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發表的前前後後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5:29

　　作為《隨想錄》發表時的責任編輯，我經常會遇到有人問這樣的問題：你是怎麼約巴金寫《隨想錄》的。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談一談我與巴金半個世紀的交往。

　　第一次見到巴金，是1946年，當時我從上海《大公報》要聞編輯轉任副刊《出版界》編輯，並料理其他幾個週刊編務。一次，巴金、曹禺、靳以、蕭乾、辛笛、孫浩然等在洪長興一起吃涮羊肉，我也有幸參加了，大家在一起説説笑笑、打打鬧鬧，很熱鬧，巴金卻一直很嚴肅地坐在那裏，只有偶爾插幾句話。

　　我是何年何月去上海霞飛路（現在叫淮海中路淮海坊）向巴金約稿，約的是什麼稿子呢？我已經記不清了。幸好手頭有一份友人為我提供的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報》的《出版界》副刊，我向巴金、錢鐘書、沈從文等作家提了這樣幾個問題請他們回答：我的第一本書是什麼？它是怎樣出版呢？我的下一本書將是什麼？巴金的回答是這樣的：

　　（一）我的第一本書是《麵包略取》，那是用另一個名字出版的，原著者是克魯泡特金，中譯本在1927年出版。我自己寫的第一本書是長篇小説《滅亡》。

　　（二）我1928年夏天在法國一個小城裏寫完它，寄給在上海的朋友A.A，並請他替我打聽印價，我打算自己花錢印幾百本出來送給我的哥哥和我的朋友們看。他沒有跟我商量，就把稿子送到小説月報去，後來他又接洽好由開明書店出版它，我記得《滅亡》在開明書店出版的日期是1929年11月。

　　（三）也許是《滅亡》和《新生》的續編《黎明》，我想在這部小説裏寫我的理想社會，或許會把故事發生的時間放到2000年去。

　　我還記得當時巴金很不喜歡拍照，因此是用他的畫像代替登在報上。

　　抗美援朝時，友人黃裳兄對我説，巴金有意請我和黃裳編一套適合新時代閱讀的叢書，由平明出版社來出。我和黃裳決定叢書名叫《新時代文叢》，巴金把自己的《華沙城的節日》一書給了我們，又代我們約了黃宗英的一本書稿，其餘他就不管了，放手讓我們年輕人來做。叢書內容非常廣泛，從文學、歷史、漫畫，直到國際法蘇聯式的介紹。其中有一本書得到巴金讚賞，那是從上海復旦大學剛畢業不久的戴文葆的作品，他是《大公報》國際版的編輯。有一天夜裏我去拜訪巴金，發現他正在揮汗看清樣，我問他是什麼書，他説：就是你們約來戴文葆的《麥克阿瑟傳記》。這套書前後三年共出了十來本，其中最暢銷的是郭根（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原為桂林大公報要聞版編輯）寫的《中國簡史》。

　　從反胡風、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別是蕭珊的去世，巴金經歷了終生難忘的迫害、淩辱。因此“四人幫”垮臺後他的反思如巨濤翻滾，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發泄出來。許多老作家都是這樣，我請黃裳寫稿，他説一旦寫了，就像自來水打開了龍頭，不知何時收回。巴老為我寫稿，最初説是寫兩篇試一試，誰知道越寫越認真對待了。他在香港的報紙上開專欄寫稿，我考慮有兩個意圖，一個是在香港發，海外的讀者能夠看到，影響大一些。其次他本人和兒子都很喜歡看香港的報刊，比如《開卷》雜誌，他曾寫信説兒子喜歡看要我給寄一些實際上他自己喜歡看。他還要我買過沈從文、胡適、周作人等當時在內地不好買的書，這些都表明巴金希望從封閉多年的社會中走出來汲取更多新的信息。另外，還有歷史原因，三四十年代編《大公報》副刊的沈從文、蕭乾、楊剛、靳以等都是他的朋友，他與《大公報》還是有感情的。

　　在《隨想錄》寫作八年中有幾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就是關於報紙編輯刪改巴金《懷念魯迅先生》一事。巴金文章被刪不是我值班，當時我正在北京休假，收到《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清樣就轉寄副刊課主任，並請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穫》發表。可是回到香港後，我就收到巴金11月7日信，信上説：“貴同事刪改我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魯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會寫一篇雜感來‘表揚’他。我的文章並非不可刪改，但總得徵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個人‘説了算’，那我只好‘不寫’，請原諒，後代的人會弄清是非的。”看到信後，我大吃一驚。隔了幾天社長把我找去，説他到北京開會，胡喬木的秘書特意打電話給他，説胡約他見面。一見面胡就説你們《大公報》為什麼要刪改巴金的文章，如果刪，應該事先通知他一聲，否則就太沒道理了。聽了這話，我就用洋涇英語説了一句：you ask me,me ask who？天哪，這是怎麼回事兒，你問我，我問誰呢？後來我才弄清楚發生此事的原委。當時，總編輯通知代替我的那位編輯説你們應當把巴金的文章縮短一些。編輯説隨便刪名家的文章説不過去吧？總編説：你們修改，我看看。刪改後總編認為是過關了，誰知，巴金很憤怒，毫不客氣地説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就不寫了。這回最緊張的當然是我了，巴老真的不寫了，我怎麼向讀者交代？黃裳在上海，我對他説，一定要巴老寫下去，巴老説有一個條件，要寫必須把《鷹的歌》登出來作為抗議，我想了想接受了。結果這一篇發表時有題無文，只是“鷹的歌巴金”五個字，跟著是下一篇。朋友説你們這是變相“開天窗”。港版《隨想錄》單行本《真話集》與京版不一樣，也是有目無文，直到合訂本徵得作者同意後，才全文問世。

　　另一件事是關於《隨想錄》第144至148篇在轉稿中遺失的事情。當時巴金把稿子寄給《大公報》在廣州的轉稿機構，可是他們並沒有轉給我，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分析當時報社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主張繼續登《隨想錄》的，因為巴老講的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代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呼聲的；另外一部分是反對登的，對巴老也不滿。這一點，巴老有所覺察，他一開始就受到各種壓力，就有人在嘰嘰喳喳，在給我的信中他也有所表露。還有一個問題也很有意思，當時我身體很好，他們突然提出讓我退休，我感到非常驚奇，但是説了一句：那我還有什麼説的？總編問這話是什麼意思，我説：你們要我退休，我可以接受，但有一個條件，我要發完巴金的全部稿件。這樣，我雖然退休了，還是照樣到報社看大樣，直到稿子發完。而那批稿子，我查問，他們説負責人出差了，我想出差了也應該交代給下面的人，究其實質恐怕跟一些人持不同意見有關。巴金對此也有所察覺，1986年8月20日在給我的信上，他説：“六月十二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會遺失，”可見老人頭腦是十分冷靜而清醒的。

　　還有一件事是巴金對待榮譽的態度：《隨想錄》讀者大概會發現，1978—1986他抱病寫《隨想錄》期間，從不事先提到他將出國參加什麼會之説。至少在給我的一百多封信中不曾提到。事後説明卻是有的。他1984年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也是如此。信中説：“我大約十月赴港，但至今還沒有順利動身的把握，我還是一個每天服藥的病人。”又説：“香港之行還定不下來，我很擔心身體吃不消。”我清楚地記得，他成行了，我們歡天喜地，他老人家下飛機後在官方隆重接待下進入貴賓室，然後乘輪椅走出機場時，遇到眾多傳媒的記者，他卻一直説：“我不是一個作家，只是寫家，甚至連寫家也不是，是個老弱的病人。”他那真誠的而太過謙遜的話，反而使香港的“巴金熱”更加熱烈。據我所知，負責在典禮儀式上宣讀的“讚詞”，是中大學者連夜趕寫的，愈寫愈覺巴金一生對文學界對社會的貢獻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太多，因此一再修改他的中文稿，而且又寫了一份英文講稿。

　　知道巴老這時一定很忙，所以我們每次有什麼事，先去找巴老的女兒小林商量。有一天，我對小林説，明天禮拜日，爸爸在上海愛看電影，這裡有的電影院，設備很好不可錯過，你去問問，我們準備買票一起看一場。好嗎？誰知，小林面有難色，告訴我們：爸爸説，星期天也要等待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訪問，我不能離開賓館。負責照料巴老的人也證實了這種説法。他告訴我，有天中午，有幾個青年人在巴金住室外面，想進來訪問，卻被他婉言謝絕，説，巴老在睡午覺，你們可不可以晚點來？雙方爭執不下，巴金聽到了，走出來親自歡迎這一批青年的來訪。

　　在歡迎巴金的小型座談會上，八十歲老人表現了驚人的記憶力。馬蒙，他30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學讀書，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的哥哥，而且是全國政協委員，他站起來説：“巴金先生：我30年代讀過您的《家》，我覺得《隨想錄》比《家》更好，可是我記不清在燕京見過您是哪一年的事？”巴老隨即答道：“1931年，我去燕京看鄭振鐸教授，他當時是燕京圖書館館長。”不久，又一個人站起來，他是以撰寫武俠小説著名的梁羽生，他説：“我拜訪過您，巴老，您記得是哪年嗎？”巴金隨即答道：“某某年。”梁點頭稱是。我為什麼只能説某某年？因為，當時記得，不久就忘記了。巴老離開香港返上海，在他登機之前，我們發現有幾位做清潔工作的阿嬸好像要走過來，又有點躊躇，一問之下，原來是粵語電影《家》的忠實觀眾，巴老隨即和她們一一握手告別。

　　巴老在創作《隨想錄》過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難與壓力，在《隨想錄合訂本新記》中他曾説過：“沒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篇，就有各種各類嘰嘰喳喳傳到我的耳裏。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説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是的，他沒有屈服，而是一一克服了困難。作為一名編輯，我有時既感心酸，又有一種莫名的憤懣。但回顧與他幾十年的交往，我也為能夠得到巴老的關心而感到溫暖和榮幸。

　　《博覽群書》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