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開的老書局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5:33

　　從1936年起，巴金就以作家身份兼營出版社，直到1956年公私合營才迫於形勢收攤，實際上他幹了二十年的出版商，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本家。他先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總編輯、總經理，解放以後，又野心勃勃，聯合了他的兩個弟弟，搞了一爿李家的平明出版社。巴金的出版社，大肆販賣精神鴉片煙，大肆兜售西歐十八、九世紀資産階級古典文藝作品，以及俄國的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之類的資産階級文藝評論家的著作，廣為招徠生意，用以抵制社會主義新文化，同黨的出版事業爭奪陣地。

　　以上這段奇文，引自巴金專案小組整理的材料《巴金是反動的文化資本家》（載上海作協《文學風雷》1967年第2期）。在“文革”那個語境中，“商”就是資本家，出版西歐古典文學作品以及赫、車之類的作品就等於“抵制”與“爭奪”。你還有什麼話好説！還是那本《文學風雷》，譏諷解放後唯一始終沒有向國家領過薪金的巴金，又嘲笑巴金夫人蕭珊給《上海文學》當義務編輯也不拿薪金，是“無政府主義實踐”！不知哪家有眼光的出版社，可以收集、整理、輯印《文學風雷》之類的“文革”《文選》，讓後人開開眼界。

　　閒話少説，轉回來説説巴金的“兼營出版社”。作家通向老書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巴金為什麼要幹出版？“開明”的葉聖陶看到巴金的書稿，以為可以發表，就安排在《小説月報》上連載了。“倘使葉聖老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致〈十月〉》）。於是巴金也當編輯搞出版，“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積累的事情”（《隨想錄》）。這就有《文學風雷》提到的兩家老書局———文化生活出版社（“文生社”）和“平明”。

　　1935年成立的“文生社”是吳朗西、伍禪、麗尼等創辦于上海的小書店，以在日本的巴金的名義編《文化生活叢刊》，後來巴金返國加入，給當時以牟利為風尚的出版界吹來一股新風。“文生社”同人又出《文學叢刊》，它宣告：“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卻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這便是“文生社”的作派。巴金回憶説：“文生社”，“從幾本書到幾十本書，幾百本書，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災難，一位有才華的散文家甚至為它遭到日本憲兵隊的毒手，獻出了生命”（同上）。這就是年僅34歲的陸蠡。在被租界轉送日本憲兵隊後，日本人向他宣傳大東亞的政策，誠實的陸蠡回答説這絕不會成功，他對難友説：“我不能在敵人面前貪生怕死，説一句違背良心的話。”（吳朗西《記文生社的人和事》）因而遇難。

　　“文生社”就是這樣一批君子，比如巴金，“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他不取一文薪金），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巴金説：“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隨想錄》）“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這是巴金的口頭禪。

　　“文生社”是巴金的“親子”，在抗戰硝煙中，他又先後開設了廣州、桂林等地的分社，不幸日本飛機炸毀了廣州分社。以後巴金還委託黎烈文尋找開辦台北分社的房子。後來巴金專案小組發現了黎的回信，如獲至寶：“巴金原來是準備跟著蔣介石一起逃往台灣的。”

　　1949年12月，巴金又開辦了專門從事於世界文學名著的翻譯介紹，尤以蘇聯與舊俄時代的著作為主的平明出版社，巴金任董事長兼總編輯。有人説，如果巴金不涉足出版，他的《文集》就可能要多達四五十卷了。

　　以巴金的聲譽和作風，“平明”吸引了眾多優秀的翻譯家。卞之琳不惜和領導鬧翻，也要把稿子抽回交給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焦菊隱則表示“十分願意盡微薄之力幫‘平明’，以後有稿子當儘先選好的送‘平明’”。焦菊隱有一封信為巴金出謀劃策：“新華”的發行網大，‘平明’將會受點影響，但，他們的譯本不太好，也就無關了……這得等批評家和讀者來決定了。”這在後來竟成為批評巴金“明火執杖同黨的出版事業爭奪陣地”的口實。

　　終於，“公私合營”的大潮湧來，“平明”消失了，作為出版家的巴金也沒有了。

　　（摘自《書局舊蹤》，郭汾陽，丁東著，江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