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説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殺戮的觀念——小説界以平等開放態度處理中華各族關係的第一人——糾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愛護百姓”為新尺度——揭示權力的腐蝕作用——滲透著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精神——銳利的針對現實的批判鋒芒——用現代心理學觀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

　　武俠小説誕生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作為封閉的農業社會的産物，眾多武俠小説在褒揚俠義精神的同時，也留下了諸如熱衷仕途、嫉仇嗜殺、迷信果報乃至奴才意識之類特殊印記。“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家，像茅盾、鄭振鋒、翟秋白，都從武俠小説的圈外寫過嚴厲批評（卻也不無偏頗）的文章，寄託了對這類文學加以改造的願望。

　　五十年代出現的梁羽生、金庸、古龍等新派武俠小説家，則可以説進入到圈內對這類作品進行了改造。他們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經驗，在保持武俠小説傳統型範的同時，通過自己的藝術筆墨，體現出現代人應有的時代意識，成功地實現了武俠小説從思想到藝術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現出許多嶄新的質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説家，他自己説過：“武俠小説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説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金庸作品中的現代意識，便是作者對傳統武俠小説一系列觀念實行變革、改造的體現，也是新派武俠小説之所以為“新”的重要標誌。

　　舊式武俠小説的一個普遍觀念是“快意恩仇”。為了報仇，而且要“快意”，殺人就不算一回事。惡徒固然任意行兇，殺人如麻，即使俠士，殺得性起，竟也殃及無辜。《水滸傳）就寫武松為了報仇，血濺鴛鴦樓，殺了張都監一家老少十余口，連兒童、馬伕。”丫環、廚師也不能倖免。李逢江州劫法場，更是“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無雙傳》中的古押衙行俠，“冤死者十余人”。好像英雄們一朝正義在握，就有權對邪派徒眾殺個乾淨。我們暫且不論武俠小説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學者所説，證明中國人有潛在的嗜血慾望；但舊武俠小説中這類描述的大量存在，無論從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無疑代表了古代社會留下的一種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説卻從根本上批評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殺戮這種觀念。《射鵬英雄傳》裏的郭靖，懷著家國雙重悲痛對完顏洪烈完成了復仇，後來卻引出一場思想危機：他“一想到‘復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涌上心頭。自忖父仇雖復，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甚至一度對學武産生懷疑。《神雕俠侶》寫楊過為其父楊康報仇，卻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婦“國事為先”的精神所感動，深責“自己唸唸不忘父仇私怨”後來知道了父親的為人和死因，更是慚愧無地，徹底放棄復仇的念頭。《雪山飛狐》通過苗若蘭之口，道出其父苗人鳳的想法：“百餘年來，胡苗范田四家子孫怨怨相報，沒一代能得善終。……所以我爹立下一條家訓，自他以後，苗門的子孫不許學武。他也決不收一個弟子。我爹説道：縱然他將來給仇人殺了，苗家子弟不會武藝自然無法為他報仇。那麼這百餘年來愈積愈重的血債，愈來愈是糾纏不清的冤孽，或許就可一筆勾銷了。”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帶有貶義地寫了林平之這個復仇狂。他在為父母報仇這天，居然穿上錦繡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過一個盛大的節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敵有瓜葛的人一概殺死，而且像貓戲弄老鼠似地只顧自己戲弄青城派頭頭余滄海以達到復仇的快意，卻將處於危險中的妻子岳靈珊置於不顧。最後為了報復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動手刺殺了岳靈珊。作者在字裏行間不加掩飾地流露出對這一人物的厭惡之情。金庸並不反對殺那些作惡多端的人，卻反對睚眥必報和濫殺無辜。《天龍八部）中的喬峰就説：“咱們學武之人，第一不可濫殺無辜。”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學奠基人魯迅對復仇問題的意見。在魯迅編錄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一書中，《會稽典錄卷下》收有“朱朗”一條，正文是：

　　朱朗，字恭明，父為道士，淫祀不法，遊在諸縣，為烏傷長陳君頁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君頁以病亡，朗乃刺殺君頁子。事發，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針對文中所載朱朗其人其事，魯迅寫了這樣一段案語：

　　案：《春秋》之義，當罪而誅不言于報，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誅當其辜。而朗之復仇，乃及胤嗣。漢季大亂，教法廢壞，離經獲譽，有慚德已。豈其猶有美行，足以稱紀？

　　魯迅在小説《鑄劍》中，曾讚頌了眉間尺、黑色人于專制統治下不得已而求諸法外向暴君復仇的正義行動。但在這裡，他卻嚴厲指斥朱朗的所謂“復仇”。魯迅認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誅當其辜”，“當罪而誅不言于報”，這種行動已無正義性可言，決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強説到報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豈可像朱朗那樣殺人之子！魯迅這種態度，大體代表了現代人對“復仇”的看法。金庸小説有關復仇的一系列筆墨，都證明作者的思想和魯迅等新文學家是相當一致，而和傳統武俠小説卻大相徑庭。

　　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裏，怎樣看待歷史上的民族關係，能否掙脫傳統的狹隘民族觀念的束縛，也是檢驗作品有無現代精神的標尺。

　　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説，寫了很多“反清復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漢族立場上，反對滿族統治，書中俠士代表正義方面，而“韃子”皇帝則一概為好邪。這種民族關繫上的簡單觀念，既與當時的反清革命思潮有關，也是儒家傳統思想具有某種狹隘封閉性的反映。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繫上，儒家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尊夏貶夷，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主張“用夏變夷”，截然反對“變于夷”，表現出排斥其他民族長處的傾向，用孟子的話叫做：“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民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在一些人眼裏，也都是異常出格的事。武俠小説也深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

　　金庸最早的小説《書劍恩仇錄》採用漢族一個民間傳説的素材，或許還潛在地留有這類痕跡。

　　但稍後的小説，隨著作者歷史視野越來越寬廣，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也就越發突破儒家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中華許多兄弟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讚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處、互助共榮的思想，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躪視為歷史上不幸的一頁。金庸的傑作《天龍八部》，就不限于寫一個宋朝，而以當時中國版圖內的宋、遼、西夏、大理、吐著五個區域為背景，讓段譽、喬峰、虛竹三位主角的足跡幾乎遍及中華全境。其中喬峰的悲劇，尤其強烈地震撼讀者，迫人深省。這位主人公一齣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幫內部的嚴重叛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傑出的領袖才能和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他從小受的是北宋年間以儒家為主的漢人文化教育，這使他確立了一套“正統”的道德規範：講究“夷夏之辨”，忠於國家民族，孝敬父母師長，對弱小者仁愛，處事正直公平，反對濫殺無辜。但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後證明他是一個契丹人，並在辯誣自衛過程中不得已殺傷他人。作者通過喬峰的經歷和走向自殺的悲劇結局，不僅控訴了遼宋統治集團對異族百姓的殘殺掠奪，而且向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出質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於區分了正和邪、善和惡、敵和友麼？不間是非曲直，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一邊，契丹人一定得忠於契丹，這種觀念真的對麼？小説通過智光大師有佛學色彩的揭語：“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訴讀者應該對漢人契丹“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天龍八部》第19章寫蒙冤受屈的喬峰在聚賢莊英雄會上與少林寺玄寂、玄難二僧對打時，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

　　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繼，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

　　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説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別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別人不會説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眾人的敵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別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璣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著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説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

　　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干系。這時聽喬峰一説，誰都心中一動。

　　被群雄罵為“契丹胡狗”的喬峰，使用的倒是本朝開國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聲聲以中華武術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實卻是天竺胡僧達摩祖師傳下來的，這豈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金庸有意設計這一情節，目的就在提醒人們：嚴守夷夏之防，拒絕學習外族的長處，將會使自己陷入多麼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説《天龍八部》中金庸已經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狹隘民族主義問題，那麼，到幾年以後寫《鹿鼎記》中康熙皇帝時，這種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康熙是《鹿鼎記》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小説從他與“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鰲拜而逐漸成長。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緻親切。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當台灣遭遇嚴重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減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賑災。浙江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讚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詞。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屬，決不受下屬的控制。小説中反清復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説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説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改用全國百姓利益來衡量，應該承認康熙的話並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大體符合實際的。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聖君”的標準。完全可以説，《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劍》時，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極的情節，顯然也是為了把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貫徹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聽到皇太極與範文程等大臣的談話。皇太極説：“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説來説去，也只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還商量入關後輕搖薄賦，解民之困厄。這使袁承志深受震動，覺得“這韃子皇帝當真厲害，崇偵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我非殺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就算闖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隱隱感到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這就合理地寫出清王朝能打敗明軍和闖軍，維持近三百年統治，決非出於偶然，而是和當時許多歷史條件包括滿族一些傑出領袖人物的作用分不開的。

　　在武俠小説中承認並寫出中國少數民族及其領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開放的態度處理各民族間的關係，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也已寫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熱烈動人的生活場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傑的成功形象。《天龍八部》寫了喬峰（蕭峰）這樣感天動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可見，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説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對於江湖上正與邪、俠義道與黑道、名門正派與魔教之間的鬥爭，金庸顯然也有過很多思考。傳統武俠小説出於舊式正統觀念，在正邪一類問題上採取黑白分明的簡單二分法：正則全正，邪則極邪。金庸則在小説裏寫了許多極複雜的正邪鬥爭，其中有部分確實存在著是和非、正義和邪惡的嚴重對立，但也有不少只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挑動的。（笑做江湖）裏衡山派高手劉正風想要金盆洗手，這件事並沒有觸犯誰的利益，不料所謂“正派”裏的嵩山派站出來堅決阻撓和干預，不許他舉行金盆洗手典禮。他們硬給劉正風按上了“結交魔教長老曲洋”的罪名，殺了劉正風全部家屬，最後連身受重傷、逃出來隱居的劉正風，以及曲洋的十二三歲的孫女都不放過。真是殘忍毒辣之至！令狐衝曾經這樣責間嵩山派的費彬：“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這‘俠義’二字，是什麼意思？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俠義？殘殺無辜幼女，算不算俠義？要是這種種事情都幹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麼分別？”恒山派掌門人定逸師太在吃盡嵩山派一再化裝偷襲的苦頭之後，也對令狐衝説：“像嵩山派這樣狼子野心，卻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嗎？”小説通過具體情節告訴讀者：是和非，正義和邪惡，不能只按表面名稱來劃分，應該作具體分析。事實上，俠義道和魔教兩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惡勢力。青城派掌門人余滄海，嵩山派掌門人左冷禪，都在俠義道，卻都是陰險狠毒、作惡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華山派掌門人岳不群這類偽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龍記》中張三丰説的那樣：“這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也許金庸對中國近百年來由於種種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斷、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歷史狀況實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説裏一再寫到了武林中層出不窮的門派鬥爭。《倚天屠龍記》不但寫了明教與正教的矛盾，而且寫到了明教內部各種勢力你爭我奪所造成的分崩離析，也寫到了正教各派有時聯合有時爭奪而帶來的相互屠殺和被人利用。《鹿鼎記》中，天地會、沐王府等各種反清勢力只要聚會在一起，總是爭吵誰算正統——究竟南明的唐王是真命天子，還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為此而動起武來。在這些複雜的鬥爭中，張無忌出任明教教主後協調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後與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為玉帛，無疑代表著作者的理想，其中實際上也包含了中國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紛爭中吃盡苦頭、付出血的代價所得來的教訓。

　　金庸對正與邪、英雄與罪人等問題，顯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雕英雄傳》將結束時，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間有過一場爭論。年邁的成吉思汗回顧一生，意得志滿，認為他所建的國家，大到無與倫比，古今英雄，沒有誰及得上他。郭靖卻表示不同意，他説：“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這裡所説的意見，當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為民造福，愛護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雕英雄傳》附錄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對成吉思汗表示過這樣的評價：“他是人類歷史中位居第一的軍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雖然也有溝通東西文化的功勞，但對於整個人類，恐怕終究還是罪大於功。《射雕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為尺度考察各派鬥爭的主張，使正邪的鑒別有了客觀標準。這一思想是富有歷史和現實的深度的，雖然它表面上通過武俠小説這種遠離現實的形態呈現出來。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談論武林人物的正與邪，也避免懸空討論人性的好與壞。他認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發生變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説中，金庸通過場面和情節自然地顯示：權力對人有腐蝕作用，好人一旦走到當權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剛從東方不敗的監獄中逃出來時，對東方不敗搞個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氣。上官雲一見他的面，就習慣他説：“屬下上官雲參見教主，教主韆鞦萬載，一統江湖”，把他像東方不敗那樣吹捧。任我行很覺得反感，當場挖苦説：“什麼韆鞦萬載，一統江湖，當我是秦始皇嗎？”又説：“韆鞦萬載，一統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哪有韆鞦萬載的事？”甚至心裏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説上官雲武功既高，為人又極耿直，怎他説起話來滿口諛詞，陳腔濫調，直似個不知廉恥的小人？難道江湖上傳聞多誤，他只是浪得虛名？”不由得皺起了眉頭。隨即他就對上官雲叮囑了一句：“上官兄弟，咱們之間，今後這一套全都免了。”可見當初的任我行，頭腦是很清醒的。但當他在別人幫助下殺了東方不敗，真的重新當上教主之後，又覺得東方不敗定下的這套規矩也挺有意思，足以維護教主的威嚴，也就沿襲下去，不再廢止了。而且越到後來，變得野心越大。無怪乎令狐衝遠遠望著教主的座位，心裏忽然想到：“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卻有什麼區別？”連他女兒任盈盈都對令狐衝説：“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個性子很快就變了。”《倚天屠龍記）中的周芷若，原本是個單純的姑娘。但在滅絕師太逼她發誓並且真的讓她當了峨嵋派掌門人之後，她就逐漸發生變化，開始自覺地追逐權勢，昧著良心做壞事，後來更是野心越來越大，要當“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韓林兒帶開玩笑地對張無忌和周芷若説：將來推翻元朝之後，“教主（指張無忌——引者）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周芷若聽著居然“不勝之喜”。張無忌馬上説：“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誅地滅，不得好死。”周主若這時“臉色微變”。足見周主若野心膨脹到何等程度。金庸在這裡所提出的“權力産生腐敗”的問題，實在非常尖銳，也非常深刻。他寫的是人性的普遍弱點。雖然理論上沒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實際上已經把必須建立監督制度以防範領導者腐化的問題點出來了。這也説明，金庸的武俠小説在思想內容上確實能給人有益的啟示。

　　舊式武俠小説有一個重要的情節模式：行俠——報國——封蔭。所謂“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個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俠義小説，主人公都是“忠義官俠”，實際成為清官家奴，更沒有獨立的人格，用魯迅《中國小説史略》的話來説：“終必為一大僚隸卒”。金庸小説雖也寫古代，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小説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價值觀念，滲透著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金庸寫了許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們率性而為，行俠仗義，生命可以犧牲，卻絕不做官府的鷹犬；他們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敗，而且反抗幾千年來形成的不合理的禮法習俗，具有濃重的個性主義色彩。楊過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裏，師徒名分不可逾越，楊過和小龍女卻無視周圍社會的壓力，偏要拋開這名分不管，由師徒變成夫妻。面對武林群雄的紛紛指責，楊過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斬我一千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龍女被人姦污後，楊過仍不以為意，堅決要和小龍女結合，可見封建貞節觀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楊過是禮教習俗的自覺的叛逆者。

　　不僅楊過一人如此，其他小説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熱誠，全無偽飾；“東邪”黃藥師的灑脫超逸，偏于乖戾；“老頑童”周怕通的了無機心，天真率性；令狐衝的狂放不羈，笑做江湖；狄雲、張無忌的躲開污濁，遁世而居；他們都是獨立的樹，而不是依附的藤蘿。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擯棄“權勢”、“威福”、“玉帛”之類世俗舊觀念，追求自由自在、合於天性的生活。令狐衝説：“人生在世，會當暢情適意，連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頭上不能還手，還做什麼人？不如及早死了，來得爽快。”這正是個性主義精神的體現。在金庸筆下，連已經繼承了帝位的段譽、段智興，最後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也已拋開一切社會經濟利害的因素，成為一種脫俗的純情的也是理想的性愛。郭靖完全不考慮華箏的公主地位而決心與黃蓉相好。趙敏為了張無忌，毅然拋開郡主的家門。胡一刀選擇妻子時，置大筆財富於不顧，他説：“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凡此種種，無不寄託了作者的感情傾向。

　　金庸在個人與社會總體的關繫上，主張要為多數民眾的利益著想。讚美喬峰、郭靖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而在個人與個人的關繫上，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側面。人，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樣只講個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脹，人欲橫流，社會公眾利益受到侵害，這個社會就會發生種種問題。可是像古代中國有些思想家那樣，只肯定群體或王權利益，過分抑制甚至無視個體利益，犧牲人的個性，這個社會也會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許多悲劇。只有將社會責任和個性自由兩者兼顧，才真正是人類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健全意識。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達的現代意識。

　　最能説明金庸小説富有現代意識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俠小説註定要遠離現實。但究其實，並不可一概而論。金庸小説的有些內容，是作者在當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發，它們不但不脫離現實，反而應該説是深入現實的筆墨。作為政論家同時又是小説家的金庸，對諸多的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常常保持著客觀、清醒、獨立思考的態度。創作過程中，他把得自現實的這些感受連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的見，融匯入小説，轉化成形象。這是金庸武俠小説富有思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只要讀讀《射雕英雄傳》的第一回，我們就知道金庸不但相當熟悉南宋時期的政治軍事鬥爭，而且對那段歷史很有自己的見解。這一回的文字浸透著一種悲憤的激情，為全書奠定了基調。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檜害死了岳飛。《射雕英雄傳》卻通過曲三和説書人張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爺爺的罪魁禍首，只怕不是秦檜，而是高宗皇帝”，他為了坐穩他的皇帝寶座，寧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欽二帝的岳飛害死，向金國一再退讓，甚至竟然向金國皇帝上降表稱臣。這就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淪喪，主張抗日的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被殺害，等等。台灣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鵬英雄傳》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屬於香港《大公報》系統這個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説內容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是一個緣由（直到1979年，台灣初次印這部作品時，還要改個名字，叫做《大漠英雄傳》。

　　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讀者，當他們讀到《笑做江湖》中寫日月神教和《鹿鼎記》中寫神龍教的那些筆墨時，一定會聯想到“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強制推行的所謂“早請示”、“晚彙報”、“三忠於”、“四無限”那套極端個人迷信的活動。小説中的日月神教，在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一夥把持下，強令徒眾服有毒藥物而自己則壟斷解藥，以維持教主的個人權威。部屬每人説話，一開口就是：“教主韆鞦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人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説什麼：“教主指示聖明，歷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世不辭。”荒誕的情節形式，呈現著發人深思的現實內容。有關神龍教的描寫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筆墨並不是出現在“文革”結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這場動亂的決議之後，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間“文革”正在進行，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寫出的。這就真正顯示出作者辨別複雜事物的可貴眼力和敢於堅持真理的無畏勇氣。即使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中，由於“左”傾思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電臺廣播員，就因為批評“文革”中的個人迷信現象而在1967年那場“紅色風暴”中被人以汽油澆身活活燒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殺的“五人黑名單”，一度被迫離港出走。事情就曾這樣十分荒唐而又尖銳得血淋淋地擺在人們面前。只有了解這些，我們對金庸小説的評價才能從某些俗見中解脫出來。

　　不妨舉《笑做江湖》中一段描寫作為金庸小説富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例證。東方不敗被殺，任我行恢復教主地位之後，日月神教的骨幹們當著現任教主的面，紛紛揭發批判起東方不敗的罪行。有的説東方不敗“武功低微，全仗裝腔作勢嚇人，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有的説“東方不敗荒淫好色，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如此這般。真是意味深長！事實上，當初東方不敗是被任我行。向問天、令狐衝三人合力殺死的。小説寫東方不敗一人抵擋三位高手，仍遊刃有餘，接連施放暗器射傷他們；只在盈盈用計刺傷其男寵楊蓮亭並使之大叫一聲之後，東方不敗才因心神紛亂而中了雙劍。這能叫做“武功低微”、“沒半分真實本領”麼？再有，小説早已寫明：東方不敗因練《葵花寶典》（據説乃太監傳下的絕世武功）而先行“自宮”，失去了性能力，他怎麼可能再去“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呢？這豈不是眼見對方已經垮臺反正不能再為自己辯護而展開的胡亂批判麼！而這類所謂勢如破竹式的“揭發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們見到的難道還少麼！小説在這方面顯示的諷刺意味，堪稱入木三分，沒有深刻的觀察和鋒銳的見解，這些筆墨絕對寫不出來！金庸最後兩部小説——《笑做江湖》與《鹿鼎記》中確有不少寓言成分，而這，正是金庸發揮政論家的洞察力與小説家的想象力並使二者得到較好結合的生動證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説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確又十分獨到的見地。一部《俠客行》，可以説就是反教條主義、反煩瑣哲學、充滿現代批判精神的作品。小説通過不識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譯石壁上那首詩裏包藏的絕頂武功，給人豐富的啟示。它的矛頭旨在批判中國傳統經學那種煩瑣解讀模式的錯誤。漢代開始的經學，雖然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牽強附會地尋找微言大義（如把愛情詩《關雎》硬解釋成歌頌“后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證而不得要領，抓住細枝未節卻忘記事情的根本方面，這種迂闊固執的書獃子態度，無論如何總是不可取的。唐詩已經對此有所概括：“魯史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這是傳統經學誤國誤民的生動寫照。金庸小説通過石破天參悟武功過程合情合理的描寫，以現代人的態度，點示了傳統經學教條主義煩瑣解讀的根本弱點，它的意義又遠遠超出了批判經學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年寫的《俠客行後記》中説：“各種牽強附會的註釋，往往會損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嚴重障礙。《俠客行》寫于十二年前，於此意有所發揮。近年多讀佛經，於此更深有所感。”

　　最後，金庸小説的現代意識，還表現在作者用現代心理學眼光來分析人物解剖人物。金庸對弗洛伊德、榮格的精神分析學顯然相當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學的合理方面加以運用，滲透到人物刻畫之中，揭示出變態人物之所以變態的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相當有深度地寫出他們的性格。

　　金庸筆下的變態人物有三類：一是“仇變”，由仇怨激起，如《倚天屠龍記》中的謝遜，《天龍八部》中的葉二娘。二是“情變”，由失戀引起，如《神鵬俠侶》中的李莫愁，《俠客行）中的梅芳姑，《射鵬英雄傳》中的玫姑。三是“孽變”，由權欲、利欲、霸欲熏心引起，如《天龍八部》中的慕容復和《射鵬》中的歐陽鋒。其中謝遜、李莫愁兩人形象各有其代表性。

　　金毛獅王謝遜，勇武威猛，人品、武功原屬上乘。突如其來的一場慘禍，激起他滿懷悲憤怨毒之情。他自述：在二十八歲那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愛的一個人（指謝之師父混元霹靂手成昆——引者）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兒，一夕之間盡數死去。因此我斷指立誓，姓謝的有生之日，決不再相信任何一個人。”“十三年來我少殺禽獸多殺人”氣為了逼迫成昆露面，他任性發泄，不計後果，殺人之後都要署上成昆的名字。然而在殘忍淒厲的背後，謝遜其實有一顆赤子之心。他對義子張無忌的愛，簡直遠遠超出一般親生父子。這種愛最終也溫潤了他自己的心靈，使他多少有些悲天憫人，不但能仟悔過失，即使對成昆，也只毀其雙眼，廢其武功，而沒有將他殺死。

　　《神雕俠侶》中的“赤練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卻心狠手辣。只因自己心愛的男子與他人結婚，受到極大刺激，就憤而要殺情敵的全家，並成為殺人如麻的女魔頭。只有一次，當她搶過嬰兒郭襄時，才流露出一點母性，用平時殺人的塵拂為她趕蚊子。她在淒厲哀婉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的歌聲中出場，又在烈火中唱著元好問這首《邁陂塘》死去，既令人顫傈，又令人哀憐悲憫。現代心理學的分析，幫助金庸寫出了這類過去武俠小説所缺少的豐富而又獨特的人物，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龍八部》中丐幫馬副幫主的夫人康敏，是金庸運用現代心理學寫的最震撼人心的一個人物。她集“仇變”。“情變”、“孽變”于一身。這位馬伕人，有一種“天生的脾氣”：決心佔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東西；得不到，就千方百計把它毀掉。小姑娘時，自己得不到花衣裳，就把鄰居女孩的花衣裳剪碎。兩年前洛陽百花會上，她自以為姿容絕世，足以顛倒眾生，偏偏丐幫幫主喬峰對她少看了兩眼，馬伕人就認為喬峰對她有意蔑視，決心報仇雪恥，堅決要把喬峰從幫主的位置上趕下去。她丈夫不支持，她就勾結情人殺了自己丈夫，把殺人的罪過栽到喬峰頭上。本來喬峰已經在杏子林中平息了幫眾叛亂，但馬伕人全身縞素出場，口口聲聲“為先夫報仇”，形勢立刻大變。“她沒一句説喬峰是兇手，但每一句話都是指向他的頭上。”這真是個厲害之極的女人。她後來還設計誘殺段正淳，用“十香迷魂散”麻醉段正淳之後，從他身上鮮血淋漓地將肉一口一口咬下來，卻同時咬一口叫一聲“段郎”。原來她在和馬副幫主結婚前，早已是段正淳的情婦，只因段正淳沒有正式娶她為鎮南王妃，她就懷恨在心，誓報此仇。康敏的美麗而又狠毒，又遠在李莫愁之上（李只殘忍，缺少她的狠毒），讓人感到驚心動魄。這是金庸運用現代心理學塑造的一個最獨特、最出色的人物形象，大大開拓了讀者的審美視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

　　上面我們只是就幾個具體角度粗略考察了金庸小説的現代精神。其實，金庸小説的現代性，從根本上説，還在於將俠義精神自單純的哥兒們義氣提高到“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高度，從而突破舊武俠小説思想內容上的種種局限，做到了與“五四”以來新文學一脈相承，異曲同工，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限于篇幅，這裡不贅。

　　金庸小説有沒有非現代意識，有沒有陳舊觀念、滯後思想呢？有一個現象也許可以討論。那就是：他小説裏的男主人公，總是被好多年輕美麗的女性包圍著。除《鹿鼎記》裏的韋小寶應該另當別論外，我們可以隨手舉出許多：《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周圍，有小昭、殷離、周芒若、趙敏；《神雕俠侶》的楊過周圍，有小龍女、陸無雙、程英、公孫綠萼、郭芙、郭襄；《射雕英雄傳》的郭靖周圍，有華箏、黃蓉、程瑤迦；《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愛上了胡斐的，有袁紫衣、程靈素和苗若蘭；《笑做江湖》中，令狐衝周圍也有岳靈珊、儀琳。任盈盈。這些女性從出現時起，目標似乎專在尋找愛情，尋找歸宿。儘管金庸主張愛情專一，不寫正面主人公三妻四妾（張無忌有一次做了一個多妻好夢，醒後立即自我譴責）；而且在古代，中上層男子三妻四妾並不稀奇，小説中寫到也屬正常；但是，一個男主人公四週總有那麼多女性在圍著他轉，這類現象在他作品裏又出現得那麼多，那麼集中，我以為還是説明一點問題，即金庸小説積澱著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處於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識，雖然作者自己也許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

　　1996年1一2月斷續寫畢

　　[選自嚴家炎《金庸小説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首版）]

責編：楊育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