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魯迅的內心世界——談《野草》中的哲學與想象力
——第一部分：《野草》中的哲學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21日 10:14)

        魯迅對朋友説過，他的哲學都在《野草》裏——《野草》露出了魯迅靈魂的“真”與“深”，相對真實、深入地揭示了魯迅的個人存在，個人生命的存在與個人話語的存在，《野草》只屬於魯迅自己。《野草》也就成為我們接近魯迅個人生命的最好途徑，窺見魯迅靈魂的最好窗口。

 1.進入魯迅的世界

        先講第一個題目，為什麼大家到大學來學魯迅的作品，首先建議大家讀《野草》，那麼《野草》在魯迅作品中佔什麼地位呢？大家讀魯迅的作品很多了，普遍反映魯迅的作品比較難懂。他難懂在什麼地方呢？通常的説法是魯迅的時代背景比較複雜，我們不了解這時代背景，所以很難進入作品。其實，我想這不是我們閱讀作品的障礙，因為如果不知道時代背景，可找一些研究魯迅的文章來讀。我想魯迅作品的難懂就難在你很難知道魯迅真正在想什麼。關於他自己，魯迅説，我所想的和我寫的是不一樣的，他又説我為自己寫和為別人寫是不一樣的。這就麻煩了，我們看到的是他寫出來的，但他説我想的和為別人寫的不一樣，這就使得我們讀者很難真正了解魯迅的“所想”。是什麼意思呢？先説“所説”與“所想”的不同，魯迅曾説：“偏愛我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説，我的文字是説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説盡……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這話是説得相當沉重的，魯迅在去世前，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頗驚心動魄：《我要騙人》。文章講這樣一事，早晨則出門，就被子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我深知官場的腐敗，小女孩辛苦募集來的錢，連給水利局的老爺一天的煙卷也不夠的，但是而對這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的真誠的女孩，我能對她説：這一切都沒有意義的這樣的“真話”嗎？我非但不能，而且還帶著她，把大票換成零錢，付給她一塊錢，她非常高興，連聲稱讚我“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説只要拿著它，就無論走到哪，都無須再出捐款，小女孩走了。魯迅看著小女孩在冬天的早晨裏越走越遠，他的手上還留有小女孩的手溫，但此時的手溫火一樣燒灼著魯迅的心，因為他騙了這個孩子，魯迅進一步提出問題，我現在能不騙人嗎？比如説，我那80歲的老母親，她總希望死後能夠上天堂，我明知道他死後是不能上天堂的，因為沒有天堂，但我能對母親説這樣的真話嗎？我得騙她説，老母親你做一輩子好事，死後一定上天堂，魯迅於是痛苦地想到現在“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又寫下了“我要騙人”這四個大字，魯迅這番自剖是十分感人的。我常想，説真話固然很不容易，而公開承認“我要騙人”，正視自己既渴望説真話、又不能不騙人的內心矛盾，這是更加難得，需要更大的勇氣的。魯迅的“所想”與“所説”的正是反映了這樣的“説真話”與“騙人”的兩難選擇的困境。再説為自己寫和為他人寫的不同，魯迅為哪些人寫呢？魯迅説我是為三種人寫作，一是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奔馳的猛士”，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給予哪能怕是微弱的慰籍。一是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正是因為他們，我必須在作品中“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而對內心深處所感到的悲涼感有所扼制（何況我對於悲涼感本身也是持有懷疑的。）魯迅寫作的第三個對象很特別，説是他的敵人。魯迅説，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嗎讓他們那麼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的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想到他們的不圓滿。因此魯迅不願意在敵人面前過多地顯示自己內心的悲涼與痛苦，以免使他們感到快意，為敵人，魯迅也要把自懷包裹起來，魯迅説，我看痛苦，我像匹狼一樣躲進叢林裏去，自己舔幹自己身上的血，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魯迅是為“自己寫”，就多少發表一些真正屬於自己的極端黑暗、冷酷的內心體驗，吐露一部分自我真實的靈魂與血肉。但也只是“一些”、“一部分”而已，不僅因為魯迅自覺地不將心裏的話説盡，更是從根本上説，“我”的（以及人類的一切）所想與所説都是背離的，人的內心思想，生命體驗，一旦用語言來表達，就發生了扭曲，即魯迅所説，“當我沉默的時候，我感到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但魯迅畢竟還有自己的著作，而且這些著作是有一個文體上的分工的：大體上説，他的小説（特別是《吶喊》、《徬徨》），他的雜文，基本上是“為他人”寫的。而他的被稱為“散文詩”的《野草》可以説是“為自己”的：魯迅對朋友説過，他的哲學都在《野草》裏——《野草》露出了魯迅靈魂的“真”與“深”，相對真實、深入地揭示了魯迅的個人存在，個人生命的存在與個人話語的存在，《野草》只屬於魯迅自己。《野草》也就成為我們接近魯迅個人生命的最好途徑，窺見魯迅靈魂的最好窗口。《野草》常常寫于深夜。魯迅説：“人的言行，在白天和黑夜，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只有在）夜裏，……（人）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赤地裹在這無際的夜絮似的大塊裏。”不僅要脫去“面具和衣裳”這樣的偽飾，“衣裳” 之下更有“皮膚”；魯迅正大是要穿透“皮膚”的偽飾，剝落出血淋淋的骨肉的“真實”，凝視那歷史、文化、生命中最深層次的“真實”。這是“肉體的凝視”，並不是的有的人都有勇氣正視這血淋淋的真實。儘管人類的歷史，中國的歷史，本世紀的歷史，都充滿了血腥氣，但卻有眾多的知識分子，眾多的著作竭力回避，以至掩飾。因此魯迅並不奢望人們接近他的《野草》，在《墓碣文》裏刻著這幾個字：“……答我。否則，離開”！這確實是地獄的門口：勇敢者，大步走進去；怯懦者，趁早離開！

2.個體生存困境的揭示

我們今天作出一個抉擇，我想我們還是進去吧。

在進入魯迅的內心世界之前，還有的點需要説明，首先要説明的是，《野草》雖然蘊含著魯迅的哲學，但卻是用文學的混雜、模糊的形態表現出來的，而且是要靠著每一人自己在閱讀中去感受的；但我們為了在這裡作介紹、講解，就不能不將其明晰化，這樣，就存在著把魯迅豐富的思想簡單簡單化的危險，因此，我今天的演講，唯一的目的就是促使諸位對魯迅的作品，特別是他的《野草》産生興趣，等到大家自己去讀《野草》，我講的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可以棄之不顧；聽講的時候，也就不必記筆記，我姑妄言之，你們姑妄聽之就是了。其次要説明的是，在魯迅的人性觀中，人既是個體的，又是群體的，對於作為群體的人及其生存困境，魯迅有許多深入的思考，但這不是《野草》的關注重點，我們今天暫不作討論，魯迅的《野草》主要是對人的“個體生命”的凝視，是對作“個體”的人的生存困境的無情提示：

首先要介紹中的是，魯迅在《野草》裏，是把人的個體生命放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縱座標上考察其意義與價值，提示其困境的。

先看看“未來”。人們在對於自己的現實處境，有著種種不滿時，最容易把希望寄託在“未來”。於是，古今中外，都有關於“未來”的種種設想，例如西方的“烏托邦社會”，中國傳統的“大同世界”，等等，魯迅統稱之為“黃金世界”。人們通常把這樣的“黃金世界”看作是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絕對完美、絕對和諧的理想社會，是歷史、社會、人生發展的終結。但魯迅卻尖銳的問道：“黃金世界”還有沒有黑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並且預言還會有將“叛徒”處“死刑”的事情發生。為什麼會這樣？魯迅有一個高度的概括：“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過去、現在如此，恐怕將來也如此。當然，將來的“黃金世界”裏，“闊氣”的標準會和今天不一樣，但那裏也依然存在著“曾經闊氣”、“正在闊氣”與“未曾闊氣”這樣三種人之間的利益衝突，也就免不了要鬥爭，而且“正在闊氣”的掌權者，也一定會把“未曾闊氣”因而要求“革新”的人，視為叛徒，而將其處以死刑。這樣，魯迅就在人們認為結束了矛盾、鬥爭的歷史終結處，看到了新的矛盾，新的鬥爭，以至新的死亡。這就是“于天上看見深淵”。魯迅由此而否定了一切“至善至美”的東西的存在。他説，如果有至善至美（十全十美）的人，那大多數人都不配活著；如果有至善至美的書，圖書館就得關門。人們在吹捧某一件東西，（例如繪畫、音樂作品）時。總喜歡説還到了“絕境”。魯迅説什麼到“極境”？“極境”就是“絕境”。這類極致，絕時、完美等等説法，都是自欺欺人的“神話”，魯迅在《野草》裏的許多作品中都展開這種討論。

如《野草》的第一篇《秋夜》寫了兩個夢，意味深長。秋天的晚上，走到院子裏，會看見一朵“小紅花”一邊凍得瑟瑟發抖，一面卻在微笑，因為她記得一位詩人對她説的話：“秋後要有春”。——這位詩人同學們知道是誰嗎？（有同學回答：“雪萊”）對，這是英國詩人雪萊的著名詩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句詩對我們這一代影響是相當大的，它曾鼓舞我們以樂觀的態度，去對待面臨的種種困難，但如果仔細分析，這種樂觀主義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春天一定要到來”。小紅花旁邊長著一株棗樹，棗樹他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春天不會永駐人間，但仍然把它的枝幹鐵似的直刺天空。也就是説，它是不以春天是否一定到來為前提的，即使“春後還是秋”，它也要進行反抗。這確實是兩種哲學：前者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一個並不可靠的（或者説是自己想象中的）所謂“光明的春天般的未來”，這是一個弱者的選擇，它的樂觀主義是虛幻的；後者才是真正的強者，它的反抗，完全是自己的獨立選擇，並且建立在自己的努力、奮鬥上，不對其他力量（包括末來）抱任何幻想，也就不存在任何依賴（依附）。魯迅在寫給當時還是他學生的許廣平的一封信中，這樣説道：你們年輕人的奮鬥，是以“光明”的必然到來為前提的；而我，卻對未來不抱希望，我就是要與“黑暗”搗亂而已。

《野草》裏的 《過客》同樣展開了這樣一個哲學討論，“前方是什麼？”仍有兩個答案，小女孩説“前面是花園”，小女孩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老人則回答説：“前面不過是墳。”老人是個現實的悲觀主義者，但顯然老人的判斷更接近真實，可確定了“前方是墳”以後，仍有兩種態度，老人和過客的態度，老人認為既然前面註定了是墳墓，人的奮鬥就沒有了意義，不如趁早休息；這客則表示，儘管明知道前面是填充，奮鬥沒有好結果，但仍然要往前走，他覺得前面有一種“聲音”一直在呼喚著自己。過客的態度，也是魯迅自己的選擇。

當人們不滿意于自己的現實處境時，還有一個去處，就是“過去”，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説的“懷舊”，這些年來，老同學聚會頗為流行，我就經常接到參加這樣的聚會的邀請：從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直到研究生同學。而且似乎有一個規律，最喜歡回憶“當年如何如何”的同學，他的現實處境往往不太好，人們還喜歡請老將軍作報告，我也發現了一個特點：所有的報告人，都是眉飛色舞地回憶“當年事”，卻從沒聽説有人講當年如何打敗仗，怎樣狼狽不堪的。難道他們真的就是百戰百勝嗎？不是的，有的人恐怕還是打敗仗的時間更多，只是他們今天不願回憶罷了。仔細想想，這也是人之常情：（或者説大多數人）本性是軟弱的，總喜歡“避重就輕”。在回憶往事時，對過去生活中的痛苦與歡樂，錯誤與正確，醜與美，重與輕……，總是選擇，突出、強化後者，而回避、掩蓋、淡化前者。這大概是一般人所難以避免的。但是，魯迅則不同，他的選擇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在《野草》裏，有一篇《風箏》，是回憶童年生活的，但他所回憶的，正是人們所最不願回憶的一件不光彩的事；一天，他發現小弟弟躲一個角落裏，用紙與竹片扎風箏，就拿出大哥哥的“權威”，不由分説地把風箏撕毀了。魯迅不但以他特有的嚴峻態度，寫下了這件事，並且稱之為“精神的虐殺”，而且不給補償的機會：後來我特地約小弟弟再放一次風箏，但這時兩人都已有“有了鬍子了”。而當我向小弟表示歉意時，小弟已全無記憶了。這就是説，在魯迅看來，這童年的“罪過”不但不能彌補，也是無從寬恕的，這樣的“回憶”是相當嚴格的；魯迅在文章的結尾特意表示，他不願沉湎于“春日的溫和”，卻要“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他其實也是要求我們讀者，要正視（而不是回避）生活（生命）中一切嚴峻的方面，包括我們在“過去（童年，歷史）”所犯的一切過失，不要在回憶中把它美化（理想化）了。

這樣，魯迅在無情的粉碎了關於“未來”的種種神話的同時，也粉碎了關於“過去”的種種神話，但人們還在尋求“精神避難所”，這回找到的是“死亡”。但魯迅質疑，“死後”會怎樣？這又是一個典型的“魯迅式”的問題，魯迅總是喜歡追問“以後，”“黃金世界”會怎麼樣？娜拉“走後”會怎樣？現在是“死後”會怎麼樣？

《野草》裏就有一篇《死後》，這可説是篇奇文。魯迅發揮了他的奇特想象：如果人死了，他的運動神經失去了作用，但感覺神經還在，那將會是什麼樣？不知同學們設想過樣問題沒有？魯迅設想，“我”死了，躺在地底下，一輛獨輪車從我的頭邊推過，大約是載重的，壓得我牙齒發酸——你們看，這種感覺寫得多真切？

又聽見幾個人走過來了，大概是來參加來追悼會的罷，一個表示驚訝：“死了”？一個“哼”了一聲，另一個嘆一口氣，“唉！”這還不算，又有幾個青蠅停在我的眉毛上了，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搖，還有一個從鼻尖跑下，用冷舌頭來舔我的嘴唇，你想這有多噁心，多難受！，可我又不能動，無法把它趕走。好不容易飛走了，臨走前，還有“嗡”得叫一陣，説是“惜哉”！我憤怒得幾乎昏厥過去。後來，舊書店的小夥計也跑來了，要推銷什麼“明版書”，生意竟然做到棺材裏，真叫人哭笑不得，我終於明白，死亡也許並不是人地的災難的結束，而是更大的痛苦荒謬的繼續。

你們看，魯迅就是這樣無情地堵住了一切精神避難所（“過去”，“未來”，以至“死亡”），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們面對“現在”，勇於正視一實生活中的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在《野草》裏，他創造了一系列的“形象”（“意象”）深刻揭示了這樣的困境。

這是“死火”。——“我”在夢中，在冰山間奔馳。突然跌入冰谷裏，我看見在一片青白冰上，有無數的紅影，像珊瑚網一般糾結在一起：這就是“死火”。於是，我與死火之間，有一場談話，死火告訴我，他被遺棄在冰谷裏，如果再得不到溫熱，就將“凍滅”。我表示願意將死火帶出冰谷，讓它永得燃燒。死火回答説：“那麼，我將燒完！”這就是説，死火所面臨的是一個“凍滅”與“燒完”的兩難選擇。應該怎樣理解這樣兩難選擇象徵意義呢？坦白地説，這一直是研究這篇《死火》的難點，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後來，還是我的導師王瑤先生的一番話啟發了我。有一天，王先生對我説：“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我要什麼事都不幹呢 ，那就是“坐以待斃”，我如果還繼續拼命，説得好聽點是發揮餘熱，其實呢，不過是‘垂死掙扎’”。我聽了這話，受到很大的震動，並且立刻聯想起來魯迅的這篇《死人》，終於恍然大悟；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只能在“凍滅”（“坐以待斃”）與“燒完”（“垂死掙扎”）之間作出選擇。也就是説，無論我們是努力奮鬥（“燒”、“掙扎”），還是什麼事也不做（“凍”、“坐”），最後的結局都是“死亡”（“滅”、“完”），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命運。在這一點上，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幻想。那麼，這是不是説，“凍滅”與“燒完”兩种先擇之間，就不存在任何區別呢？不是的。儘管最後的結果都是“滅”（“完”），但在“燒”的過程中，畢竟發出過燦爛的光輝，並給人類帶來光明，那怕是十分短暫；而“凍”的過程中，卻是什麼也沒有。也就是説，價值與意義，不在於“結果”，而體現在“過程”中。因此，死火最後作出的選擇是“我就不如燒完”；王先生也説：“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扎”。這是一種重視“過程”（的意義與價值），而不顧“結果”（結果總是沒有意義的）的人生哲學（與選擇）。而只能在“凍滅”與“燒完”兩者間作出選擇，這本身也是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無奈與悲劇性的。

還有“影”。《野草》的第二篇叫《影的告別》，構思與非常奇特而巧妙。大家知道，人的影子，在完全黑暗（黑夜）與完全光明（正午12點）的情況下，都要消滅；它只能存在於“半明半暗”之中。魯迅抓住這樣的自然特徵，用來象徵（揭示）像他自己這樣的“歷史中間物”的生存困境。他們身處在“黑暗”與“光明”兩個世界的交接點，一方面，他們反抗黑暗，自然為黑暗所不容（“黑暗會吞併我”）；但他們生命的價值也正（而且僅僅）體現在與黑暗的搏鬥中，可以説他們與黑暗是一個“共體”，沒有黑暗，也就沒有他們，光明真正到來之日，也正是他們的消亡之時（“光明又會使我消失”）。所以魯迅經常説他的文字應該“與時弊同時滅亡”，如果人們還記著他（及他的文字），就恰恰正明時弊仍然存在，社會依舊黑暗。這樣，像魯迅這樣的“歷史中間物”（在一定的意義上，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中間物”）就既存在於“光明”與“黑暗”的對立中，又在兩面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是一個“徬徨于無地”的無所依託的存在。

還有“過客”。黑鬚，髮發，著黑色短衣褲，從還能記事的時候起，就一個不停的往前走。老人問他：“你是怎麼稱呼的？”他回答説：“我不知道”。老人再問他：“你是從那裏來的呢？”他回答説：“我不知道”。老人問他：“你到那裏去？”他依然回答：“我不知道。”這同樣寓意深長。人既不知道自己的來處——他是被自己不能把握的力量拋到人世間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去處——他是無所歸宿的存在。而在我們前面已經講到的《死後》裏，又告訴我們：人“怎麼死”、死“在哪”（或許還有“什麼時候”死，等等）也是“不知道”的，人“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也“沒有任意死掉的權利”。——這些結論（發現）都有相當悲涼的。

這正是魯迅要我們正視的：人的生存的無奈，無依託，無歸宿。魯迅就這樣堵塞了人們“逃避不完美的人生痛苦”的一切退路，把他的人的生存絕境的命題發揮到極致。由此提了了他的哲學，他拒絕“完美”，強調歷史，現實，社會，人生，人性……都是不圓滿，有缺陷的；他拒絕“全面”，強調歷史，現實，社會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頗，有弊端的；他拒絕“永久”，強調一切都處於過程中，否定生命的凝固與不朽。魯迅徹底摒棄了一切關於絕對，關於至善至美，關於全面，關於永恒的烏托邦神話，它固執地要人們相信，有缺陷，有偏頗，有弊病，有限，才是生活的常態，才是正常的人生與人性。要人們正視這一切，才能從中殺出一條生路。這正是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的人生態度。這恰是魯迅思想的一個鮮明的特色。記得我的一位朋友説過，中國的文化有五大塊，即儒家文化，道家（老莊）思想，民間道教，佛教，以及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前面四種文化思想，儘管彼此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但在給人們提供某種精神避難所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唯有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思想卻要從根本上否定一切精神避難的努力。我以為，這位朋友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3，“我”與“他人”

下面，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魯迅《野草》裏的哲學。——魯迅又把人置於和“他人”的關係中來考察（揭示）人的個體生命存在的困境。這是一種橫向的觀照。魯迅所關注的“他人”主要是“敵人（反對者）”、“愛我者”與“群眾”。

先看“敵人”。”有一篇《這樣的戰士》，説戰士舉起投槍，向敵人擲去，“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戰士“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什麼叫“無物之陣？”就是你要做一件事，分明感覺到敵人（反對者，阻力）的存在，但卻摸不首，抓不住，無從和它對壘交戰，但你終是失敗者，什麼事也辦不成。這就是民間所説的“鬼打墻”。人走在曠野上，明明看見有鬼，一拳打過去，卻撲了個空；鬼又另一面出現，再出去，仍然撲空，魯迅曾説，在中國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中國辦事之難，就難在到處都是“無物之陣”。恐怕每人中國人（包括在座的每一個同學）對此都有深切的體驗吧，“無物之陣”是深知中國的魯迅對國情的一個相當深刻的概括（與發現）。魯迅認為，這種“無物之陣”是敵人（反對者）的一個策略、手段。所以他筆下的戰士走進無物之陣時，“所遇的都對他一式點頭。它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魯迅進一步分析説，中國的反對改革者，對於任何變革的努力，首先是“壓”，壓不住就變，變得仿佛與你一樣，即所謂“鹹與維新”，於是對者（敵人）突然消失了，滿天下都是改革，改革，改革……，以至真正的改革者，反而羞于談改革了。

但反對之心其實並沒有變，一理有機會變會反衝例算，原來“改革一兩”，現在就要“反對一斤”。中國的反對改革者其實是比改革者要有經驗，厲害得多，也堅定得多，中國的改革者往往是過分的天真，也過分的軟弱了。何況反對改革者還得到中國傳統的支持。這就是魯迅所説的“無物之陣”的另一方面：這是千百年形成的，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魯迅又稱之為“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魯迅説：“死於敵人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年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髮發的流彈，細菌並無惡意的侵入”。正因為反對（阻力）來自母親、愛人、戰友這樣一些“愛我者”，而且又是無意的，出於善意的（至少是無惡意），這就既難以識別，不易防備，又無法公開對陣，其可怕之處也在這裡。魯迅還發現，無物之陣的可怕還在於它的“不明確，含糊不清”。魯迅曾問過當時的年輕人：最可怖的鬼是什麼？不知同學們有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問題？有人説“三頭六臂”的鬼最可怕；魯迅説，不，這樣的鬼雖然有多頭多臂，即使是三個，六個，或更多，畢競有個數目，就有一個限度，也就不可怕，或者説，它的可怕也是有限的。只有沒有眼睛，沒有眉毛、嘴巴的“渾沌鬼”，唯其含胡不清，不知背後還藏著什麼才最可怕。魯迅還舉了一個例子，説當年駱賓王寫文章大罵武則天，武則天看了，不過微微一笑，因為無論列舉了多少條，罵得如何刻毒，武則天一看，心裏就有數了，無非就是這些問題，一明確，就不可怕了。魯迅説，如果是我，就不這麼罵，而是把武則天拉到大庭廣眾之中，指著她説：“大家看，她是多麼，多麼……”點點點點，就是不點明，你這裡一點，她就一哆嗦，因為她個知道要宣佈她什麼新的罪狀，她怕就怕在充滿了種種暗示，卻又不明確，應該説，魯迅所遇到的正是這樣一些“含糊不清”的“無物之陣”，不知道會在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以什麼名目，來向他發起攻擊，就只能時時處於緊張的戒備狀態中，這對人的身、心都是極大的傷害，魯迅可以説是深受“無物之陣”的折磨，以至身心交瘁，而在50多歲的年齡年就過早的逝世了的。中國的“無物之陣”的這種“磨殺”思想戰士的力量，真是令人不寒而慄。

那麼，“愛我者”如何呢？《過客》裏有一個情節，也頗耐人尋味。這客從懂事時起，就一個人向前前方，走，走，走。走得衣服破爛了。血也幾乎流盡了。這時，小女孩遞給他一塊破布，讓他包紮了一下。這“破布”顯然象徵（表現）著一種愛的同情與溫暖，我們看“過客”作出了怎樣的反應。他先是十分愉快而感激地接受了這塊破布：孤獨的戰士原本是渴望著愛與同情的。但是，過客卻突然警覺，又毅然絕然地將破布還給了小女孩，並且説了這樣的一番話：“倘便我得了誰的佈施，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好的滅亡……；或者詛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魯迅在與許廣平的通信中，也表示過類似的意見。先是許廣平給魯迅寫信，説自己的哥哥死了，很是悲傷，走在路上，看見一些和哥哥年齡差不多的年輕人，都活蹦亂跳的，心裏想，為什麼他們不死，偏偏死了我的哥哥呢？魯迅在回信中卻説，我和你相反，越是和我親近的人，我越希望他早死。應該説，希望（以至詛咒）愛我者死亡、滅亡的思想是相當奇特的，很難為一般人理解的。於是有一位讀者寫信給魯迅，問他《過客》裏那段語話的意思。幸而這一問，引出了魯迅的一番解釋。魯迅説，這很好理解。比如説，你我之間，如果本來不認識，彼此沒有感情上的牽連，有一天，我們成了敵人，站在戰壕的兩邊，我會毫不猶豫地開槍把你打死；現在我們有了聯絡，戰場上再見時，我就會有許多顧慮了。再比如説，我有個老母親，80多歲了，住在北京。我在上海，要作什麼危險的事，我本可以無所畏懼的地去做，但一想到老母親，她對我的種期待與愛，我就下不了決心了。可見，一個人的反抗是會磋跌在愛上的。這裡相當深刻地反映了魯迅這樣的“戰士”，中國的改革者們的內心矛盾：他們既渴望著愛與溫情，又恐懼感（警惕著）愛與溫情的牽掛，會使自己失去了作為一個戰士，一個改革者的思想與行動的自由，這內心的矛盾是相當動人的。

再看看“群眾”。魯迅説過，中國的群眾都是“戲劇的看客”。這又是一個既準確，又讓人感到沉重的概括。魯迅曾這樣説，事實大概也確會如此：如果我們在大街上吐一口痰，然後蹲下作觀看狀，很快就會在身後圍成一圈又一圈的人，大家都在“看”，既看別人，也被別人看，魯迅在很多小説，雜文裏，都寫到了“看客”現象，以至構成的魯迅作品的一個基本模式，這是高度概括了中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比如，今天我在這裡演講，大家在看我，我是被盾看；但我也反過來在看大家，大家也是被看的，這就是我們彼此的關係，我們都在同時扮演著“看者”與“被看者”的雙重角色，如果再作細緻分析，可以發現，群眾所“看”的對象，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祝福》裏的祥林嫂那樣的不幸者。祥林嫂悲痛欲絕地講著她的“阿毛被狼吃了”的不幸，村裏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趕著去“看”，“直到她説到嗚咽，她們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著”。請注意這裡的“嘆息”、“滿足”與“評論”，看客們是不會有真正的同情心的，他們熱心看與聽，完全是因為生活得太無聊，要去尋求一點刺激。他們正是通過“看（與聽），把別人（祥林嫂）的眼淚變成自己無味的生活裏的鹽，面股無聊中的談資，一句話，把別人痛苦轉化為自己身心上的“滿足”，這就在實際上把現實生活中的他人的苦難，變成鑒賞對象，遊戲化與審美化了。這其實是表現了人性的殘酷的。另一類“被看”的對像是具有獻身精神的中國的改革家，啟蒙主義的思想家，像《藥》裏夏瑜那樣的人物，他們的嚴肅、認真的探討，宣傳，通過根本不能理解的看客的“看”，變成了一種表演，他們的崇高的犧牲被看成不可思議瘋狂。“看客”對意義、價值的消解，必然導致一切都成為遊戲——魯迅早就説過，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看客在本質上也就是魯迅所説的“做戲的虛無黨，”什麼都不相信，就只剩下“做戲”了。而一個只會做戲的民族是可悲的。並且是危險的。

責編：蔡麗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