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談文學創作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5:09
——答上海文學研究所研究生問
早春,一個雨雪霏霏的下午,我和文研所其他幾位同志一起,來到老作家巴金的寓所。七十八歲高齡的巴金到客廳門口迎接我們。他身穿棉衣,雖然年邁,但思路十分敏捷,記憶仍然清晰,親切地回答了我們提出的問題。
問:您的文學創作活動開始於何時?最早採用的文學體載有哪些?在《文學旬刊》上署名“佩竿的詩和小説(一九二二年)是不是您最早的創作?
答:我最早寫的長篇小説,是一九二七年寫的《滅亡》,當時住在法國蒂埃裏堡,有苦悶無處發泄,心裏有很多話要説,就進行了小説創作,一九二八年寫成,登在《小説月報》上。一九二三年我在成都還寫過一個短篇,叫《可愛的人》,寄給上海鄭振鐸,發表在《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上。一九二四年,我還寫過一個反戰題材的短篇,投給《小説月報》,給退了回來。當時的編輯也是鄭振鐸,沒有採用。在這之前,我還寫過一些詩歌,發表在《文學旬刊》和《婦女雜誌》上。
問:剛才您説過,您的第一個短篇是一九二三年寫的,而專門從事文學創作是一九三年前後開始的,是不是這樣?
答: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説應該説是《滅亡》。我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寫了《滅亡》,一九二九年寫了《洛伯爾先生》幾個短篇,寫了一本《死去的太陽》。一九三一年寫得最多,寫了《家》等好多作品。
問:請談談您在創作前的理論準備和藝術積累上,對哪些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著作感興趣?您喜歡文學史上哪些方法、流派?
答:這個問題回答不出,因為我不是準備好去做作家才去讀各種書,才去寫作。我是在生活中有了切實的感受才要抒發,要表現,有興趣就多寫一點,沒有興趣就少寫點。
在創作長篇小説之前,我倒是翻譯過一些東西,譬如克魯泡特金的《自傳》,還有高德曼的《論現代戲劇》,發表在開明書店編的《一般》和《新女性》雜誌上。
問;迄今為止,您對自己的作品最滿意和最不滿意的是哪些?
答:三本比較滿意的書是《家》、《春》和《秋》,還有《憩園》和《寒夜》。在我寫的小説中,有一些作品因為我對裏面的生活不熟悉就寫得不好,如《火》我就不滿意,又譬如《萌芽》也是這樣。相反,非常熟悉的題材就寫得比較好些。
問:您是一位有著鮮明個性特徵的作家,您覺得您的個性氣質對您的文學創作有哪些突出影響?您怎樣看待作家個性氣質和自我完善的問題?
答:我的作品整個兒就是個人對生活的感受,我有苦悶不能發散,有熱情無法傾吐,就借文字來表達。我一直要求自己説真話,要求自己對讀者負責,至今我還覺得自己過去有時做得不好。
我喜歡俄國作家赫爾岑,他的文字帶感情,很感動人,我喜歡這種帶感情的文字。
我説過文學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是文學和人的一致,就是説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寫的要一致,要表現自己的人格,不要隱瞞自己的內心。
問:您是採用外國題材最多的一個現代作家,請您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答:我在外國生活過,對外國的生活熟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懷念那段生活,當我開始創作的時候,因為國民黨限制很嚴,文字檢查,我就用外國題材來借古喻今,借外喻中,那時的一些短篇都是反映歐洲生活的,象《洛伯爾先生》、《房東太太》都是這樣。
問:在小説《滅亡》《愛情三部曲》中您塑造了一些理想化的人物,如李靜淑等,他們有沒有模特兒?他們所組織的宣傳、罷工、暗殺、辨論等,在生活中有沒有真實事例?
答:這個問題在小説總序中已經談過。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中都有影子,對《家》裏寫的生活我比較熟悉,原型較多,就比較真實,不熟悉的編造的成份就多一些。
問:您的前期創作活動持續了二十餘年,為什麼在一九四六年後暫時停止了?
答: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寫完《寒夜》後,當時忙於搞編輯,搞翻譯,事情很雜、很多,而寫作的時間就少了。
解放後我想換支筆,寫點新的生活,這要花時間去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但是,社會活動多,深不下去,寫作也就有限了。
問:請您談談自己選材、構思、描寫的習慣與體會。
答:這個比較難説,最初我自己也沒有想到要走文學道路,家裏希望我學工,然後揚名顯親,可是我走了另一條路。我説過《家》裏面高老太爺和覺新兩個人完全真實的,覺新就寫了我的大哥。我對那些生活非常熟悉,寫的時候比較順手,很快就把那些人物都寫出來了。我寫的時候不是苦思苦想編造出來,我有生活,有感情要發泄,就自然地通過文字表現出來。
問:您的小説創作幾十年來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注意,您認為哪些關於您思想與作品的評論研究文章是較深入的?
答:很難説,我看得不全。陳丹晨的那本書送來後我也沒有時間仔細看,只把書中一些和歷史事實明顯出入的地方指出來,但也可能有些未看出。作家和評論家都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家以現實生活為題材,評論家以作家作品為題材。研究的對象不同,評論家研究的是作家和作品,作家研究的是生活,都有自己的觀點,獨立思考。寫書總是寫作者自己的觀點,我不好説別人這樣寫那樣寫。研究我的專著,聽説南京有人寫,四川也有人寫了。
問: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您同哪些作家的交往對您的文學創作活動有較大影響?
答:我平時也不大出來參加什麼會議和活動,就關在家裏一個人寫。都由我的一個朋友和文化界接觸,他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寫了什麼就交給他帶去,編輯部有許多要求通過他轉。 我喜歡魯迅的作品,願意追隨魯迅的道路。初期,郭沫若對我有影響,不過是在一個短時期內,我喜歡他的《女神》、《三葉集》,後來茅盾的作品陸續發表後,我也開始喜歡他的作品。
在現代作家中,曹禺、沈從文、靳以和我是比較熟悉的。
問:您在一九七九年和法國《世界報》記者談話中,談到您讀了托爾斯泰給羅曼 羅蘭的長信,很愛感動。您能具體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答:是的,當時羅曼 羅蘭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看到托爾斯泰在文章中否定了整個歐洲的文學藝術,甚至連莎士比亞、貝多芬也否定了,感到十分痛心,於是就寫信請教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寫了一封長達三十多頁的信復他,説藝術的目的不是別的,是為了促進人類團結,為了使人變得好一些、善一些,是為了對人類進步有利,是為了教育人。美和善是統一的。我當時看了十分感動,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托爾斯泰的話是很有意義的。我説過:文學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不是玩弄什麼花樣,靠什麼外加的技巧來吸引人,要説真話。藝術應該對社會改革,人類進步有所幫助,要使人們變得善一些、好一些,使社會向光明前進,我就是為這個目的才寫作的。
但是托爾斯泰走到了極端,他連莎士比亞、貝多芬也否定了。我卻認為文學這個東西的社會意義是不能否定的,它是對人類進步起作用的。
問:您説過:“我的創作方法只有一樣,就是讓人物自己生活,作家也在作品中生活。”您能具體談談這個問題嗎?
答:我認為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作家要寫他所熟悉的生活,讓人物按照自己的路子自己的個性發展。我記得蘇聯作家阿 托爾斯泰説過:當我寫作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的人物在五分鐘以後會説什麼,我驚奇地跟著他們。我不象茅盾那樣寫過詳細地提綱,當然各個作家的習慣不一樣,我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積累和感情一下子寫下來,著眼於人物的命運,人物自己活動起來。我把文學作為武器攻擊我的敵人,攻擊舊制度。我在《隨想錄》第二集《探索集》專門講了這個問題。現在有人把技巧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我不這樣看。我寫小説就是要讓讀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動讀者的心,不讓人家知道怎麼行?讓人家看不懂,就達不到文學藝術的目的了。
問:您最近還在寫作嗎?
答:是的,我還在寫,不過身體不太好,寫字困難,寫得比較慢。
(原載1982年4月1日《文學報》第53期)
中國網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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