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啟先生交往有幾十年了。在師大中文系，他是古典文學教研室名教授，我那時在外國文學教研室教書。我們的頻繁來往，還在他被劃為右派、我則是右派漏網之後。

　　那時他住西城區小乘法巷，我住西城區東養馬營，很近。我喜歡到他家裏去，談天説地，喜歡他的詩、書、畫三絕。他曾贈我珠竹一幅，告訴我他自認為畫比字好。一間房子，我坐在桌旁的藤椅上，他坐在旁邊椅子上。大嫂到吃飯時，悄悄地把案板拿進來，墊張報紙放在床上，切肉、切菜，儘量輕輕地，怕攪了我們的清談。啟先生告訴我，有時大嫂生病了，屋子裏有客，她連躺一下都不能。

　　啟先生的笑話是多的，牙壞了就捂嘴，連説“我無齒（恥）”。頸牽引就説“我上吊”。那時候，那個三字的自傳“中學生”，以及擠公共汽車、生病等韻語，都是隨做好隨念給我聽的。

　　我告辭了，窄窄的院子，冉冉的芭蕉。他送到門口，必搶在前頭，肅立門外，對我深深鞠躬。

　　後來聞説大嫂逝世了，我趕緊去看他。他的眼淚一串串的流下來。他對我訴説大嫂的賢惠。直到現在他啊才學著洗茶杯、沏茶待客、檢點衣箱，他才知道大嫂不知什麼時候給他做好絲棉衣褲，併發現衣服底下，藏著啟先生幾頁得意的畫作（他以為早已被紅衛兵抄走了）。他給我看上面已有他的好友王世襄題的詩，並也請我寫。我不如我的同學世襄的詩才，只得惶恐愧謝，但心裏卻為啟先生對我的誠摯抬愛而感謝。

　　為了讓他高興些，打聽到他開始喝紹興酒，就請他到我家喝酒。他呼家兄為大哥，我老伴為姐夫。酒喝多了，舒紙揮毫，立寫一首嘲笑我老伴禿頭的詩。我最喜歡納蘭詞，他偏要寫一首嘲笑納蘭詞女兒腔的絕句，惹得我們兩人都有點不高興。

　　文革之後，我在中文系有點走投無路，我不願在外國文學組，“重來無處不傷心”，我希望到古典文學組。繫領導不同意。但是啟先生顯示了他對我的交情，他一面鼓勵我，把他教的宋詞課讓給我，一面介紹我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叫我寫兩篇詞的賞析亮亮相。

　　等他搬進校內小紅樓了，看他的人多了，我跟他難得見面。偶一過從，他必對著屋中的客人説，我是和他約好了來談事的，為的是好把客人請走，專門和我傾談。

　　我退休後，他鼓勵我寫書，從擬書名到寫書籤到寫序，都靠他幫助我。他聽説我第二本書是寫李后主，便叫人帶給我他對後主某詞的一些新的看法和資料。後來我在廣播電臺講《宋詞二十講》，他已是名噪京門的大書法家了，還騰出時間為我寫了若干首詞，直到我實不過意，餘下的請王世襄夫婦為我寫完二十首。

　　以後，“大熊貓病了”，但求他寫字的人越來越多，我只有用電話問候。

　　去年，他在電話中説，世襄、苗子和他都不輕易吃飯聚會，提出“節約用電”的口號，就是説，來日不多了，趕快節約時間，多讀多寫才是。我非常感激這些大師準備做最後的衝刺時，竟然還把我也算在內。

　　今年，我打聽啟先生因春節將至已從醫院回了家，就立刻打一電話給他，問他可好？請他原諒我很久不來看他。他説，我已經賜“紫金魚袋”了，恐怕離死不遠了。我説：“不許這樣説，您這五本書中文系同人都拿到了，十分受益，您養好身體還是可以‘口述’的嘛！”（我心裏想到“春蠶到死絲方盡”）他説：“得令！”我們彼此大笑。誰想兩天后，就聽説啟先生再度中風，再進醫院，從此不起。

　　文革時候，我和黃藥眠、鐘敬文、啟功、陸宗達等都屬牛鬼蛇神，由此我們結下了較厚的友誼。黃先生走了，他囑咐我要奪回時間，用功寫作。鍾先生也是如此，他鼓勵我寫一本書；他的病重，是啟先生通知我的。他説你去看看鍾先生吧，我看情況不好。我去看了鍾先生，並且寫了一首詞去祝壽，鍾先生是看見我的詞了。如今啟先生也走了，我除去流淚外，還能寫什麼詞嗎？反正他也看不見了。因此，我願以趙樸初臨終前的偈語奉祭：

　　生固欣然，

　　死亦無憾。

　　花落還開，

　　水流不斷。

　　我兮何有？

　　誰歟安息？

　　明月清風，

　　不勞尋覓。

　　我敢肯定，樸老這偈，啟先生一定十分同意的。

　　最後，我還想跟同學們説兩點感想：

　　①魯迅先生説過，對陶淵明的評價，不可只看到他靜穆的一面（“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應同時看到他金剛努目的一面（“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我們看啟先生，也不可只顧看到他的謙虛親切幽默，還要看到他的堅凈有所不為。當他卑貧的時候，他啊何嘗乞食于日寇？在他榮顯之際，又何嘗養尊處優？

　　②師大中文系這次如此重視啟先生的喪葬，調動了全體師生，尊師敬道強烈感情，是師大幾十年罕見的，為此我大為感動。一個大學，師生本著校訓，融合一體，是大學的靈魂。只有這樣，這座大學才能大放異彩。我認為這就是老教師的最大心願。（楊敏如口述 何歡記錄）

責編：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