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身體的問題，從古到今，不是説得太多，便是説得太少。

　　在中世紀的歐洲，迫於教會的威權，解剖身體一度被定為非法，而關於肉體慾望之類的話題更是人人生畏的禁區。

　　在古代中國，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好像中國人很重視身體，卻不料中國人裹起女人小腳來那麼狠心，婆婆、母親、姑姑、姊姊一起上陣，把個小女孩折磨得死去活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聽起來名正言順，但真正實行起來，卻就成了殺人的禮教。

　　在基督教裏，我們首先被教導忍受苦難，不管是心靈的、還是身體的。我們不應該抱怨，我們應該漠視身體，越向心靈，就像艾米莉-狄金森所唱的──

　　那又怎樣，如果我説我不再等待

　　那又怎樣，如果我重開這肉體的閘門

　　逃走，向你奔去

　　那又怎樣，如果我銼開這凡人的軀殼

　　看看哪都被傷害

　　而後跨入自由的天地

　　他們再也拿不住我

　　城堡會呼叫，槍炮會懇求

　　這時，對於我，已毫無意義

　　所以尼采會説，哲學從某種意義便是對於“身體的解釋，或者誤解”。而每當我們想起這些對於“身體的解釋，或者誤解”，我們總是不由的想起希臘。在那個天真年代，這些神的子民自信滿滿，他們從不與憂鬱結親，他們創造出力與美的雕像、酒神的狂歡、全國範圍的奧運會。但是就在這樣令人嚮往的時代，卻也出現了不少異類，蘇格拉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蘇格拉底其實可以説是一個完美的斯多葛主義者，他毫不關心個人的得失，對於冷暖不聞不問，摒棄一切肉體享受，當然，他更不會像當時的許多富家子弟那樣去近“男色”──請注意“男色”，在希臘這個現象是十分普遍的，希臘過分狂放的氛圍反而造就了許多寂靜的斯多葛主義者。與此相同，在美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過分壓抑清教徒環境裏，也出現了伊莎多拉-鄧肯，那個自由的代言人，最偉大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

　　而在我們現世，關於身體的話題充斥街頭。幾十年前還是禁區的許多東西，轉眼之間已從十幾歲少女的嘴裏迸出。一些仁人志士大聲疾呼，社會應該給予必要的監督；而另一些人卻斗膽放言，我們這個國家已被壓抑得太久，“我們蔑視個體、蔑視個人的體悟、蔑視個人的需求，我們犧牲無數人的個性，把群眾造成道德的容器，執行思想而不是創造思想”。面對如此犀利言辭，我們不僅惘然。

　　《菜根譚》説，“談山林之樂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厭名利之談者，未必盡忘名利之情”，我們這些人大聲疾呼，我們這些人斗膽放言，我們這些人中又有幾個真正認識自己的身體。靈與肉的和諧，這是貫穿所有哲學的一個問題，而我們常常看到的卻是靈與肉的爭鬥。所以，那些大聲疾呼者、那些斗膽放言者，未必真如一個鄉野匹夫認識自己的身體。

　　當莊子在濮水邊釣魚時，楚王派兩個士大夫去請莊子做官，莊子無暇回頭，只是問了個毫不相干的問題。他説自己聽説楚國有一隻神龜，死的時候三千歲，楚王把它供奉在廟堂裏。他問士大夫那只神龜是願意做個死龜享受廟堂的供奉，還是願意拖著尾巴在泥水裏爬。二位大夫説，願意在泥水中活著。莊子便説自己將像那只烏龜一樣在泥水裏爬……

　　像莊子這樣的人，你以為他對於身體的見解是如何？

　　林語堂在一片自傳裏講──他願意有一間屋子可以工作，不必特別清潔，也不必過於整齊，只要舒適、親切；他要有幾件士紳衣服，一雙舊鞋，在華氏九十五度時，他的一半身體需有權赤裸，而他的傭人也不會在意；他要有一個家，幾個真有孩子氣的孩子，可以在雨中玩耍，沐浴為樂；他願意早晨聽到公雞叫鳴，屋前有幾棵喬木；他要有幾個朋友，精神要很富足，但又會説葷笑話，在説葷笑話和談哲學時一樣坦白自然；他要有一個好廚子，一個煙斗，一個女人……

　　像林語堂這樣一個人，你以為他對於身體的見解是如何？

　　他們都沒有特別談論身體，而當我們特別談論身體，把身體同慾望畫上等號時，我們對於身體的認識是否已經出現了偏頗？

　　我們的身體更多的是在生活，我們吃飯，我們聽音樂，我們看電影，我們品酒，我們睡覺，我們生孩子，我們剪頭髮，我們曬太陽，我們哭，我們笑，我們看面相，我們挨打，我們爬山，我們釣魚，我們挑選首飾，我們唱歌，我們祈禱，我們聊天，我們講故事，我們散步，我們洗澡……而當報紙電視媒體把我們的注意力僅僅吸引到那一點，我們的生活便出現了問題。

　　所以若要寫身體，我們便要寫生活。身體不再是簡單的醫學概念，也不再是純粹的肉體。

　　劉墉先生寫作《在靈魂居住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説，便是對此的嘗試。在這本書中，他將人體的各個器官分開，頭髮、手、脖子、心、肚擠眼、臉、腿、腳等，分別講述關於它們的故事。他擷取自己和別人的人生經驗，講述身體背後的性靈故事，

　　當然，他的人生哲學不同於老莊的，也不同於林語堂的，在這方面，需要我們慢慢去體悟。

責編：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