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民國元年農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這是一個風雲巨變的年代。前一年（辛亥年）爆發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隨之滅亡，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説，我雖“貴”為帝胄，但從來沒作過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來就是民國的國民。所以我對辛亥革命沒有任何親身的感受，只能承認它是歷史的必然。1982年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時，有人向我徵題，我只能這樣寫道：

　　半封半殖半蹉跎。終賴工農奏凱歌。末學遲生壬子歲，也隨諸老頌先河。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經歷了大動蕩的年代：護法戰爭、袁世凱稱帝、二次革命、軍閥混戰，中國的共和在艱難中不斷前行。

　　和“國”的命運緊緊相連，我的“家”也在經歷著多事之秋。

　　我的父親恒同在我剛剛一週歲的時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當時還不到二十歲，所以我對他一點印象也沒有。那是我第一回當喪主，儘管我一點事也不懂。據説，因為父親尚未立業，沒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靈，只能停在一個小廟裏，在那裏給他燒香發喪。如果説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時已經開始衰落的話，那從我父親的死就揭開迅速衰敗的序幕。那時，我祖父雖還健在，但他已從官場上退了下來。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沒有爵位可依靠，都是靠官奉維持生活。清朝的正式官奉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員要想過奢侈的生活只能靠貪污，這也正是當時官場腐敗的原因之一。但我的曾祖和祖父本來都很廉潔，再加之所作的多是清水衙門的學官，所以家中並沒有什麼積蓄，要想維持生活就必須有人繼續作官或另謀職業。現在家中唯一可以承擔此任的人，在還沒有闖出任何出路時，突然去世了，這無疑有如家中的頂梁柱突然崩塌，無論在經濟上，精神上都給全家人巨大的打擊。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我的母親。她在娘家就是孤單一人，後來還不得不寄居在別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親人，不管我父親日後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業，能掙多少錢，總算有一個踏踏實實的依靠，現在這個屬於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沒了，又要過一種新的寄人籬下的生活：公婆當然不會讓她餓著、凍著，特別是又為他們生下了一線單傳的孫子，但每月能得到的至多是幾吊錢，而面臨的將是無邊的孤獨與苦難，那日子的悲慘與艱辛是可想而知的。於是她首先想到是死，哭著喊著要自殺，我的祖父怎麼勸她也不聽，最後只能用我來哀求她：“別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兒子和我的孫子吧，他還得靠你撫養成人啊！”這樣她才最終放棄了一死了之的念頭，決心為我而苦熬下來。

　　一個家族到了這份上，往往會發生一些怪現象。當然，如果仔細追究，這些現象可能都有一定的緣由，但問題是，到了那份上，恐懼籠罩在每一個人心頭，誰也顧不上、來不及去追究了。正如《紅樓夢》在描寫寧國府衰敗時有一段奇異現象的描寫，寫的鬼氣拂拂。

　　我聽説，我父親死後家裏也出現了一些怪異的事，也請讀者能正確理解：這些事説明我們家那時緊張到什麼程度。

　　我們當時住在什錦花園一個宅子的東院，我父親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間，西邊有一個過道。我父親死後誰也不敢走那裏，老傭人要到後邊的廁所，都要結伴而行。據她們説，她們能聽到南屋裏有梆、梆、梆敲煙袋的聲音，和我父親生前敲的聲音一樣。還有一個老保姆説，我父親死後的第二天早上，她開過我父親住的屋子，説我父親生前裝藥的兩個罐子本來是蓋著的，不知怎麼，居然打開了，還有好幾粒藥撒在桌上，嚇得她直哆嗦。也難怪她們，因為這個院裏，除了襁褓中的我，沒有一個男人了。於是我母親帶著我們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為那邊有男人住，遇事好撞撞膽。我二叔祖很喜歡我父親，他住在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邊喝酒，一邊哭，不斷地喊著我父親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聲音很悽慘，氣氛更緊張。到了夜裏，有人就聽到南屋裏傳來和弄水的聲音，原來那裏放著一隻大水桶，是為救火準備的，平時誰也不會動它。後來一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個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媽好好地忽然發起了瘋癲，裹著被褥，從床上滾到地上，嘴裏還不斷念叨著：“東院的大少爺（指我父親）説請少奶奶不要尋死。還説屋裏櫃子的抽屜裏放著一個包，裏邊有一個扁簪和四塊銀圓。”我母親聽了以後，就要回東院找，可別人都嚇壞了，攔著我母親不讓去。我母親本來是想自殺的，連死都不怕，這時早就豁出去了，衝破大家的阻攔，按照奶媽説的地方，打開一看，果然有一個扁簪和四塊銀圓，跟著看的人都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其實出現這些怪現象必然有實際的原因，只不過那時大家的心理都被恐懼籠罩著，一有事就先往怪處想，自己嚇唬自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而這正是一個家族衰敗的前兆。我從小就是在這種環境和氣氛中成長的。

　　大概和這種心理和氛圍有關，我三歲時家裏讓我到雍和宮按嚴格的儀式磕頭接受灌頂禮，正式歸依了喇嘛教，從此我成了一個記名的小喇嘛（後來還接受過班禪大師的灌頂）。我歸依的師傅叫白普仁，是熱合人。他給我起的法號叫“察格多爾札布”。察格多爾是一個佛的徽號，札布是保祐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蓮華生引入的藏傳密教，所謂“密”，當然屬於不可宣佈的神秘的宗派，後來宗喀巴又對它進行了改革，於是有紅教、黃教之別：原有的稱紅教，改革後的稱黃教。紅教一開始就可學密，黃教六十歲以後才可學密。紅教不禁止男女合和，這和西藏當地的原始宗教相合，黃教在這方面就比較嚴格了。我歸依的是黃教，隨師傅學過很多經咒，至今我還能背下很多。

　　總之，自從歸依雍和宮後，我和雍和宮就結下不解之緣。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宮去拜佛。在白師傅圓寂很久後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見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喇嘛，他還認得我，説：“你不是白師傅的徒弟嗎？”直到今年，兩條腿實在行動不便才沒去，但仍然委託我身邊最親信的人替我去。現在雍和宮內有我題寫的一幅匾額和一幅長聯。匾額的題詞是“大福德相”，長聯的題詞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萬億劫之中”，這都寄託了我對雍和宮的一份虔誠（見圖 長聯）。

　　我從兩三歲時起，有時住在河北省的易縣。原來，我曾祖從察蛤爾都統任上去職後，為表示徹底脫離官場，便想過一種隱居的生活。他有一個門生叫陳雲誥，是易縣的大地主、首富。他曾在我曾祖作學政時，考入翰林，後來又成為著名的書法家，寫得一手好顏體，豐滿遒勁，堂皇大氣，直到解放後，一直在書法界享有盛譽（見圖 陳雲誥書法）。他願意接待我的曾祖，於是我也常隨祖父到易縣小住。至今我還會説易縣話。現在由北京到易縣用不了兩小時，但那時要用一天，坐火車先到高碑店，然後再坐一種小火車到易縣。我從小身體不好，經常鬧病。而易縣多名醫，因為很多從官場上退下來的老官僚都喜歡退居這裡，於是有些名醫便在這裡設醫館，專門為他們看病。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孔小瑜（音，著名中醫孔伯華的父親）醫館，祖父便乘機常帶我到那兒去看病，吃了不知多少付藥，有時吃得嘔吐不止，但始終不見有什麼明顯效果，他們反而説我服藥不當，違背了藥性。所以從小時起，我就對中醫不感興趣。晚年回憶兒時的這段經歷，我曾寫過一首對中醫近似戲作的詩：

　　幼見屋上貓，啖草愈其病。醫者悟妙理，梯取根與柄。持以療我羸，

　　腸胃嘔欲罄。復診脈象明：“起居違藥性。”

　　現在有人捧我為國學大師，他們認為既然是國學大師，一定深信國醫，所以每當我鬧病時，總有很多人向我推薦名中醫 、名中藥，殊不知我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經過長期的總結，我得出兩條經驗：在中醫眼裏沒有治不好的病，哪怕是世界上剛發現的病；在西醫眼裏沒有沒病的人，哪怕是體魄再健壯的人。當然，這僅是我的一己之見，我並不想、也無權讓別人不信中醫。

責編：楊育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