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苦樂皆小品

央視國際 (2005年04月11日 15:39)

　　2003年何慶魁作客《藝術人生》前，劇組曾到他的家鄉去拍攝外景。聽説何慶魁要回來，全村一千多戶人家，家家有客人來，一共來了五六萬。這一天，樂壞了小賣店的主人，因為店裏能吃的東西全部賣光（差點沒出事情，沒把人擠死——何慶魁語）。

　　鄉親們喜歡何慶魁，不僅因為他是村裏最大的名人，還因為這位名人沒有忘了故土。

　　57年前，何慶魁出生在松花江畔的一個村莊裏，他沒種過地，以打魚為生。成人後，先當了幾年兵，又打了二十年魚，還賣了三年菜，除了保家衛國，他就“搞副食品供應”。改革開放後，開始“搞笑”。文革期間，到處都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傳隊成就了不少後來的明星、大腕。何慶魁就是在宣傳隊裏學習樂器和寫作。1988年，吉林省舉辦二人轉匯演，何慶魁為高秀敏所在的東遼縣吉劇團寫了一個小戲——《誰娶誰》，獲得了全省一等獎，從此邁上了“得獎之路”。又獲了幾次省裏的獎，他就被招聘到東遼縣吉劇團了。92年的一天，《吉林日報》上登了一篇題為“呼喚明星的文章”，説遼寧出了一個笑星群體，吉林為什麼沒有？何慶魁拿了報紙給高秀敏看，説你就是一個笑星苗子。正好這一年深圳搞“華旅杯全國電視笑星大賽，”他就寫了小品《包袱》去參賽。賽事還是挺激烈的，90個節目拿掉一半剩45個，《包袱》呼聲很高，估計能得一等獎。作為東道主，深圳電視臺的文藝部主任坐不住了，請何慶魁給他們也寫個本子，並就勞務費開個價。何慶魁頭一回聽到“勞務”這個提法，何談開價？（讓我要價錢，當時我沒敢要——何慶魁語）三天之後，《脫臼》的本子拿出來了，主人説，連演員帶作者，給你拿一萬塊錢行不行？何慶魁一個“行”字説了三遍，還點著頭。（當時我的腦袋就多大，我説怎麼給我這麼多錢啊？——何慶魁語）決賽那天，何慶魁的《包袱》是一等獎，《脫臼》二等獎。一等獎獎金一萬元，二等獎獎金五千元，又掙了一萬元勞務，名和利，就這樣撲面而來。（就那一次就脫了貧了——何慶魁語）

　　寫《包袱》的時候，何慶魁和高秀敏住著吉林省曲藝團分配的一間8平方米的房子，同住的還有高秀敏的老媽和女兒。床是二層鋪，何慶魁坐在上層鋪上，腿上放個小箱子，寫了第一個小品。有一回，高秀敏看中了一件連衣裙，苦於買不起而傷心。老何感慨萬千，許諾高秀敏，等出了名，給她披金挂銀。在深圳拿了獎金，第一件事就奔了沙頭角，戒指、耳環、項鏈,買個齊全，24K,高秀敏算披金挂銀了吧？老何當年就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從此，名和利不是撲面而來，是滾滾而來。

　　不能滾滾而來的，是松花江的水。何慶魁進城了，他帶著筆，帶著一肚子包袱，但帶不走松花江，於是逢年他就回去看。最惦記的，是村裏那些老人，因為老人都是看著他打魚摸蝦長大的，感情深。老人們拽著他手的不撒開，何慶魁是個有心人，一看拉著他的手是黑的，裂著口子，就知道生活困難，趕緊掏錢。侄子們問他圖什麼，他説我總覺得這麼大歲數，明年我就不一定能看得見了。有一個同院長大的老人69歲，論起來要叫哥哥，心臟不好，每天吃速效救心丸。這藥一小瓶五塊錢，三四天吃一瓶，對老人是個負擔。何慶魁拿出五百塊錢，並把手機號留在糊墻的舊報紙上，讓老人病重的時候找他。他走後的第二十八天，老人患重感冒去世，那五百塊錢的藥沒吃完。

　　每年春節回去，村裏人都會把小品中最討笑的話學給何慶魁聽，思鄉之情就在笑聲中散開了。98年回去，村裏人説“把你侄子還整到電視裏去了。”原來，何慶魁的侄子小名叫三胖子，他把這個名給《拜年》中的鄉長安上了。這以後，三胖子在他們那兒，成了鄉長的代名詞。選舉後，村民們會互相問：“今年誰當三胖子？”

　　1993年教師節前夕，中央電視臺的，也是文藝部主任找何慶魁，讓他幫別人寫一個小品本子，演員就是趙本山，何慶魁很快就為趙本山量身定做了一個小品《輔導》，這是他們倆人之間的第一次合作。這個小品中像有粘合劑，從那以後，兩人就粘在了一起，粘豆包似的，皮兒貼著皮兒，又各自有餡兒。倆人能合作這麼多年，一起在春節晚會拿那麼多獎，是因為對上了路數。倆人都來自東北、都出身農民、都喜歡二人轉、用筷子還都是左手，這不是天作之合是什麼？趙本山的身世被媒體報道過無數次了，無非是苦。但最要緊的，是趙本山認為，他的苦難生活是快樂著過的。那時候，身在苦難中，心在快樂中。他們就把自己體會到的快樂，與觀眾分享。

　　開篇説了，“搞笑”不容易，一部小品十幾分鐘，讓觀眾一直笑更不容易。從1997年起，何慶魁與趙本山一起，踏上了艱難的“搞笑”歷程。趙本山對藝術太認真了，以至於何慶魁認為給他寫本子，要抗“打擊”和“蹂躪”。這裡僅舉一例吧！2003年春節，寫小品《心病》，何慶魁已經數易其稿，這個小品名副其實地成了他和趙本山的“心病”了。一天中午，何慶魁拿著改好的第五稿稿子興衝衝地走進趙本山的房間，耐心地等趙本山刷完牙，（他失眠，起得晚——何慶魁語）剛要開口，趙本山説話了：“老何你不用説了，這回行了，我又想起來了，這回妥了。”趙本山馬上把范偉叫來，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排練起來，何慶魁在一旁從頭記到尾，可是排練到下午，大家卻突然停下來了，感覺不對呀，怎麼辦呢？這時候趙本山才想起中午何慶魁是為什麼找自己來了，大家這才把何慶魁的稿子找來看了一遍，哎呀，就是它了，這就有了後來觀眾看到的《心病》。

　　也有不犯病就成的事兒。1999年的春節前，他們又住進了“春晚”劇組的賓館。搞個啥呢？遼寧的導演張惠中出了個只餿不爛的主意，請小崔主持《實話實説》。點子好，寫得就快，《昨天 今天 明天》何慶魁一晚上完稿，經領導審查也只修改了一遍。在不同的場合，趙、何二人都共同認為這個作品他們自己難以超越。趙本山説，用話題的方式，引導出歷史縱深感，讓大家感受到中國人的變化和中國農民的變化。創作《昨天 今天 明天》的時候他們已身在快樂，心在苦難。由於過去的經歷，他們的心比常人更容易回到苦難中去，也更容易將苦難埋藏起來，發酵，釀成快樂，再次與觀眾分享。

　　倆人還有一個共同特點，雖然北京有那麼多事業可做，但是不住在北京，來了，辦完事就走。他們都分別辦了自己的影視公司和影視基地，靠的還是那片黑土地，北京的娛樂圈，對他們沒有誘惑力。

　　搞了這麼多年的笑，這二位對“搞笑”的感悟有些意味深長。

　　何慶魁——小品需要逆向思維，狗咬人不好笑，想辦法讓人咬狗，就是喜劇。

　　趙本山——我沒法跟世界級喜劇明星比。在中國，説實話就是幽默，美國這樣嗎？我把自己看得很清楚。

　　採訪了這麼多“搞笑”的人，倒越發説不清他們與小品之間到底誰成就了誰？採訪時備了許多盤錄像帶，以利於他們敞開了説。最後導致許多采訪內容節目中編不進去，用於這篇短文。

責編：木鐸金聲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