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姓愛新覺羅

　　我叫啟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滿洲族人，簡稱滿族人，屬正藍旗。

　　我既然叫啟功，當然就是姓啟名功。有的人説您不是姓愛新覺羅名啟功嗎？現在很多愛新氏非常誇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別人稱他姓愛新覺羅；別人也願意這樣稱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恭維。這實際很無聊。事實證明，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一個姓，它的辱也罷，榮也罷，完全要聽政治的擺布，這還有什麼好誇耀的呢？何必還抱著它津津樂道呢？這是我從感情上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愛新覺羅家族的人，想以這個家族的名義開一個書畫展，邀我參加。我對這樣的名義不感興趣，於是寫了兩首詩，第一首的意思是説，即使像王、謝那樣的世家望族，也難免要經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滄桑變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樣，他在署名時，從來不標榜自己是高貴的瑯琊王家的後人，但誰又能説他不是“書聖”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説，我就像古時戲劇舞臺上的丑角“鮑老”，本來就衣衫襤褸，貌不驚人，郎當已久，怎麼能配得上和你們共演這麼高雅的戲呢？即使要找捧場的也別找我啊。我這兩首詩也許會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這一套。有人給我寫信，愛寫“愛新覺羅啟功”收，開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後來越來越多。我索性標明“查無此人，請退回”。確實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證、戶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檔案材料，從來沒有“愛新覺羅啟功”那樣一個人。

　　我雖然不願稱自己是愛新覺羅，但我確實是清代皇族後裔。我在這裡簡述一下我的家世，並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貴族出身，之所以要簡述一下，是因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雍正的第四子名弘歷，他繼承了皇位，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晝，只比弘歷晚出生一個時辰，當然他們是異母兄弟。乾隆即位後，封弘晝為和親王。我們這支就是和親王的後代。

　　齊白石總管我叫小孩兒

　　大約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我有幸結識了一些當時知名的藝術家、詩人、學者，如賈羲民、吳鏡汀、戴姜福、溥心、溥雪齋、齊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過師。在他們的教誨下，我日後比較見長的那些知識、技藝才打下根基，得到培養。在我回憶成長過程時，不能不提及他們。

　　説説齊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個遠房的四叔祖，他開棺材鋪，曾給齊先生做過一口上等好壽材，因此和齊先生有些交情。他專喜歡齊先生的畫，認為凡畫齊先生那路畫的就能賺錢，而我家當時很窮，他就讓我向齊先生學畫。

　　齊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淪陷時期，國立藝專聘他為教授，他在裝聘書的信封上寫下“齊白石死了”五個字，原信退回。有一個偽警察想借機索要他一張畫，被齊先生嚴詞拒絕。

　　齊先生畫的藝術成就不用我多説，我跟他也確實學到很多東西，開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於畫蝦，沒見他親筆畫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飛揚的蝦須是怎麼畫的，及至親眼所見，才知道他不是轉動手，而是轉動紙，把紙轉向不同的方向，而手總朝著一個方向畫，這樣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覺，這就是竅門，這就是經驗。

　　我最喜歡的是他那些充滿童趣和鄉土氣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論比較怪異，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問“畫樹的要領是什麼”，他説“樹榦、樹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滌子(石濤)的樹畫得多直”，怎麼能“都”直呢？我現在也想不通，再説他自己和石濤畫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讓我鑒定齊白石和他欣賞的石濤的畫時，我常開玩笑説：“這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樹畫得不直。”

　　齊先生曾自稱書優於畫，詩優於書。在我看來他的詩確實不錯，但長詩不如小詩，他曾把自己的詩稿交給著名學者黎錦熙，黎先生為他編了年譜及選集，集中選了若干長詩，我覺得還不如不選。齊先生在論詩和作詩時，有時會出現一些錯誤，如他説金農的詩雖然不好，但詞好。我記憶中金農並沒有什麼好的詞作，就問他為什麼。他説：“他是博學鴻詞啊。”其實博學鴻詞是清朝科舉考試的一種門類，和“詩詞”的“詞”毫無關係。他有一首寫給女學生的詩，其中有一句為“乞余憐汝有私恩”，這有點不倫不類了。我這裡雖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並不妨礙我對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歡我，總管我叫“小孩兒”，常念叨：“那個小孩兒怎麼老沒來？”就憑這句話，我就應恭恭敬敬地叫他一聲老師。

　　姐姐妻子的賢惠

　　我的老伴兒叫章寶琛，比我大兩歲，也是滿人，我習慣地叫她姐姐。

　　自從結婚後，我的妻子面臨著生活的艱辛，沒有任何埋怨和牢騷，她自己省吃儉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開銷都計劃好，還要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買書和一些我特別喜歡又不是太貴的書畫。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母親和姑姑在1957年相繼病倒，重病的母親和姑姑幾乎就靠我妻子一個人來照顧，累活兒臟活兒、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終發喪，才稍微松了一口氣。我無以為報只有請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給她磕一個頭。

　　在“文化大革命”隨時可能引火燒身的情況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燒的燒，能毀的毀，但她卻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來。“文化大革命”之後，當我打開箱底，重新見到那些底稿時，真有劫後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這些舊作早就化為灰燼了。在她生前我們一路攙扶著經歷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兒身體不好，沒能和我一起挺過漫漫長夜。她在1971年患嚴重的黃疸性肝炎，幾乎病死。到了1975年舊病復發，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醫院。那時我正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當時位於燈市西口，與北大醫院相距不遠，我白天請了一個看護，晚上就在她病床邊搭幾把椅子，睡在她旁邊，直到第二天早上看護來接班，就這樣一直熬了三個多月。

　　她撒手人寰後，我經常徹夜難眠。當年我和妻子曾戲言如果一人死後另一人會怎樣，她説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會在大家的攛掇下娶一個後老伴兒的，我説決不會。果然先妻逝世後，周圍的好心人，包括我的親屬都勸我再找一個後老伴兒。還有自告奮勇，自薦枕蓆的，其犧牲精神令我感動，但我寧願一個人，也許正應了元稹的兩句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就這樣我孤單一人生活到現在，感謝我的內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書畫鑒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顯的事業之一是書畫鑒定。我從實踐中總結了七條忌諱，或者説社會阻力容易帶來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挾貴，三、挾長，四、護短，五、尊賢，六、遠害，七、容眾。簡而言之，前三條是出自社會權威的壓力，後四條是源於鑒定者的私心。

　　不妨舉一個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張效彬先生來説，他是我的前輩，由於熟識，説話就非常隨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畫，正好元代有一個和他同名的畫家，有人就在這幅畫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説這幅畫是元代那個畫家的畫。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寫文章澄清這一問題，張老先生知道後很不高興。再見到我們的時候用訓斥小孩子的口吻半開玩笑地説：“你們以後還淘氣不淘氣了？”我們説：“不淘氣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過去了。這雖然是一段可入《世説新語》的雅趣笑談，但足以説明“挾長”、“挾貴”的現象是存在的。

　　“挾貴”、“挾長”的要害是迷信權威，而迷信權威也包括對某些著錄的迷信。比如端方寫了一本《壬寅消夏錄》，他一直想在書前放一張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個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就拿了一張號稱尉遲乙僧畫的天王像，找上門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當然知道著錄書上曾記載過尉遲乙僧曾畫過這類題材的作品，於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來，連忙説：“今天你拿來的畫拿不走了，我這裡有的是好東西，你隨便挑，要什麼我都給你，只要把這張畫留下。”這正中蒯光典的下懷。

　　後來我在美國華盛頓的弗瑞爾博物館看到這張畫，實在不行，它貼在木頭板上，上面有很多題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個賬單是舊的，記載此畫在當時流傳過，但並不能説明它就是尉遲乙僧的。

責編：楊育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