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的精神可以概括成一種博大的愛：對學生的愛，對老師的愛，對同事的愛，對知識學問的愛，對生活的愛，對世界的愛。
——童慶炳
我是啟功先生幾十年的學生，他的去世使我很悲痛，因為啟功先生一生的為人師表和高尚風貌對我、對很多老師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和啟功先生的相識是在1955年，到現在也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時間了。我那時是中文系一年級學生，啟功先生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大概是四十多歲。他知識淵博，是一個讓我們景仰的好老師。他講課的情景，我至今還記憶猶新。最初，啟先生給我們上“文選及習作”這門課程，主要講解元明代的戲曲作品，尤其是散曲作品。啟功先生講課十分認真。他每次都仔細地備課。課堂上，他能夠談笑風生，從容自如，用自己的教學風格感染和吸引學生。他講的很多東西都是書本字典上找不到的，比如戲曲作品中的一些方言和行話。雖然這些在戲曲的創作時期是流行的白話，但是它對於我們今天學生來講是很難懂的。啟功先生就一點一滴、一字一句地教我們。他的講解是明白的，也是風趣的、生動的，能帶領進入作品的充滿魅力的藝術世界，深入地理解作品。而十分遺憾的是，我對啟功先生講課所做的筆記由於多次搬家而丟失了。在北師大中文系受到了啟功先生的教導是我的幸運。從我在大學起步的時刻開始，他就給了我很大的影響。
我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我嘗試出一篇論文。我選擇了《紅樓夢》研究。在撰寫《紅樓夢》的論文的時候，我讀的是啟功先生註釋的《紅樓夢》。那是我的處女作論文，也是我學術研究的起點。《紅樓夢》的研究是很難的。不但有很多深刻的內涵需要深刻的理解和體會，就是讀懂它也並非易事。因為像其中的人物的穿著、飲食、風俗、習慣等描寫，帶有中國１８世紀的特點。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啟功先生註釋的《紅樓夢》是一個很好的版本。他的註釋很詳細，帶我進入了《紅樓夢》的世界；他對《紅樓夢》的一些點評，對我有很大的啟發。1963年，在曹雪芹逝世200週年的時候，我的論文《高顎續〈紅樓夢〉的功過》經啟功等多位教授審讀，認為思想文字皆好，它才有幸登在當時的《北師大學報》上。那兩萬多字的文章可以説是我人生的轉捩點。這都是與啟功先生的幫助和啟發密切相關的。
我與啟功先生一直保持著交往。從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中期，他長時間住在新街口附近的一個小衚同裏。而我當時住在北師大女附中職工宿舍。我經常順路去看他。他對人和藹可親，而且記憶力驚人。他可以記得很多人的名字，包括我的岳父、我的愛人，而且還經常問候他們。啟功先生曾在中華書局參加標點清史的工作。他對於歷史曆法問題有時沒有把握，就向我的岳父曾次亮請教，因為我岳父是中華書局的老編輯，有是這方面的專家。直到後來很久很久，他見我的時候還是問起：“曾老先生怎麼樣了？身體還好嗎？他的學問很好。”啟功先生十分謙虛。他總是能看到別人的長處。他要我們向我的岳父曾老先生學習和請教。他還能記住很多其他學生的名字。這種記憶力的背後其實是他對他人的深深關切，帶著濃厚的人情味兒。
改革開放後，我住在月壇北街，啟先生還住在新街口附近的小衚同的一個院子裏。從學校騎車回家的路上，我還是經常順路去看他。啟先生的家的陳設非常簡樸，他的書房甚至可以説是很簡陋的：只有一把椅子，一張桌子，一個條凳，還有滿墻書架的書。可是每次我去的時候，他都要把自己經常坐的椅子讓給我。在我多次的推讓下，他才坐回椅子上。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啟先生還有個愛吃花生的習慣。在他的書桌上經常擺著一小盤花生。我去的時候，他經常請我吃花生。我説，這是您愛吃的，還是請老先生吃吧。他還是十分熱情地讓給我。我也禮貌地推辭。這樣彼此讓了很多次，最後直到我們把花生碟子推到書桌的中間誰也夠不到的地方才停止。每次談話的時候，他都十分關心地問寒問暖：問其他老師怎麼樣了，問我的老師黃藥眠先生怎麼樣了，還經常問起系裏的工作，他十分關心中文系的發展情況。
啟功先生是平易近人的。當他在書法界已經很有名氣的時候，他也總是很爽快地答應給我們題字。有一次，我帶給他一刀毛邊紙去。他開玩笑説：“我給你題字，你給我一刀毛邊紙，那我這不是貪污了嗎？”我知道，這點毛邊紙的價值與啟先生的書法作品比起來是很不值錢的，如果説“貪污”的話也是我“貪污”了。啟先生給我題字，我提出只要一幅，但他總是多給我寫一幅，為的是對後學表示鼓勵。
在啟先生家裏談的最多的還是學問：從古至今的典籍、人物、場面、事件等等，還有一些歷史人物的趣事 。這讓我們學到了更多的知識，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我去啟先生家的次數早已經數不清了。在他的家裏，成了我的另一個學習的課堂。
啟先生總是在別人遇到麻煩的時候，給人最大的鼓勵，給人精神上以支持。９０年代初，我處於思想上的低潮，情緒低落，啟功先生知道後，他寫了一幅對聯送給我，鼓勵我好好做學問。那是陸游晚年的一幅對聯：“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意思是告訴我要振作起精神來，好好讀書，做學問就是要坐冷板凳，要能夠鑽進去。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也給我很大的啟發。後來，我給自己的書房取名叫“消永日齋”，就是為了表示對啟功先生的感謝。在他的鼓勵下，我度過了這段低潮期，調整了情緒，靜下心來，繼續投入到了工作和研究中去。那一段時間，成了我學術上收穫最多的時期。這正是受到了啟先生督促的結果。我覺得一個好老師不在於學生取得成績的時候吹捧他，而是在學生遇到困難的時候，伸出溫暖的手，鼓勵他，支持他，給他精神上以力量。這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
啟功先生的品格是獨立的、正直的。他刻苦自學，不斷地充實、提高自己。他經常給別人題寫的一句話是《易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他告訴我們，只有自己不斷地努力攀登，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老師，真正的學者。他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在一次生日時，啟先生曾經寫過一些類似于打油詩的句子，以此來為自己的一生寫照：“初中生、副教授，肩癱左，派曾右。……”他在自己的一生中自強不息，不斷進取，一步步走上了學問的高峰。啟功先生對學術問題有著自己的見解。從不隨聲附和，從不以別人的評價為評價，以別人的是非為是非。他對所有的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眼光和看法。
啟功先生還有一點讓我十分敬重，也對我影響特別大。他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師陳垣先生。陳垣先生是建國以後北師大的第一任校長，啟先生曾多次談到陳垣先生對他的幫助以及對他的教誨。初中畢業之後若干年，啟先生又一次到一所中學求職被拒，最後他找到了陳垣校長，陳校長留他在輔仁大學做助教。後來，他成了陳垣校長的入室弟子。從陳垣校長的治學路徑中，啟功先生也找到了自己治學研究的方法。啟功先生一生不忘陳垣校長。他的書法成名之後，曾在香港舉辦個人的書法作品展，他用所得的錢建立了“勵耘”獎學金。“勵耘”是陳垣校長書房的名字。他沒有用自己的名字，正是為了表示對他的老師的懷念之情。在後來的很多文章中啟先生都一再表現出了對老師的熱愛，傳達出了濃濃的尊師之情。
啟功先生是一個樸實的人。他沒有架子，也沒有派頭，為人隨和。他對待學生也是這樣。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述啟功先生對老師的感情，其中講了他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啟功先生看了很感動。他説讀到其中的一些地方忍不住要留下淚水。為此，他還親自到我的家裏來表示感謝。因為他覺得我理解他，把我看成知音。一個老師感謝一個學生，真的讓我愧疚，但又十分感動。
啟功先生是我們北師大文學院文藝學研究中心的顧問。文藝學研究中心剛剛起步的時候，我們曾經請他為“中心”題字。當時他的手已經開始有些發抖了。但是為了表示對研究中心的支持，他依然堅持著為我們題字。他用顫抖的手提起了筆，可是卻不能一次完成作品，只能每個字都寫很多遍，把不好的圈掉，留下自己滿意的。最後，我們通過電腦的拼接得到了最後的成品。我們知道，這幾個字裏包含了啟功先生對文藝學研究中心的極大關心和熱情的支持。
對於啟功先生，我有兩件遺憾的事情。第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對於啟功先生在大學給我們講的課，我做了詳細的筆記，但是由於多次搬家最後丟失了。如果能夠保存至今，那將是極有學術價值的；另一件是，在文革期間，啟功先生曾被要求抄寫大字報。他每天要寫很多很多，貼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我們卻沒有想到取下來幾份保存。當時啟功先生並沒有説不許揭，如果我當時揭下幾份來，並保存下來，那多麼具有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啊！這兩個“遺憾”我在慶祝啟先生９２歲壽辰的大會上當著啟先生講過，引起啟先生和與會者的笑聲。
1998年，啟功先生為師大寫了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有人以為那是啟功先生從古書上摘錄的。實際上那完全是他自己的構思。他主要倡導：學校需要一種精神。他為師大發展，為“師大人”樹立了崇高的人生理想。有許多老師撰文解釋啟先生所寫的“校訓”。我也曾寫過一篇散文，作為對啟功先生這句校訓的理解。那篇散文最初以“上課的感覺”為題目發表。老師和學生們都很喜歡。後來這篇文章被學生們投到《人民文學》雜誌社，改名為《我的“節日”》再次發表，並經過了多次的轉載。啟功先生也讀了這篇散文，他鼓勵我多寫這樣的文字，他説他倡導的就是散文中的精神。也許我的散文闡釋了校訓中的一點點內涵，但卻不足以闡述全部。啟功先生的思想是深刻的，他的精神是博大的。
啟先生走了，我們都十分懷念他。這對於北師大來説是一個損失。北師大只有一個啟功，我們只有一個啟功，但卻是永遠的啟功先生。（張琳整理）
童慶炳簡介：
1936年12月27日生，福建省連城縣莒溪鄉人。1958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本科，並留校任助教。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國家評定的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中心主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顧問，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協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北京社科聯常委。
1963－1965年，任越南國立河內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1967年－1970年，任阿爾巴尼亞國立地拉那大學客座教授，1978－1983年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副系主任，1985－1995年曾任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1995年3月-1996年2月任韓國高麗大學校中文系客員教授。2000年任新加坡南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研究員。
1984年獲北京市勞動模範稱號。主持過國家“75”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重點項目“文藝心理學研究”，獲研究成果15種，最終成果專著《現代心理美學》獲首屆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優秀著作成果二等獎。他主編的高校教材《文學理論教程》獲北京市優秀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國家級優秀教材二等獎。
責編：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