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

　　1958年10月17日，北京上空烏雲密布。

　　首都機場的跑道上，一架圖104型飛機正在等待著起飛的命令。在第一次起飛命令取消之後，飛機還是起飛了，十幾個小時之後，這架圖104型飛機在前蘇聯楚瓦什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境內失事墜毀，飛機上的人無一倖存，死難的乘客中有一個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名字——鄭振鐸。

　　40年之後的1998年，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他的一篇寫作十年未完成的文章《懷念振鐸》裏寫道：“當時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總疑心是在做夢。考慮半天，我才對冰心大姐講了，我只記得冰心説了一句：‘我想他最後在想什麼。’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想法，我也沒有多問。第二天在回國的航機上，我一直想著振鐸，我想知道，他最後在想什麼？”

　　遭遇不幸之時，鄭振鐸正擔任著中國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的職務。循著這樣的社會角色，我們追尋著鄭振鐸與文物保護和考古的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

　　1957年9月6日，新華通訊社向全世界播發了這樣一條消息，位於北京昌平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經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開。

　　“在北京城北郊外，40多公里的地方，就是明十三陵，這片40平方公里的墳塋地裏，埋葬著明朝從永樂起，一共十三個封建帝王，那時這裡是一片警衛森嚴的禁區”。

　　電影膠片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新中國的第一任文物局長鄭振鐸，在現場注視著萬曆皇帝的棺木被緩緩打開：明朝萬曆皇帝的屍骨呈現在300多年後的燈光下，周圍堆滿金銀器皿、錦緞絲綢，各種文物精美絕倫……

　　而此時鄭振鐸的內心是複雜的，在被300年前的輝煌深深震撼的同時，他依然為這批文物的未來隱隱擔心。

　　這還得從他和吳晗的爭論説起……

　　1955年10月4日，一份題為《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送到了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桌前。報告落款是中國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範文瀾和張蘇，這份報告提出，要對明十三陵中埋葬著明朝永樂皇帝的長陵進行挖掘。

　　這些人中，最熱心的是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作為明史專家，吳晗對長陵的主人明成祖朱棣充滿了好奇。

　　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很快就聽説了這個報告，當時在他身邊工作的謝辰生回憶道：“他急了，破壞文物，那他急得不得了了，非常著急，他説這絕對不行。”

　　對這份《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周恩來總理也採取了謹慎的態度。謝辰生還記得：“總理説不要挖長陵，先找一個次要的先挖一個試試看，這樣才挖了定陵。”

　　定陵是明朝第14位皇帝明神宗的陵墓，與明成祖的長陵相比，規模小了許多。但一説到要挖掘皇陵，鄭振鐸還是十分擔憂：那些沉睡在地下300多年的文物，一旦和空氣日光接觸之後，會發生什麼情況？當時的文物保護技術，能否妥善的將它們保存下來？

　　鄭振鐸又一次找到吳晗，希望他能收回提議。

　　然而，鄭振鐸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於是，1957年9月6日，明定陵在鄭振鐸忐忑不安的目光注視下被徐徐打開。

　　僅僅幾個月之後，定陵發掘現場的工作完成。由於沒有成熟的文物保護技術和條件，地宮裏的許多精美絲綢和成匹的織錦，沒過多久便灰飛煙滅了，後來，這些陵墓中的許多無價之寶，也被人為地損毀甚至破壞了

　　當年目睹挖掘定陵的謝辰生，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令人痛心的一幕：“定陵出土的像龍袍這樣一些絲織品，挖出來的時候是鮮艷奪目，跟新的一樣，但很快就變顏色，現在基本上都已經碳化了，完全沒有了，現在陳列的一些東西都是複製品。”

　　歷史不幸被鄭振鐸言中。

　　早在1949年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鄭振鐸作為從海外回歸的著名學者，被周恩來總理邀請作為代表參加會議。會上，他提出了文物保護的思想。作為新中國第一任文物局長，在他的主持和參與下，新中國于1950年相繼出臺了《關於徵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和《關於保護古文物建築的指示》等第一批保護文物的法令、指示和辦法。

　　鄭振鐸去世7年後，1965年，當有人再次提出發掘長陵時，周恩來予以否決，並説：“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