太短暫,冬天剛剛過去,夏天馬上就要來了,稍不留意,慌裏慌張的春天,就從你的手指縫裏溜走了。北京的春天若有若無,似乎不曾獨立存在過,不像南方的春天,可以讓你從容欣賞,周作人對這一點頗有怨言。
我的感覺跟周作人不一樣:正因為北京的春天難得,稍縱即逝,所以北京人才會格外珍惜,才要大張旗鼓地“遊春”。我在南方長大,那麼多年了,就是沒有感覺到“春遊”的必要性。人家都誇你的家鄉“四季如春”,開始我也很高興;可到北方生活一段時間後,我才知道“四季如春”不是好詞。一年四季,除了涼一點,熱一點,沒有什麼變化,這不是什麼好事。第一次見到北京從冬天到春天的轉變,對我這樣一個南方人來説,真的用得上“驚心動魄”四個字。記得那是陽曆三月初,天還很冷,我裹了一件借來的軍大衣,在大街走,還很不自在的。就在我寄居北京的那半個多月,眼看著湖面上的薄冰一塊塊地融解,光禿禿的柳樹一點點地吐芽,這種生命從無到有的感覺,真讓人感動。我這才明白,古人為什麼一定要遊春,那是對於大自然的感恩,對於生命的禮讚!這種從冬眠狀態中甦醒過來的感覺,在南方,可能也有,但不太明顯。
周作人慨嘆北京的水氣太少,春天來得太慌張了,這點我承認。不過,所謂北京的春天“太慌張一點了,又欠腴潤一點”,似乎還另有所指。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在危機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趕路,確實是走得“太慌張了”,缺少一種神定氣閒、天馬行空的精神狀態。因此,整個文化藝術顯得有點“急就章”,不夠厚實,也不夠腴潤。所謂的文化積累,需要金錢,需要時間,更需要良好的心境。當然,我這樣的解讀方式,顯然關注的是周作人的整個文脈。
從周氏一貫的主張及趣味看,“慌張”、“腴潤”云云,確實可引申開去。但你不能簡單對應,硬説這裡的“春天”象徵著“文化精神”什麼的;要是那樣的話,“冬天”怎麼辦?就像周作人説的,北平的冬天不苦寒,屋裏燒著暖氣,手不會凍僵,神清氣爽,特別適合於讀書寫作,這不也挺好?這就必須回到周氏文章的特色:基本上是個人化的表述,拒絕成為公共話語,你説他文章有沒有寓意,有,但點到即止,若隱若現,只能心領神會,不好過分坐實。
二、關於《故都的秋》
不過,鬱達夫還是認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裏,北京的秋天,或者説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懷念。因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種悽清與艷麗合而為一的況味,表現得淋漓盡致。
説過北京的“春”,該輪到“秋”了。這是北京最美的兩個季節。關於北京的秋天,我選擇的是鬱達夫的文章,題目叫《故都的秋》。
鬱達夫,1896年出生,1945年去世,早年留學日本,1921年出版小説集《沉淪》,是早期新文學最值得稱道的作品之一,也是五四那一代年輕人重要的啟蒙讀物,其自敘傳的小説體式,病態的美以及感傷情調,讓當時剛剛覺醒的青年學生很受震撼。到了1930年代,鬱達夫的文風大變,或者像小説《遲桂花》那樣,讚美天然的、健全的、率真的女性;或者轉而撰寫山水遊記以及舊體詩詞。鬱達夫可以説是新文學家中舊體詩寫得最好的,當然還有魯迅、聶紺弩等。抗戰爆發,鬱達夫先是在新加坡為《星洲日報》等編副刊,1942年撤到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在當地一家酒廠工作。有一次,日本憲兵欺負人,鬱挺身而出,用日語跟人家交涉,這下子暴露了身份。憲兵隊長知道他非同尋常,大概也很快就摸清了他的底細,但不動聲色,繼續跟他打交道,還稱兄道弟的。可日本一宣佈投降,憲兵就把鬱達夫殺了,因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鬱達夫早年在北平生活,1933年起移居杭州,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短暫回京時,寫下了這篇讚美詩般的《故都的秋》。過了兩年,又寫了篇《北平的四季》,更是一唱三嘆:“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為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請注意,是“遙憶”,距離産生美感,這才有了“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讚嘆。
要説氣候宜人,北京最好的季節是秋天,但既然選擇了“北平的四季”,就看鬱達夫怎麼説了。和周作人一樣,鬱達夫也感慨北平的春天來得太匆忙了,還不如冬天可愛。因為,那最能顯示“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閒”。什麼叫“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閒”?寒冬臘月,屋外北風呼嘯,屋裏因為有火爐,故溫暖如春。既然外面走動不方便,那就在家中讀書寫作,遙思往事,或者跟朋友們説閒話、聊大天。大雪初晴,你也可以出去走走,你會覺得,天地為之一寬、精神為之一爽。要是騎驢訪友,那就更有意思了。文章中有這麼一段:“我曾于這一種大雪時晴的傍晚,和幾位朋友,跨上跛驢,出西直門上駱駝莊去過過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無數枯樹林,以及西山隱隱現現的不少白峰頭,和時時吹來的幾陣雪樣的西北風,所給與人的印象,實在是深刻,偉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語來形容。”
説過北平冬天偉大的幽閒,以及快雪時晴的愜意,該輪到春夏連成一片的“新綠”了。照鬱達夫的説法,這是一個“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你站在景山往下看,只見如洪水般的新綠。那是因為,北平的四合院本就低矮,院子裏又往往種有棗樹、柿子、槐樹什麼的,到了春夏,可不讓整座城市都籠罩在綠蔭中,看不見屋頂了麼?據説在1930年代,還都是這樣,除了紅墻黃瓦的皇宮,其它全都被綠樹所掩蓋。皇宮不像民居,不能隨便種樹,有禮儀、審美的因素,但也不無安全的考慮。北平的四合院裏,有真樹,有假山,大缸裏還養著金魚和小荷,整個把大自然搬回了家。
但這是以前的北京,現在可不一樣,四合院以及“同洪水似的新綠”,正迅速消退。現在北京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造,許多四合院因此而消失,這是文化人感到痛心疾首的。1949年,改朝換代,共産黨入城時,古城基本上是完整的,沒有受到戰火的破壞。站在歷史及文化的角度,幾十年戰亂,古城能保留下來,是個奇跡,也是一大幸事。可進入五十年代,共産黨人為了追求工業化與現代化,拒絕了梁思成等保存古城的合理主張,先擴街道,後拆城墻,老北京的容貌於是大為改觀。八十年代以後,北京立意成為國際性大都市,政府與房地産商通力合作,把一片片四合院夷為平地,蓋起了很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政府得意于城市建設發展速度之快,我們卻憂心北京變得面目全非。在文物保護方面,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比如修複元大都遺址,還有掛牌保護一些有代表性的四合院。可城市的機能在改變,活著的傳統在消亡,即便留下若干孤零零的建築,意思也不大。這方面,政府和民間有很長時間的爭論,最近總算出臺了一個法規,在文物及四合院保護方面,以後情況可能會有好轉。其實,台北也有這個問題,我去年在這兒講學,拿著老地圖訪古,也是面目全非。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老城門,又擠在高速公路旁邊,看著直讓人難受。
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在很多地方,都將迅速失落。為了補救,一方面,我們會集合各種力量,盡力保護北京的四合院;另一方面,我想提倡“北京學”的研究。原本希望退休了以後,作為一種業餘愛好;但這兩年我改變了主意,開始帶著學生摸索著做。理由很簡單,北京的變化太快了,十年、二十年之後,北京不知變成什麼樣子。那時候的學生,想做北京研究,想了解老北京的模樣,必須到博物館裏去看。今天,我們在城市裏,還能夠見得著各种老北京殘留的面影,還能摸得著石墩、看得見牌樓、進得去四合院,再過幾十年,你很可能只能到博物館裏去找了。所以,我要求學生們,除了上課以外,培養一種業餘興趣,帶上相機,大街小巷隨便遊蕩,即使將來不專門做北京研究,也都保留一點對於這座正在迅速轉型的都城的感覺和印象。這種感覺和印象,以後要讀很多很多書才能獲得的。
秋高氣爽,無論那裏,大概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北平尤其如此。鬱達夫想説的是,“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比南方的秋天可愛多了。詩人氣質的作者,在文章的結尾,甚至用誇張的筆調稱:“秋天,這北國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話,我願把壽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前面都很好,就這兩句,我不喜歡,感覺上有點“濫情”。雖然我們都知道,鬱達夫人很好,襟懷坦蕩,可“為賦新詩強説愁”,此乃文人通病。
為什麼説北平的秋天特別高、遠、清、靜呢?那時留歐歸來的學生常説,走遍全世界,天最藍、空氣最好的,當屬北京。那是因為當時北京的工業不發達,加上城裏樹多,空氣污染少。現在可不敢這麼説了,前些年的沙塵暴,把北京人折騰得死去活來。今年不知是天意,還是前些年的努力,基本上沒有沙塵暴,希望以後能保持這個態勢。這幾年,在治理空氣污染方面,政府是做了不少事,比如,以前北京居民冬天燒煤,現在改用天然氣;四環路以內的工廠,全部拆遷出去;還有提高汽車尾氣的排放標準等。這些事情,都在做,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北京才能找回二三十年代作家所激賞的那種湛藍、湛藍的天空。不過,且慢,鬱達夫最為傾心的,其實不是藍天白雲,而是北京秋天所特有的那種悲涼、落寞乃至頹廢的感覺。在一篇題為《北國的微音》的短文中,鬱達夫把“悽切的孤單”作為“我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對這種淒冷趣味的偏好,是鬱達夫所有作品共同的精神印記。
文章説,不逢北國之秋,已將近十餘年了。在南方,每到秋天的時候,“總要想起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這是老北京可愛之處,即使你足不出戶,藏匿于皇城的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居住,都能夠聽得見遠處青天下馴鴿子的飛哨、看得身邊那很高很高的天空,這種感覺好極了。讓鬱達夫感慨不已的,是北京的槐樹。槐樹有兩種,一是刺槐,一是洋槐。洋槐移植到北京,大概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是樹葉子綠時開花,成球地開著,大概是在五月;刺槐則是七月開花,一串串的像紫藤,不過是白色的。那像花又不是花的落蕾,鋪滿一地,踏上去有一點極細微極柔軟的觸覺,這場景,顯得如此幽閒與落寞。還有那秋風秋雨,以及秋蟬衰弱的殘聲,在詩人看來,頗有幾分頹廢的色彩,更是耐人尋味。
這座千年古都,整個城里長滿樹,屋子又矮,無論你走到哪,都是只見樹木、只聞蟲鳴,跟生活在鄉野沒有大的區別。中國的傳統文人,喜歡居住在城市,懷想著鄉村,既有豐富的物質及文化生活,又有山水田園的恬靜與幽閒。這種“文人趣味”,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還很普遍。今天台北的年輕人,特別能欣賞蓬勃向上的現代都市上海;但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還處在一個從鄉土社會向都市社會轉變的過程,人們普遍對過於緊張的生活節奏、過於強大的精神壓力,以及相對狹小的居住空間,很不適應。假如你喜歡的是空曠、自由、悠閒的生活,那麼,北平將成為首選。那個時候的很多文人,都説到了上海之後,才特別感覺到北京的可愛。當然,今天就不會這麼説了。我想,北京的都市化程度不及上海,有政治決策,有金錢制約,但不排除北京人——尤其是文人,對過分的都市化始終懷有幾分恐懼,乃至不無抗拒心理。
另外,北京的“鄉村”特色,與其建築上的四合院佈局有關。剛才説了,四合院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山水、自然納入自家院內。就像鬱達夫説的,秋天來了,四合院裏的果樹,是一大奇觀。我相信,很多到過北京的人,都對四合院裏的棗子樹和柿子樹印象極深。還記得魯迅那篇《秋夜》嗎?“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秋冬之際,葉子落盡,光禿禿的枝頭,點綴著紅艷艷的棗子或柿子,真漂亮。四合院灰色的圍墻,屋頂上隨風搖曳的茅草,偶爾掠過的鳴鴿,再襯以高挑在天際的紅柿子,視覺效果上,會讓很多人過目不忘。
畢竟是文人,説到秋天,怎麼能拉下歐陽修的《秋聲賦》與蘇東坡的《赤壁賦》呢?再説,南國之秋也自有它特異的地方,比如揚州廿四橋的明月、杭州錢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涼霧、荔枝灣的殘荷等等,這些秋天也都是美不勝收。不過,鬱達夫還是認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裏,北京的秋天,或者説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懷念。因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種悽清與艷麗合而為一的況味,表現得淋漓盡致。
三、《北平的五月》與《未名湖冰》
實驗性太強的小説家,或者説關注人的靈魂的小説家,跟某個特定歷史時空的關聯度反而小。因此,假如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從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説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細節。
談過“北平之春”與“故都之秋”,剩下來的,關於北京的夏天與冬天,留給小説家張恨水以及學者鄧雲鄉。
張恨水,1895年出生,1967年去世,是現代中國最負盛名的通俗小説家。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説史上,有兩位通俗小説的大家,必須給予認真看待,一是活躍在三、四十年代的張恨水,一是活躍在六、七十年代的金庸。這兩位先生,或以都市言情取勝,或以武俠小説名家,都是大才子。張恨水一輩子寫了六十多部長篇,其中尤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等最為人稱道。像《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當年在報紙上連載,很受讀者追捧,結集成書,發行量更是遠超新文學家的著作。五十年代以後,張因被劃歸鴛鴦蝴蝶派,文學史家不大談他,或評價很低,以至幾乎被人遺忘。近年來,張恨水的小説重新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又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熱起來了。這裡不談他的文學史地位,只是關心其模倣《紅樓夢》等,講述京城裏豪門貴族的家庭恩怨,將言情與都市交織在一起,構成其小説的最大看點。因此,在張恨水的小説裏,有大量關於北京日常生活場景的精細描寫。
這是一個竅門,假如你想了解某地的風土人情,先峰派作家不行,反而是通俗小説家更合適些。前者關注敘述技巧,表現人物內心深處的掙扎,對當下社會的日常生活不太在意;後者著重講故事,需要很多此時此地日常生活的細節,以便構擬一個具有真實感的小説世界。所以,單就小説而言,我們可以説張恨水之於北京,有很深的淵源(老舍也是這樣);但我們很難説魯迅之於紹興也是這樣。實驗性太強的小説家,或者説關注人的靈魂的小説家,跟某個特定歷史時空的關聯度反而小。因此,假如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從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説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細節。就像張恨水,他對當年北平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留意的。三十年代中期,馬芷庠編了一本《北平旅遊指南》,專門請張恨水審定。對於我們進入歷史,這冊“指南”提供了很多信息,除了名勝景點,小至火車票的價格,大至各家妓院的位置,甚至各大學的歷史淵源、辦學特色等,對於當年的遊客以及今天的專家來説,都是很有用的。這是一本很有文化品味的旅遊指南,當作一般文化讀物欣賞,也都可以。
張恨水,這位對北平歷史文化及現實生活有特殊興趣的文人,1948年寫了一篇散文,叫《五月的北平》。文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能夠代表東方建築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難找第二處了。”東方建築的美感,體現在城墻、四合院,也落實在皇宮、佛殿。可張恨水更關心的,還是北平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當然又是四合院了,不過,比鬱達夫的文章更感性,有很多細微的觀察。五月,正是綠蔭滿地的季節,於是文章極力渲染棗花、槐花等,如何“把滿院子都浸潤在幽靜淡雅的境界”。大概受風土志的影響,作者老怕拉下什麼,於是面面俱到,反而分散了筆墨。就拿這無所不在的槐樹來説吧:在東西長安街,配上故宮的黃瓦紅墻,“簡直就是一幅彩畫”;在古老的衚同中,映帶著平正的土路,“讓人覺得其意幽深”;在古廟門口,把低矮的小廟整個罩在綠蔭中,“那情調是肅穆典雅的”;還有那廣場兩邊的、大馬路上的……這樣平面且靜止的敘述,藝術感染力有限;不過,假如意識到作者對“旅行指南”的興趣,這樣的筆調不難理解。
文章以北平五月的翠綠、幽深以及淡淡的花香,還有蜜餞、玫瑰糕、賣芍藥花的平頭車子等,營造出這麼一種印象:北平是全世界最悠閒、最舒適的城市。可那是盛平年代的記憶,現在,北平正面臨著毀滅的危險。這讓作者轉而憶起了《阿房宮賦》,我們能否逃過這一劫難?“好一座富於東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個兒在戰栗!”文章寫于1948年,那正是圍城之際。國共兩軍,假如真的在北平內外展開大規模戰役,這麼一座古城,很可能毀於一旦。好在這預言落空了。
最後,我想談談鄧雲鄉的《未名湖冰》。講周作人、鬱達夫、張恨水,估計大部分同學多少總有些了解;至於1924年出生、1999年去世的鄧雲鄉,可能聽都沒聽説過。這不奇怪,因為他不是作家,是個學者。這位鄧先生,雖説是山西人,但祖上就寄藉北京了,194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56年後在上海電力學院教書。人在上海,但從小在北京長大,對這座城市十分熟悉,且充滿感情。因此,鄧先生寫了好多關於北京的書,像《北京的風土》、《紅樓風俗譚》、《北京四合院》、《增補燕京鄉土記》,以及《文化古城舊事》等。《文化古城舊事》是他晚年寫的一本書,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文章很好,但校對不精,錯字不少。所謂“文化古城”,是指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北京由原先的“國都”變成了“文化城”,對此地民眾的生計以及讀書人的精神狀態,都産生了很大影響。這篇談論北京冬天的《未名湖冰》,就選自此書。
關於北方的冬天,念文史的朋友,很可能會想到“九九消寒圖”。梁宗懔的《荊楚歲時記》裏,有“從冬至次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日為寒盡”的説法,以後歷代的風土志書,也都有關於九九習俗或“九九歌”的記載。至於“九九消寒圖”,明清兩代存在於北京的皇城,後流傳到民間。怎麼“消寒”?立冬時畫一枝梅花,上有九九八十一瓣,每天起來,用彩筆染一瓣,等到九九八十一天過去,原先的素梅變得鮮艷瑰麗,這時候,漫長的冬天也就過去了。這麼一種記載節氣變化的風雅遊戲,在《帝京景物略》等書裏有詳盡的介紹。
北京冬天的另一種遊戲,那就是滑冰。據説,滑冰在清代就很盛行,不過,那是在皇宮中,表演給皇上看的。晚清以後,才開始引入西式的滑冰工具與技藝。從表演給皇上看的特殊技藝,變成一種自娛自樂的體育活動,這方面,大學發揮很大作用。所謂“寒光刀影未名湖,北海稷園總不如”,是誇過去燕大、現在北大裏的那個未名湖,是京城裏溜冰的最佳場所。下場的精神抖擻,觀看的也其樂無窮——直到今天,還是如此。不信,諸位冬天抽空,到未名湖邊走走。至於溜冰的,校內校外、男生女生都有,但印象中,教師參加的少,這畢竟是一項主要屬於年輕人的體育與娛樂活動。年紀大了,一不小心摔斷了腿,不值得。像我,每年都在岸邊觀賞,僅此而已。唸書時也曾下過場,但坐在冰上的時間,遠比站著的時間多,第二天就高挂免戰牌,因為感冒了。會滑的人當然很得意,不會滑的,連滾帶爬,也蠻有趣的。這是冬天北大校園裏最為亮麗的一景,每個畢業生都會津津樂道。
四、文學與時令
讀此類詩文,就像蒲積中説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時節序,更想了解、鑒賞騷人文章。説到文章,擅長不同文體的作家,對時令的感覺與表達,很不一樣。另外,還必須考慮時代的差異。
北京當然還有很多可説的,我只是挑了四篇文章,讓大家欣賞文人筆下的春夏秋冬。這四個人,文化身份及趣味不太一樣,張恨水是長篇小説家,鬱達夫是短篇小説家,周作人是散文家,鄧雲鄉則是學者。雖説“秦時明月漢時關”,永遠的春夏秋冬,但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用文字所構建起來的“北平的四季”,還是有其局限性的——既沒有明清,也不涉及當代,基本上是1920—194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
為什麼選擇最為常見的“春夏秋冬”,那是因為文學與時令不無聯絡。不管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還是“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些都屬於人類的共同記憶,不會因時間流逝或意識形態轉變而失去意義。中國文人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春夏秋冬有其永恒的意義。北宋時,宋綬編過《歲時雜咏》,共二十卷,收漢魏至隋唐詩千五百首,這書後來散佚了;南宋初年,四川人蒲積中有感於此書未收同樣光彩照人的宋詩,於是著意重編,擴充成四十六卷的《古今歲時雜咏》,收詩二千七百餘首,按一年四季的節氣時令,如元日、立春、寒食、清明等收詩。按《四庫全書總目》的説法:“古來時令之詩,摘錄編類,莫備於此。非惟歌咏之林,亦典故之藪,頗可以資採掇雲。”這跟蒲積中《序》中的説法意思相通,可互相補充:“非惟一披方冊,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騷人,用意工拙,豈小益哉!”
至於北京的歲時詩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曾整理出版了北京圖書館所藏乾隆年間佚名編輯的《人海詩區》,共四卷十六門,其中卷四有“歲時”門,先分體(五古、七律等)再依時令排列,有點雜亂。劉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只是卷二“城東內外”中有一門,題為“春場”,在介紹“東直門外五里,為春場”時,順帶描述一年四季的各種習俗,同時引證了若干詩文。北京歲時詩文,最為集中,且最精彩的,還是兩本清人的著述,一是清初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一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
讀此類詩文,就像蒲積中説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時節序,更想了解、鑒賞騷人文章。説到文章,擅長不同文體的作家,對時令的感覺與表達,很不一樣。另外,還必須考慮時代的差異。作為一個博學且通達人情的散文家,周作人之談論“北平的春天”,蘊涵著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只是北京的春天太慌張,北京人的生活也不夠優雅、不夠腴潤。與周作人的話裏有話、但點到即止相反,鬱達夫非把自己的感覺表達得淋漓盡致不可。鬱主要以小説名家,但我以為,他的散文比小説寫得好。套用他評蘇曼殊的話,浪漫感傷的鬱達夫,也是人比文章還可愛。浪漫派文人的共同特點,就是特感傷,表達情緒時不節制,有時候顯得過火,就像剛才説的,《故都的秋》最後那段抒情,我就不覺得有必要。
張恨水是一位長篇小説家,他談都城、講四季,都帶有介紹風土人情、以便你進入小説規定情景的味道。剛才説了,通俗小説家比先鋒派作家往往更有文化史的眼光,比如同樣提及京城裏的洋槐,鬱達夫只説他如何如何感動,張恨水則告訴你洋槐什麼時候傳入中國,它與刺槐的區別在哪等。最後一篇《未名湖冰》,其實不是美文,是文化史札記,鄧雲鄉的《文化古城舊事》,是一本以隨筆體書寫的著作。鄧不以文采見長,可他趣味廣泛,書中旁徵博引,介紹了很多相關知識。
假如大家對城市有興趣,請記得,不能只讀詩人、小説家的東西,必須將其與學者的著作參照閱讀。前年我在倫敦訪學,抽空去了一趟劍橋大學。去之前,找了好些談劍橋的書看,最後發現,有兩個人的東西不能不讀。一是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一是蕭乾的《負笈劍橋》。劍橋大學的教授告訴我,華人來此,很大程度是受徐志摩詩的誘惑。那麼多人大老遠跑到康河邊漫步,就因為一首《再別康橋》。可我發現,徐志摩的詩文,包括《我所知道的康橋》,都不合適作為“旅遊指南”。因為詩人只顧躺在康河邊,望著藍天白雲,馳騁想象。而蕭乾不一樣,作為著名的小説家、戰地記者,又曾經在這泡過兩三年圖書館,對於這所大學的歷史、建制、風景、學術特徵等,都能説出個一二三來。因此,雖然是四十年後重返劍橋時寫的,《負笈劍橋》這篇長文,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識。我想,這大概是通例,詩人、小説家激發你濃厚的興趣,記者、歷史學家給你豐富的知識。諸位以後出門旅行,做功課時,最好同時讀兩種資料,一是文人寫的,一是學者寫的。這兩者拼合起來,才是一座既有前世今生、又充滿生活情趣的“文學的城市”。不管你假期準備走訪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還是希望遊覽巴黎、倫敦、紐約、柏林,這個提醒都是必要的。
2004年3月30日根據錄音稿整理成文,同年11月25日刪繁就簡
責編:蔡麗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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