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二歲才入正規的小學，但這不等於説我十二歲才學文化。我的啟蒙老師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對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沒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決心終身不嫁，幫助我的寡母撫養我，把自己看成支持這個家的頂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他叫爹爹。作為家長，她明白，要改變我和我家的窘狀，首先要抓對我的教育和培養，使我學有所成。我姑姑雖然沒有太高的文化，但還是想盡一切辦法，盡力教我一些簡單的知識，比如把常用字都寫在方寸大的紙片上，一個個地教我讀寫，猶如現在的字卡教學，雖然不十分準確，但常用字總算都學會了。

　　我的祖父特別疼愛我，他管我叫“壬哥”。我從小失去父親，所以他對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寫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標準的楷書寫在影格上，風格屬於歐陽詢的九成宮體，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後學習書法的基礎。這些字樣我現在還留著。他還教我念詩。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用一隻手把我摟在膝上，另一隻手在桌上輕輕地打著節拍，搖頭晃腦地教我吟誦東坡《遊金山寺》詩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警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優美的文辭使我沉醉，因為我那時還小，並不理解其中的含義，我祖父也不給我逐句逐字的解釋，但那抑揚頓挫的音節征服了我，我像是在聽一首最美麗、最動人的音樂一樣，這使我對詩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如果説我日後在詩詞創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績，那麼，可以説是詩詞的優美韻律率先引領我走進了這座聖殿。當然隨著學歷與閱歷的增加，我對這樣的詩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這些詩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選的詩有時顯然帶有更深的寓意。我記得他教我讀過蘇軾的《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啼卻得嘗當年。-----

　　這首詩後面還有很多典故，前面的這些描寫與我的具體情況也不盡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顯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叫我從小知道當母親的不易，應該一直熱愛母親。這樣的詩，我怎敢不終身牢記呢？

　　還有對我産生深刻影響的。他經常讓我看他畫畫，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和感觸：他隨便找一張紙，或一個小扇面，不用什麼特意的構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隨便地信手點染，這裡幾筆，那裏幾筆，不一會兒就畫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圖 毓隆的扇面）。每到這時，我總睜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觀看，那驚訝、羨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術表演一樣，吃驚那大活人是怎麼變出來的？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我覺得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領。因此從小我就萌發要當一個畫家的想法。我想，能培養人的興趣，激活人的潛質，激勵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雖然沒有直接跟我祖父學繪畫的技巧和筆法，但我學到了最重要的一點——愛好的發現，興趣的培養，這是最重要的，這就足夠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學之前，我也讀過舊式私塾。先在後衚同一親戚家的私塾裏跟著讀，後來又跟著六叔祖搬到土兒衚同，對面是肅寧府，那裏也設過私塾，我在那兒也讀過。當時那裏有一個教四書五經的，一個教英語的，也稱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們家屬於舊派，不能跟著念外語，學洋學。進私塾先拜“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還要拜主管文運的魁星。一般的教學過程是先檢查前一天讓背的背下沒有，背下來的就佈置點新內容接著背，沒背下來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書，然後接著背，直到背會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長期集中，背著背著就走神發愣，或説笑玩耍起來，這時老師就會大聲地斥責道：“接著念！”那時，我屬於年齡最小的，只好從百家姓讀起，比我年齡大的就可以讀“四書”“五經”了。有時，我看他們背得挺熱鬧，便模倣著跟他們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詞兒，就嗚嚕嗚嚕地瞎哼哼。這時，老師就過來拿書照我的頭上輕輕地打一下，訓斥道：“你背得這是什麼啊？盡跟著瞎起鬨！”諸如此類的淘氣事，我也沒少幹過。不過，有的老師也懂得“教學法”，我有兩個叔叔，一個用功，背得很好，盡得老師誇獎；一個不用功，背不下來，盡挨罰。老師就指著他對我説，“你看，像他那樣不用功，怎麼背得下來，就得挨罰！”這種現身説法，有時還真對我有些激勵作用，但日久天長也就失效了。

　　我十歲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虛歲，剛進七十。本應停靈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頭上，我那位吃錯藥的二叔祖也死了（見前），結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殯了，俗稱“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後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婦也過世了。三月初三，我續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連續死了五個人，而且都是個人因個人的病而死的，並非趕上什麼瘟疫，實在是有些奇怪，要説湊巧，也不能這麼巧啊！如果説十年前，父親的死揭開了我家急速

　　衰敗的序幕，那麼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敗的高潮。我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呼啦啦如大廈傾”，什麼叫“家敗如山倒”，什麼叫“一發而不可收拾”。我們不得不變賣家産——房子、字畫，用來發喪，償還債務，那時我家已沒有什麼特別值錢的東西了，我記得賣錢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十年前我父親死，我是孝子，現在曾祖死，我是“齊衰（音zicui）五月曾孫”，即穿五個月的齊衰喪服——一種齊邊孝服。祖父、祖母死，我是獨長孫，在發喪的時候，我都要作喪主、“承重孫”，因此我在主持喪事方面有充分的經驗。但這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精神上的負擔和打擊也過於沉重了！

　　凡沒落的封建大家庭有一個通病——老家兒死後，子孫都要變著法兒地鬧著分財産。我家雖已是山窮水盡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難。發難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為人實在不敢恭維，我曾祖活著的時候常罵他“沒來由”。他找上門來，興師問罪，對我祖父説：“父親死後，母親（續弦的）把家中值錢的東西都變賣了，錢都歸了你們大房，這不行。”我祖父氣壞了，向他連解釋、帶保證，説：“母親什麼東西也沒給我們留下，我也從來不問她財産的事，更不用説私下給我們錢了。”我六叔祖還不依不饒，指著祖父屋裏墻上挂的一張畫説：“這張畫不就是值錢的古玩字畫嗎？”這可真應了我曾祖的那句話：“沒來由”。這張畫挂在那兒不止一兩年了，又不是現在才分來的。再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張倣錢谷的贗品，而且贗得沒邊。我祖父氣憤地向他嚷道：“你要是覺得它值錢，你就拿走好了！”我六叔祖還真的讓跟著來的手下人蹬桌子上板凳地給摘走了。手下人摘走後，就剩下我祖父和我六叔祖兩個人，我祖父氣得直哆嗦，指著他發誓道：“我告訴你，你就有一個兒子，我就有一個孫子。如果我真的私吞了財産，就讓我的孫子長不大；如果我沒私吞財産，你就是虧心，你的兒子也不得好死！”在那個時代，親兄弟倆，特別是每家只有一個獨苗時，設下如此惡咒，真是豁出去了，不是爭吵到極點，決不會發這樣的毒誓。後來，我祖父就因此而一病不起，七個月後也故去了。這七個月裏，他動不動就哆嗦，這顯然是和我六叔祖爭吵後落下的病根。他死在安定門內的方家衚同。臨死前，還特意把我叫到床前叮囑了兩件事：一件就是告訴我如何跟我六叔祖吵架打賭，意在勉勵我以後要自珍自重，好自為之。另一件就是叮囑我“決不許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孫子。”我都含淚一一記下了。

　　不到一年連續死了這麼多人，但對我打擊最大、最直接的是祖父的死。我父親的死，使我母親和我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還有我祖父這層依靠，他衝著自己唯一的親孫子，也不能不照管我們孤兒寡母。現在這層依靠又斷了，而且整個家族確實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生活的最基本保證——吃飯和穿衣都成了最實際的問題。也許真的是天無絕人之路吧，這時出現的真情一幕讓我終生難忘。

　　原來，我祖父在做四川學正時，有兩位學生，都是四川人，一位叫邵從 ，一位叫唐淮源。他們知道我家的窘況後，就把對老師的感激，報答在對他遺孤的撫養上。他們&&捐錢，並向我祖父的其他門生發起了募捐，那募捐詞上的兩句話至今讓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動了捐款人：“霜媳弱女，同撫孤孫”。霜媳是指我的母親，弱女是指那沒出嫁，發誓幫助我母親撫養我的姑姑。結果共募集了2000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這2000元買了七年的長期公債，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大體夠我們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銷了。而邵老伯和唐老伯就成了我們的監護人。我祖父死後，家族裏的人，覺得家裏沒個男人，單過有困難，便讓我們搬到我六叔祖那裏，我們雖然不喜歡他，但也不好回絕族裏的好意，便搬過去單過。邵老伯和唐老伯也不把公債交給我六叔祖，一開始每月還帶著我六叔祖和我一起去取利息，表明他們秉公從事，只起監護作用，後來就只帶我一個人去。我從十一歲到十八歲的生活來源以至學費靠得就是這筆款項了。邵、唐二位老伯不但保證了我們的經濟來源，而且對我的學業也十分關心。邵老伯讓我每星期都要帶上作業到他家去一趟，當面檢查一遍，還不時地提出要求和鼓勵。有時我貪玩兒，忘了去，他就親自跑上門來檢查。我本來就知道上學的機會來之不易，再加上如此嚴格的要求，豈敢不努力學習。唐老伯那時經常到中山公園的“行健會”跟楊派太極拳的傳人楊誠甫練習太極拳，我有時也去，唐老伯見到我總關切地詢問我的學業有什麼進步，一次，我把自己剛作的、寫在一個扇面上的四首七律之一呈給他，詩題為《社課咏春柳四首擬漁洋秋柳之作》：

　　如絲如線最關情。斑馬蕭蕭夢裏驚。正是春光歸玉塞，那堪遺事感金城。風前百尺添新恨，雨後三眠 宿酲。淒絕今番回舞袖，上林久見草痕生。

　　這首詩寫得很規整，頗有些傷感的味道，不料，唐老伯看到我的詩有了進步，竟感動得哭了，一邊哭，一邊説：“孫世兄（這是他對我客氣的稱呼）啊，沒想到你小小的年齡就能寫出這樣有感情的好詩，你祖父的在天之靈也會高興的。不過，你不要太傷感了，你要保重

　　啊。”聽了他的一番話，我也感動得潸然淚下，那情景今天還歷歷在目。這都激勵我要更好地學習，來報答他們。邵老伯和張讕是同鄉，他學佛、信佛，主張和平，有點書獃子氣，後來也成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為和平建國之事，曾和蔣介石發生過激烈的爭吵，氣得蔣介石直拍桌子，説他是為共産黨説話。為此，他又氣，又急，又怕，不久就病死了。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叫邵一誠，一個叫邵一桐，邵一桐也篤信佛教，自己印過《金剛經》，還給我寄過兩本，現在都在成都工作。而唐老伯的結局很悲慘，解放戰爭中，在四川竟失蹤了，不知是死於戰亂，還是死於其他原因。成為美談的是，邵一桐後來和唐老伯的女兒，當時大家都管她叫唐小妹，結為夫妻，生有兩個孩子，其中的邵寧住在北京，他秉承了祖父、父親的信仰，對佛學也有很深的修養。我還在某年的春節去看望過他們。後來我聽説邵一桐先生得了癌症，便兩次特別囑託四川來的朋友給他捎去一些錢表示慰問。

　　我十二歲才入小學，在入學前還發生過一件近似鬧劇的事情，這也能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狀況，不妨説一説。

　　1924年，馮玉祥率部發動北京政變，按優待條件茍延殘喘在故宮內的宣統小王朝，面臨隨時被掃地出門的命運。這時溥儀和他的一幫遺老雖仍生活在故宮裏，繼續在彈丸的高墻之內稱帝，實際上一點權力都沒有了，只能管理他的宗室了，因此還設有宗人府，而地點卻在美術館西南一帶，即後來的孔德中學的東廂房。當時宗人府的左司掌印叫奕元，他查我家檔案，知道我曾祖、祖父因下科場而主動放棄了封爵，我父親死得又早，還來不及封爵號，看我可憐，趁著現在還沒趕走，掌點權，便讓我襲了爵號，封我一個三等奉恩將軍。這當然是有名無實的虛名，一文錢、一兩米的俸祿都沒有，只是趁著宗人府還沒被吊銷，抓緊時間濫行權力罷了。看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觀念早已有之。我當時為這件事還去了趟宗人府，見到了三堂掌印，掌正堂的是載瀛，算是履行了手續。馮玉祥逼宮後，溥儀連故宮也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天津，他手下的宗人府所封的封號本來就是一紙空文，現在自然更是空頭支票。但這張誥封實在有意思：它是絲織的，一段紅，一段綠，和清朝原來的誥封形式完全一樣。上面的內容大致是，根據優待條件，啟功應襲封三等奉恩將軍。任命的內容雖是宗人府的，蓋的大印卻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真叫文不對題，不倫不類。我本來一直保留著它，這決不是我留戀那個毫無價值的三等將軍，而是它確實是一件打上了特殊年代的烙印、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文物。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我不敢不把它燒掉，因為如果讓紅衛兵抄出來，那我的罪過就不僅是要復辟資本主義，而是要復辟封建主義了。

　　我十二歲才入小學，之後又入中學。其間平平淡淡，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甚至有些起止升轉的過程、細節都記不清了。所幸有熱心的朋友找到了我讀小學和由小學升中學的文憑。（見圖 見侯剛著《啟功畫傳》第12頁及第16頁照片兩幅）文憑所記當是最準確的。我上的是馬匹廠小學，它屬於匯文學校，是匯文的一所附屬小學。在“北京匯文學校”的“入學願書及證書”上，附有小學“校長證明書”，證明書是這樣寫的：“茲有學生啟功自民國十三年正月至十五年六月曾在本校肄業，領有畢業證書，所有該生在校成績今據實照表填寫，品行尚為端正，特此證明並介紹直接升入貴校，即致北京匯文學校查照。”可見我上小學的準確時間是從1924年1月到1926年6月，也就是説，我讀小學是由四年級第二學期插班開始，直到小學畢業，然後於1926年升入中學。在這份證明書上，為我具保的是自來水公司職員張紹堂。而證明書一側有聲明“介紹直接升入本校只限曾在本校註冊之學校”，可見馬匹廠小學當是匯文註冊的附屬小學。而在北京匯文學校“入學願書及證書”上，填寫我的年齡是十五歲，欲入的年級為“初級第二年”因小學六年級已含有初一的課程，所以我在讀中學時又跳了一級。而在這份證書上填寫的家長是我的姑姑恒季華，足見我姑姑在我家的地位，而為我具保的變為自來水公司的經理周實之。

　　熱心的朋友又找到了匯文學校“辛未（1931）年刊”我寫的“一九三一級級史”一文，這篇文章是因為“高級三年徵記，爰為是文”。（見圖 《啟功畫傳》第18頁）大概我的古文寫得比較好吧，所以大家推選我代表全年級來寫這篇級史，這並不偶然，因為當時我正隨戴綏之先生學習古文（見後）。在談到中學教育的重要性時，我這樣説：

　　英才教育，尤為國政導源。然小學始教，要在廣施；而大學專攻，非能遍及。是以進德

　　之基，深造之本，舍中學其焉歸。入學既久，效已可睹，成茲九仞之山，端為一簣之積，則高級三年，誠難忽視也。

　　我在高中讀的是商科，對商科的重要性，我是這樣認識的：

　　至於商科，貨殖是究。鴟夷用越，陽翟得秦。誰曰居積可鄙，庶與管仲同功。

　　“鴟夷用越”是指范蠡在越國經商致富的事情，“陽翟得秦”是指呂不韋因經商而取得秦國政柄的事，管仲則是戰國時著名的政治家。對於風華正茂的青年學子及其昂揚熱情，我是這樣形容的：

　　此三科者，數十百人。奇才傑出者，不可勝記，而成績因之而斐然可觀矣。每見課餘之暇，三五相聚于藏書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為五年率。攘攘熙熙，相觀而善。暇則或為指陳當務之文，或作堅白縱橫之辯。或出滑稽梯突之言，或好嬉笑怒罵之論，往往有微旨深意，寓于其間。

　　我雖為高三年級作了這篇級史，但遺憾的是我並沒有在匯文中學正式畢業，只是肄業而已。原因是這樣的：我小時侯念了幾年私塾，當時家裏不準我學英文，我上小學、中學又都是插班，所以英語成績比較差，越念到後來越吃力。當時我有一個同班好友叫張振先，他的英語特別好，同學經常找他幫忙“殺槍”，也就是現在所説的當“槍手”——誰的作業不會了，就請他寫。高二那一年的英語考試，我估計自己不行，也請他為我作一回槍手。可那一回他有點犯懶，替我作時沒太下工夫，內容和他自己的卷子差不多。老師“很高明”，一看便説，這兩篇雷同，不行。他還算手下留情，説起碼要在第二年重寫一篇，否則不能及格。當時我正一心一意、聚精會神地隨戴綏之先生學習古文，全部的興趣和精力都在那方面，對英語一點興趣也沒有，別説第二年了，就是第三年我也寫不出，於是我也就不管什麼畢業不畢業了。為此，我有點對不起我的另外一個恩人——周九爺周學 先生，也就是為我提供中學擔保的那位自來水公司經理周實之先生（為我提供小學擔保的張先生是他的屬員）。他也是我曾祖的門生，他的父親叫周馥（玉山）是李鴻章的財務總管，家裏很有錢，後來生活在天津。我曾祖死後，他還堅持來看望我們。每次到北京，必定來看我的曾祖母，他一直稱她為師母；我曾祖母也必定留他吃飯，關係很好。周老先生表示願意資助我一直念下去，直至大學，以至出國留學。這樣一來，我就辜負了他的美意。但他善良的願望其實並不合實際。即使我英語及格了，將來能留學了，那誰管我的母親和姑姑啊？我不是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的人啊！我家還有兩個親人，他們把我拉扯大，現在是反過來需要我照顧、撫養她們了。我當初為什麼選擇商科？還不是覺得它和就業、賺錢更直接嗎？而我為什麼那麼努力地跟戴綏之先生學習古文？就是因為後來我發現商科不適合我，我要學點適合我的真本事，並靠它找點工作，謀份職業，養家糊口，生活下去。所以到了高三，我也沒再補考，中途輟學了。而我家和周九爺的關係卻一直保留下去，他幫助過我三叔、六叔謀過職。後來我到輔仁大學工作，當了副教授，還特意到天津去看望他，他還熱情地請我吃飯。説來也巧，周九爺的孫輩周 良、周駱良、周騭良（後改為周之良）後來都在北師大工作，我們的關係一直處得很好。

　　後來張振先到英國留學去了，解放後回到中國。在困難時期，因為我們都是市政協委員，可以享受一點優待——每星期六、日到歐美同學會那兒去打打牙祭，順便聚會一下。聚會時，還常回憶這次“殺槍”事件，以及一些其它趣聞，這裡權作匯文隨感和匯文逸事説説吧：

　　回想中小學生活，雖然平淡無奇，但這種開放式的、全方位的現代教育還是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覺得它確實比那種封閉式的、教學內容相對保守單一的私塾教育進步得多。最主要的是這種教育為孩子身心的自然發展提供了遠比舊式教育廣闊得多的空間。別的不説，活潑、好動、調皮、淘氣是孩子的本性，而這種本性在私塾教育中往往被扼殺了，但在新式學校裏，大家地位平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沆瀣一氣，成群結夥，又有充分的空間去發揮，這些本性就可以得到釋放。教我們英文的老師叫巴清泉，他判作業和閱卷時的簽字一律

　　用CCPA。他是一個基督徒（匯文是基督教學校），對同學們一些不太符合基督教的言行，一律斥為迷信。我們就故意氣他，他上課時，有人就把裝粉筆末的紙合裏插上三根筷子當香燒，還在他快進教室時一起怪聲怪調地把CCPA念成“sei—sei—ba”好像是在説漢語的“塞啊—塞啊—叭！”。要説迷信，應該是匯文的牧師劉介平。他有三個兒子。他不喜歡大兒子，而喜歡小兒子。先是小兒子不幸得病，他整天為他祈禱，還是死了。他把兒子的棺材停在亞斯禮堂（在當時的慕貞女中內）的講堂下，向基督虔誠地禱告：“我的兒子被主接走了。”後來，他的二兒子又得病，死了，他又如此安排禱告一番。不久，他大兒子又病倒了，這回他把他送進醫院，很快就治好了。大家都説這才是迷信。

　　還説我和張振先吧。我們倆都屬於淘氣的學生。他有一回在禮堂的暖氣管上拿“順風旗”（一種體操動作），結果把管子弄壞，嚇得趕緊跑了。我更損，教我們語文的老師水平有限，有時還念錯別字，如在教我們念《秋水軒尺牘》時，把“久違麈教”念成“久違塵教”。他是個大近視眼，我就拿一本字號最小的袖珍版的《新約全書》隨便找個問題問他。他擠著眼睛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後來恍然大悟，知道我是明知故問地刁難他，就用教鞭照我的屁股給了一下。我還假裝委屈，理直氣壯地質問“您為什麼打人啊？”他説得也好：“你拿我開涮，我不打你打誰？”諸如此類，淘氣的事幹了不少。我和張振先是同桌，一到課間休息，甚至自習課老師不在時，我們倆就常常“比武”，看誰能把誰摁到長條凳上，只要摁倒對方，就用手當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説：“我宮了你！”算作取得一場勝利。直到幾十年後，我們在歐美同學會吃飯時，彼此的祝酒詞還是“我宮了你”。這種童貞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開明的老師，常能容忍孩子們的這種天性，這對孩子的成長是有利的。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叫宋衡玉（音），平時常穿日本式的服裝，我們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願意聽。有一回在飯廳吃飯時，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著那個人不依不饒，那個人就往飯廳外跑，他嘴裏罵著“兒子（讀作zei）！兒子！”的往外追，剛追出門，正好和路過的校長撞個滿懷，校長擰著他的嘴巴説：“你又沒娶媳婦兒，那來的兒子？”大家聽了哄堂大笑。因為大家覺得校長實際上是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加入到這場遊戲中了。總之，我不是提倡淘氣，但興趣是不可抹殺的，在這樣的學校，每天都有新鮮有趣的事發生，大家生活、學習起來饒有興致。（圖 見《啟功畫傳》第17頁兩幅照片）

　　但有些事就不那麼簡單了。如1926年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那時我正上小學，那天放學時整個北京城都戒嚴，家裏著急，派車接我，但怎麼也繞不過來，最後我是拐著彎穿小衚同，很晚才到家。後來我升入匯文中學，又知道有兩名匯文的學生死於這次慘案中，一位姓唐，一位姓謝，校內還豎有“唐謝二君紀念碑”。這使我知道社會上還有比學校更驚天動地的大事。

責編：楊育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