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啟功先生相識是1974年。那時我去北京辦事，謝稚柳先生托我去拜望他，還鄭重其事地寫了一封介紹信讓我拿著。其實我在想，像我這樣吃記者飯的，只要想找的人，沒有找不到的。找到坐落在北京西直門小乘巷的小乘庵，見到自署“小乘客”的啟功先生，我還是把信交了上去。早知名人信札這樣值錢，我會把稚柳先生的信留到今天換飯吃。那時啟功先生六十歲出頭，他那圓圓而帶著微笑的面孔顯得慈善而年輕。此時，小乘庵內，四壁肅然，無什麼可記，只是那幾間草屋圍起來的小院，青磚鋪地，墻腳下長滿綠苔，一切都很安靜，只是他在介紹夫人時，説：“這是賢妻章寶琛，我們相依為命。”我似乎聽到他的心臟跳動聲。

　　這次，啟功先生談得最多的是和稚柳先生在一起鑒定書畫的事。解放之初，國家文物局組織鑒定家在後海前門團城上鑒定流散在東北的故宮書畫，參加者有鄭振鐸、張蔥玉、謝稚柳、朱家濟和啟功。啟功先生向我談的對許多畫的鑒定，現在還能記得的只有倪雲林的《獅子林圖》、梁楷的《右軍題扇圖》，確定這兩件是臨本而非原件。

　　第二次見啟功先生是1975年，還是在小乘庵。這次是我自己要去拜見他的。我帶著稚柳先生為我畫的《塞上牧馬圖》，請他題跋。這時，先生的夫人章寶琛逝世不久，他還在悲慟之中。他給我看了一包文稿，並告訴我這是在文革之初抄家時，夫人智鬥紅衛兵保存下來的。夫人在彌留之際，用手指著隱藏文稿的地方。辦完喪事，啟功找出來一看，原來是他的文稿，內用牛皮紙、外用塑料薄膜包裹著。啟先生告訴我：“賢妻不通文墨，但她是我的文章知己。”這次，啟功先生給我談了在他被打成右派的艱苦歲月中，章寶琛是如何變賣首飾，來供他買酒和買書。夫人去世，給啟先生介紹對象的可謂是説客盈門，啟先生很風趣地説“討字的沒有紅娘多”。他堅志不再續娶。從他平淡而幽默的話語中，我感受到他們夫妻之間刻骨銘心的情與愛。

　　啟功先生在傷痛中還是為我題了《塞上牧馬圖》卷子。他在卷上題了一首詩並跋，詩云：“大漠雲開曉氣澄，粘天草色勝青陵，平生肺腑今無恙，老驥堪追萬馬騰。謝公稚柳余故人也，不晤已逾十載，1975年6月獲見其近作馬圖，筆思精妙，題尾猶見超軼絕塵之致，因次韻一首，就正鄭重同志併發稚老一笑。啟功。”啟先生這裡説是“次韻”，是因為謝先生在畫卷跋尾中有他自己遊內蒙古詩：“天底四野碧虛澄，鹼草萋萋翠似陵，極目平原向空闊，如雲駿馬氣驍騰。”回到上海之後，我把啟先生的題跋送給謝先生看了，他特別注意啟先生對他卷尾書法的評語，高興而帶著幾分感慨地説：“啟功也説我的字寫得超軼絕塵了。”謝先生所以有這樣的感慨，那是因他擺脫陳老蓮書體轉向張旭古詩四帖，並取得變法的成功。我感到謝先生是很看重啟先生對他的書法評價的。

　　丁聰把啟功先生畫得胖胖的，手持一張紙，紙上寫著：“大熊貓病了，謝絕參觀。”我感到啟先生真的累了，為名所累，為書所累。

　　1977年以後，我去北京採訪的機會多了。每到北京，我總要到小乘巷去看他。社會上對啟先生的認識是他的書法，那時向他求字的人就不少，他又總是每求必應，對我説：“人家求我寫字是看得起我。”而我觀賞的則是他的詩稿，從他的詩稿中可以看出他的灑脫。他是用幽默的目光看世界，也是用幽默的語言來表述內心的體驗。我看到他為自己的小乘庵寫的聯語：“草屋八九間、三徑陶潛、有酒有雞真富庶；梨桃數百樹、小園庾信、何功何德濫吹噓。”我看到他的《自撰的墓誌銘》三言詩稿：“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這詩很有時代特色，也很能反映他那時的心情。那時啟功先生雖然名氣大顯，但仍然是出無車，要乘公共汽車，他寫了《鷓鴣天八首乘公共汽車》，我當時讀了，拍手稱快，曰：“絕妙好詞！”其中一首雲：“乘客紛紛一字排，巴頭探腦費疑猜。東西南北車多少，不靠咱們這站臺。坐不上，我活該，願知究竟幾時來。有人説得真精確，零點之前總會開。”我看到他的詩稿還有許多，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在京城，人們對啟功先生以“當代書聖”尊之。現在我還感到奇怪，當時除了請他題畫，為什麼沒有要他寫字。啟先生給我題的另一幅畫是黃胄先生畫的《驢圖》。1983年，外交部請畫家作畫，集中住在東交民巷一個賓館裏，啟先生、謝先生都在。我到那裏去找他們玩。恰巧黃胄先生也在，我請他為我畫毛驢。黃先生説：“要我畫可以，但有兩個條件，一是我的畫要啟先生題，二是要謝先生為我畫一張。”啟、謝兩位先生在場，他們説：“我們擔保，一一辦到。”當時只作遊戲之言，説了之後我就離開北京到別處採訪去了。謝先生回滬時，果然帶來黃畫啟題。黃先生畫了十多頭毛驢，啟先生題曰：“倒騎張果唐宮遠，笑墮陳摶宋鼎初。1983年冬日題黃胄兄畫驢精品。小乘客啟功。”後來，啟先生離開小乘巷搬進北師大宿舍紅樓，我就沒有再登門拜望過。那時，我在寫兩彈元勳鄧稼先，要到北師大宿舍採訪稼先的妹妹，她也住在紅樓，和啟先生只是一壁之隔。我順便去了，只見門上貼著“謝客啟”，紙條上寫著：“熊貓冬眠，謝絕參觀，敲門推戶，罰錢一元！”我怕被罰，就沒有敲門進去。後來看到丁聰為他畫的漫畫《大熊貓病了》，把啟功先生畫得胖胖的，手持一張紙，紙上寫著：“大熊貓病了，謝絕參觀。”我感到啟先生真的累了，為名所累，為書所累。

　　啟、謝兩位雖然都是鑒定大家，但他們有著不同的鑒定風格，可以説是代表當代兩個不同的鑒定流派。

　　雖然不登門拜訪，我還是能經常看到啟先生的。那就是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成立，啟先生、謝先生都是鑒定小組的成員。他們去全國巡迴鑒定書畫，有時我利用採訪的機會，跑到鑒定的地方，跟著他們看畫，和他們聊天，聽他們説故事。啟、謝兩位雖然都是鑒定大家，但他們有著不同的鑒定風格，可以説是代表當代兩個不同的鑒定流派。啟功先生屬於學者型的鑒定家，重在考訂文獻、避諱文字和著錄。稚柳先生屬於畫家出身的鑒定家，立足於書畫自身的規律，如畫家的個性、時代性、筆墨表現方法等。前面提到謝先生很看重啟先生對他的書法的評價，其中有著更深一層的意思是由於對唐《張旭古詩四帖》不同的看法引起的。謝鑒定此帖為唐張旭的真跡，由此引發了他的書風變化，由崇尚陳老蓮轉而崇尚張旭。啟先生則從避諱、文獻鑒定此帖為宋真宗(1012年)以後的作品，兩者相差數百年。兩位先生雖各持己見，但並不影響他們的友誼，若不是他們的虛懷若谷，是無法做到的。他們爭論的時候，也是我學習最好的時候。我沒拜師，但對啟先生和對謝先生我都是以師尊之。在謝先生那裏我更多注意的是如何看畫；在啟先生那裏我更多注意的是如何讀書，每在看畫中遇到的問題，我會從啟先生那裏得到指點，如何去找材料，到哪些類書裏去找材料。我的側重，並不是説他們有什麼偏頗，謝先生的學問高深，啟先生的畫有元人的氣格，很精絕。他們也會告訴我鑒定中的某些竅門。不過，我那時注意的只是在鑒賞的層面上，用功不深，沒有認真深入到真偽的鑒定裏去。早知今天鑒定家是如此走紅，我也就會在鑒定上多花些功夫了。

　　“我姓啟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愛新覺羅的飯，不當八旗子弟。”

　　我對啟功先生的正式採訪只有一次，那就是2003年《淳化閣帖》回歸上海博物館的時候，因為要寫這方面的文章，我專程去北京向他請教。這時我已經十多年不見啟先生了。他中過風，又跌過跤，行動已經離不開拐杖，仍然有著他的幽默，提提手中的四腳拐杖説：“現在靠它四條腿，加上我的兩條腿，我成了六條腿的人了。”我説：“你是狡兔三窟，很難見到你。”他伸出兩個指頭作小兔狀，説：“我的耳朵不長，是只小兔，沒有三窟，只有兩窟。”我説：“按老譜你是八旗子弟，就是有個三窟五窟也是應該的。”啟先生祖先是雍正的兒子、乾隆的弟弟，實際上他們祖先就沒有享受過殊榮，因他的高祖父不是正室所生嫡系而列入另支。他説：“我姓啟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愛新覺羅的飯，不當八旗子弟。”還像過去一樣，我們見面先説一番笑話再談正題。對《淳化閣帖》的回歸，他花費了頗多的心思，當他發現《淳化閣帖》流落在美國後，先是把閣帖請回北京展覽，讓更多的人鑒賞，求得共識；然後又給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寫信，建議想法把閣帖購回。當閣帖回歸上海博物館時，他又給汪慶正寫信祝賀。他指著陪我去採訪而又抱著閣帖回歸的還未到退休之年的王立梅尊稱為“立梅大姐”，並稱讚“都是她的功勞！”立梅大姐則説：“有你老爺子的‘不把閣帖請回來死不瞑目’這句話，我就是舍得一身剮，也要把閣帖抱回來向你老人家交差。”

　　這一切生動的場景如在眼前，我怎能相信瀟灑而超脫的啟功先生就這樣走了呢？此時我聽著採訪他的錄音，看著採訪他時拍攝的照片，我不是正在和啟先生屈膝交談嗎？這美好的情景難以忘卻，它會永遠藏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