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國涌(知名學者)

　　93歲的啟功走了，從許多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中不難體會到國人的惋惜、悼念和哀思，人們更多是從“書法大家”、“學術泰斗”的角度緬懷他的逝去，感嘆“文化大師”的凋零，雖然也有人把目光投向了啟功淡泊無為、寧靜致遠的處世方式，但很少有人由此而進一步追問包括啟功在內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對今天的真實意義。在一個價值失范、文化斷裂的

　　時代，在他們的身上我們還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某些最珍貴的因子。

　　啟功他身為皇室貴胄，卻從不以血統自炫，堅決放棄“愛新覺羅”這個帝王家姓，以平民自居:“本人姓啟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飯，不當‘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領謀生。”當他出世時，正值民國誕生，昔日的榮華富貴早已成夢、成空，他早年喪父，備嘗艱辛，只受過中學教育，如果不是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一力提攜，他根本不可能登上大學的講壇，成就一生的學業。他曾花了一年時間寫字作畫，義賣所得全部鉅款，加上僅有的數萬存款全都捐獻給北師大，設立獎學助學基金，卻執意拒絕以自己的名義命名，而是堅持以老校長陳垣“勵耘書屋”中的“勵耘”二字命名。對陳垣的知遇之恩他始終唸唸不忘，在一個過河拆橋，以赤裸裸的物質利益作為最高價值的年代裏，就連最基本的、樸素的感恩之心都已變得如此奢侈。

　　毋庸諱言，啟功不是一個敢言之士，他只是一個藝術型、學問型的知識分子。但終其一生，他在自己的專業中恪守了做人的底線、人格操守的底線，保持了純粹的書生本色。他66歲那年所作的墓誌銘自我解嘲，也表明他對自己的性格、作為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坎坷半生，右派經歷，“文革”遭遇，喪妻之痛，都一一承受，最終徹悟人生，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了寵辱不驚，人們喜歡尊稱他為“博導”，他的回答是:“一撥就倒、一駁就倒，我是‘撥倒’，不撥‘自倒’矣！”他被任命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有人道賀説他榮升“部級”，他卻自嘲:“不急，我不急，真不急！”

　　在患難之後，他晚年的生命籠罩在世俗浮華的光環中，卻還能做到自持，有所超脫，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一個瘋狂追逐名利、急功近利的浮躁社會氛圍中，啟功就是一劑清醒劑、一味解毒藥，或許這才是他對當下中國最大的意義。啟功走了，北師大校園裏鐫刻著他手書“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校訓的那塊石碑將長存下去，這八個字也可以看做啟功的寫照。作為清末民初文化轉型期出生的一代文化人，啟功身上有著傳承文化命脈的自覺，道德的自覺，這一切構成了他做人的底氣，自有一種泱泱的氣度。啟功之後，水流雲在還是風流雲散？　

責編：木鐸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