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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

  

  

我們都説普通話——吳玉章和拼音方案

  學校裏,正在上政治經濟學課,新來的廣東老師反復提到“西遊記”,同學們很是奇怪,政治經濟學和《西遊記》有什麼關係。看到同學們茫然的眼神,老師終於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私有制”三個字,同學們這才恍然……

  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成千上萬種方言構成了來自不同地方人們的交流障礙。以致于各種方言引發的笑話俯拾皆是:北方人在廣州的公園裏打聽“纜車”在哪兒,按回答尋去,找到的卻是“男廁”; 廣西籍的主持人宣佈會議“開始”,大家聽的卻是“該死”,全場愕然……

  甚至有的地區鄰村之間,人們説話都互不明白。

  方言是與小農經濟相聯絡的,民族共同語是與社會化大生産相聯絡的。普及民族共同語是工業化的要求。

  新中國建立伊始,雖百廢待興,但推廣普通話已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列入政府日程。而這重要而艱巨的任務落在了一個四川人的肩上,他就是吳玉章。

  作為新中國教育的開拓者,吳玉章早在參加革命之初就一直致力於尋求一種能在全中國普及的統一語言。

  在上世紀30年代的延安地區,在一個訂立契約的儀式上,作為保人的一名先生,戴起了老花鏡,一邊捋著自己的山羊鬍子,拿起了契約單大聲地讀了起來。先生一張嘴,大家不禁都哄笑起來,明明是土生土長的陜北書生,竟然讀得滿口的膠東的口音,先生瞪了哄笑的人群一眼:“懂啥?!這是標準的讀法!”説罷,又用那標準的山東口音朗讀起來。有人納悶兒了,怎麼在相距那麼遠的陜北會流行山東話呢?還被稱為標準讀法?

  原來,早在上世紀初,由於有大量的山東籍華工在遠東地區,他們既不會寫中文,也不懂俄文,為了方便他們與家人的書信溝通,在瞿秋白和吳玉章的主持之下,以山東音為基礎以拉丁字母為形式創立了拼音文字。

  這是中國近代拼音文字改革的一個縮影。

  1949年9月1日,毛澤東主席指定吳玉章、成倣吾、範文瀾、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組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

  一個月後,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並很快決定把研究拼音文字作為主要任務。

  吳玉章和同行們在進行大量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採用拉丁字母為注音方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並廣泛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

  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會上大家對拼音方案熱情高漲。在會後的報告中這樣記述著:“部隊代表那狄説,在部隊中,無論下達命令,傳達情況,指揮作戰,口頭報告,打電話,都要求一説出來立刻能為官兵了解,因此部隊本身迫切需要有統一的語言,並且希望全國到處都能説統一的語言。苗族代表吳滌平説:‘一個黎族青年到廣東去學習,學會了廣東話,調到武漢就用不上了,再到北京又不得不重新學起。’”

  1956年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又一位四川人陳毅出任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主任,各地相繼建立“推普”機構,全國掀起學習普通話的熱潮。

  各地紛紛辦起了普通話培訓班。山西省教育廳在報告説:“不少學員苦學苦練,吃飯走路上廁所還不斷高聲練習。有的人練啞了嗓子,有的人夢中還在練習。”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

  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促進了普通話的推廣。廣州南方百貨大廈一位營業員説:“過去不願意説普通話,是因為跟面子聯絡在一起;現在願意説普通話,是因為跟票子聯絡在一起。

  ”

  2000年10月31日,頒布了由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由江澤民主席簽發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這部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語言文字的專門法律,明文規定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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