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訪問薈萃（1979——1987）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5:08

　　我們在撰寫《巴金年譜》的過程中，為了使書稿的內容更準確、更豐富，真實而全面地敘述巴金漫長的人生道路、創作歷程和思想發展的脈絡，矯正自己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史料上的某些失誤，更準確地把握和透視老作家豐富的內心世界的他對歷史、現實的新的見解，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我們多次拜訪了巴金。不論是在客廳和草坪，還是在他生病住院的病房，也不論是在盛夏還是寒冬，他都是那樣的和藹可親、真誠坦蕩。他的親切接見和談話，給我們以溫暖、啟迪和力量。現將我們多次訪問的記錄、錄音和他在我們信上的批語有給我們的信，略加整理歸類，選擇部分內容，以問答形式，如實記錄下來，以圖有助於巴金研究的深入。

　　一 關於巴金的小名、學名、號、“巴金”筆名的由來及其他筆名

　　問：請談談您的本名。

　　答：我的學名叫李堯棠，號芾甘。那時一般不叫學名。我還有小名，叫升麐，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有一個兄弟的小名叫開麐。

　　問：“鳴希”、“甘寧”、“赤波”、“壬平”是不是您的筆名？

　　答：“鳴希”不是我的筆名；“甘寧”可能是；“赤波”記不清楚了，要看文章才知道。“壬平”、“極樂”、“佩竿”、“黑浪”都是我的筆名。當時舊金山有位華僑，辦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寫多了，用一個名字不太好，就時常換名字，隨時想起隨時用，沒有考慮什麼用意。時間太久了，有些事一時記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憶起來。

　　問：“非子”是您的筆名嗎？

　　答：“非子”是我一個朋友衛惠林的筆名。

　　問：關於“巴金”筆名的由來，至今國內外研究者還有些不同的説法，請予澄清，以免以訛傳訛。

　　答：我在法國的沙多-吉裏寫小説《滅亡》，並沒有想到拿它發表，只想自費印刷幾百冊送給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個朋友（按：即當時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索非）幫忙。我不願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個在法國的留學生，不久前在昂熱自殺的巴恩波，就採用了一個“巴”字，以示紀念；“金”是那個學哲學的朋友建議採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筆名，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學聯絡在一起。《滅亡》寄走後，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為《東方雜誌》翻譯托洛茨基紀念托爾斯泰的文章，我在譯稿（《托爾斯泰論》）上署名巴金。後來，這篇後署“巴金”的論文卻先發表了（按：該文載1928年10月《東方雜誌》第二下五卷第十九號），最先署“巴金”的小説《滅亡》是1929年才開始在《小説月報》上連載的（按：載《小説月報》第二十卷第一期）。實際上還是《滅亡》最早用“巴金”這個筆名。

　　二 關於巴金編的幾本畫冊

　　問：您編的畫冊鮮為研究者提及，請先介紹一下畫冊《過去》的情況。

　　答：這是我1931年編的一本圖冊，自費印刷的，一共印了五十本，大部分送給朋友，自己只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燒燬了。這本圖冊是我幾年中收集的俄、法、意、日等國家的一些革命者的圖片，如克魯泡特金、妃格念爾、蘇菲婭、馬拉、丹東、凡宰特、大杉榮等。

　　問：有沒有文字介紹？

　　答：有。我在圖片旁邊寫有説明，介紹這些革命家的事跡，都很簡短。

　　問：畫冊《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苦難》，每幅畫的配詩，寫得貼切、有力，也富有詩意。是不是您寫的？

　　答：都是我寫的，不過寫得並不怎好。當時著手編選畫冊，就很激動，就想到寫幾句配上去，來表現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雄主義精神和揭露法西斯的罪行。都是隨編隨寫的。

　　三 關於巴金解放前上海住所的變遷。

　　問：您1923年春到上海後，雖然輾轉住過好幾個省市，但六十多年中您主要住在上海。上海應是您的第二故鄉了。在上海的好幾處住所您先後創作了《家》、《春》、《秋》及《利娜》、《春天裏的秋天》等小説和散文。請談談解放前您在上海住所變遷的具體情況。

　　答：我1923年春天和三哥剛到上海，在十六鋪下的船，坐的是馬車。馬車夫在路上犯了規章，被罰了款。我們暫時住在四馬路（按：即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小旅館）。後來經在報社工作的親戚介紹，住進中江旅館。不久搬到武昌路上學生居住的宿舍。以後，我們到南洋中學讀書。到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補習班是四川學生江疑九介紹的。江疑九是我在成都時的一位朋友，他在重慶辦過雜誌。我1925年因患肺病，沒有念大學，在上海養病。先住在法租界貝勒路天祥裏（按：現在黃歐南路149弄，具體門牌號數巴金已記不清了），與衛惠林、大概還有毛一波住二樓，盧劍波和夫人鄧天矞住底樓。後又遷至康悌路康益裏（按：現為建國東路39弄）四號亭子間。曾譯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等，又與友人衛惠林等發起創辦《民眾》等刊物。

　　1926年又搬到馬浪路（按：現為馬當路）住，住址記不清楚了。我1927年1月去法國留學。

　　1928年12月初，從法國回來。抵滬後，住上海寶興路鴻興坊七十五號（按：原來世界語學會會址）；1929年1月遷往寶山路寶光裏十四號，與索非夫婦同住，在此期間曾創作《家》、《霧》、《新生》等作品，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自傳》等。

　　1932年2月，我從南京回上海後，知道鴻興坊和寶光裏兩處均毀於1932年1月28日軍炮火中，遂與索非等從廢墟中搶救出若干書、物，發現書稿《新生》等也與印刷所一些被炸毀。後來遷居步高裏五十二號（按：現為建國西路陜西南路口），與友人黃子方等一起居住。曾創作《海的夢》等。

　　1932年三、四月間，由步高裏遷入環龍路（按：現為南昌路）志豐裏十一號（按：當時係白俄開設的一家公寓）舅父家暫住。一週後赴泉州訪友。自泉州返滬後，就住在剛遷居環龍路花園別墅（按：現為南昌路136弄）一號舅父家中。曾創作《春天裏的秋天》、《砂丁》等作品。

　　1935年8月由日本回國後住狄思威路麥加裏（按：現為溧陽路965弄）二十一號，仍與友人索非一家同住。曾創作《春》等作品，又與斯以一起創辦《文季月刊》，與吳朗西等創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兼任總編輯等職。

　　1936年，因友人馬宗融、羅淑夫婦赴廣西任教，遂遷入馬家，即拉都路敦和裏（按：現為襄陽南路306弄）二十一號（按：現改為22號），曾創作《長生塔》等作品，並結識了陳蘊珍（蕭珊）。

　　因馬氏夫婦返滬，于1937年7月遷往霞飛路霞飛坊（按：現為淮海中路淮海坊）五十九號，仍與索非一家同住。曾作完《春》、《秋》等作品。1939年秋，三哥堯林抵滬後，同住此處。1945年底，由重慶返滬後，與病中的三哥又同住此處。1946年，蕭珊與女兒小林返滬後，遂在此處安家。解放後遷入武康路，一直至今。

　　四 關於巴金赴法留學的目的及其他

　　問：您赴法前的學習和思想，研究者還有些不同的看法，請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答：我和二哥在東南大學附中高中畢業後就分手了。我到北京報考北京大學，因發現肺病考不成，只好到上海休養，找一位同鄉醫生治病。翻譯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經朋友秦抱樸介紹與少年時代十分敬佩的美國社會活動家愛瑪高德曼通信；與朋友衛惠林等一起辦《民眾》等刊物；在《時事新報》、《民鐘》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在南京上學的時候，還參加了學生集體聲援上海“五卅”慘案的活動；家裏也來信要我繼承家業、光宗耀祖。這時，我聽到和看到的，都饑餓和疾病、戰爭和死亡。我很痛苦，找不到出路，心裏不得安寧，寫文章也沒有用。這時吳克剛等幾個朋友從法國來信，還有一些從法國回來的朋友，都談起當時法國的情況，我就打算去了。

　　問：去的目的是什麼？現在有幾種説法：系統地研究無政府主義，進一步學習和研究經濟學，深入研究法國資産階級革命歷史等，請談談您當時的想法。

　　答：當時還年輕，主要是想去學法文，多讀點書，把思想搞清楚一點。法國當時思想界很活躍，是很多外國知識青年感到新奇和十分嚮往的地方。另外，當時法國生活程度不高，經濟上還負擔得起。

　　五 關於巴金幾篇作品的辨正、作品中的人物的代名和創作背景等。

　　問：1933年在《給E.G.》中雲：“違背了當初的約言，我不曾做過一件當初應允你們的事情……”，E.G.是愛瑪高德曼嗎？“約言”和“應允的事情”指什麼？

　　答：是高德曼。我青年時代讀過她的一些文章，很感動。我一直沒有見到過她。“約言”等時間太久了，記不大清楚了。反正是當時我覺得寫文章作用不大，不能拯救受難的人民，不能消滅黑暗，想幹點更實際的事情，做些于國家民族有切實利益的事。我一直為這個事矛盾、痛苦。但我除了寫寫文章外，別的又不會做，也無事可做。我一直處在這個矛盾的漩渦中。年輕時憑了一股熱情説了那樣的話。

　　問：您讀了高德曼兩本自傳後，決定到地中海的巴塞羅那去，為什麼？

　　答：當時西班牙革命形勢很好，年輕人的革命熱情高漲。想到西班牙去觀察，也可能參加一些實際工作。後來沒有去成。巴塞羅那是西班牙的一個美麗的城市。

　　六 關於巴金青年時代的幾位朋友及其他

　　問：請介紹一下索非、劍波、吳克剛、衛惠林、中天、太乙、震天、耶穌等人的過去和現在的情況。

　　答：索非是開明書店的編輯。我在法國時，他在上海。我把《滅亡》寄給他，請他幫忙印出來。那時可自費印小説。我到法國前看到一個朋友的兄弟自費印了他自己的小説《洄浪》。我寫完《滅亡》時，就想到也自費印一些，很便宜，幾十元或百把元就可以了。但是，後來朋友索非把《滅亡》交給了當時在《小説月報》主持工作的葉聖陶。葉聖陶給我發表了。以後我回到上海，常和索非住在一些。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他送出去發表的。我不喜歡活動，只寫文章。他的原名我記不清了。曾用A.A.的筆名編過《開明》，從前出版過《獄中記》和《戰時救護》等書。1945年到台灣去了。好久沒和他通消息了，聽説他現在還在。

　　劍波，原名叫盧劍波。現是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希臘、羅馬。

　　吳克剛，現在台灣。我赴法時，他已在法國，常來往。他也是我作品中提到的波蘭流亡革命者亞麗安娜的朋友。1927年很多人被法國政府驅逐，他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緩期，于同年七、八月間回國。三十年代曾做泉州黎明高中的校長。後來到台灣。我1947年6月到台灣，就住在他家裏。

　　衛惠林，1927年1月曾和我同船赴法留學，也常為《平等》撰稿，還翻譯了一些書。回國以後還是寫文章譯書，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後來到美國去了。前幾年回國在復旦大學等處講學兩三個月，到廣東時中風，又回到美國休養。聽説現在不能講話。他主要研究民俗學。

　　中天，可能原名叫沈仲九。是吳克剛的老師。他早先研究哲學，後來做官了。他到過福建，到過台灣。“文革”期間患癌症死在上海。

　　太乙，姓李，這人比我年長，我不認識。他二、三十年代也常寫文章。

　　震天，就是畢修勺，現在上海。

　　耶穌，就是葉非英。我在解放前出的一本散文集《點滴》中，第一次戲稱懷有大的志願和信仰而又一味苦行的葉非英為“耶穌”。他曾是泉州黎明高中的數學教員，後又主持泉州平明中學的工作，自己身體很差，還是拚命工作。解放後，加入了民盟，仍教數學，生活仍宗尚節儉。後來被的成右派，在服勞役中死去。他一輩子沒有家，沒有孩子。

　　七 關於巴金對小説《滅亡》、《家》、《寒夜》以及《隨想錄》的看法

　　問：寫《滅亡》的時候，您的信仰是什麼？對《滅亡》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答：寫《滅亡》的時候，我沒有想到今後會走作家的路，我是在寂寞和苦悶中寫給我的哥哥看的。那時，我信仰無政府主義，也讀各種各樣的書，受到各種思想和主義的影響。但我愛國的心一直很強烈，從年輕時一直到現在。我寫作不是為了宣傳，不是為了什麼主義寫作，那時只是為了發泄自己的感情，申訴自己的愛和恨。我在沙多-吉裏，一邊流著淚一邊寫這書。對書中的杜大心，一直有不同意見。我不是杜大心，我不贊成他的道路，但我不能阻止他走自己的路，按照他的性格，最後他只能毀滅。我為他的死而哭。至於寫李靜淑，這是為紀念我自己死去的一位姐姐。前年，還有朋友要把小説改成電影。作品一發表就是社會的，就由不得作家了，還是讓讀者去研究吧。

　　問：《家》出版五十幾年了，僅國內就再版了幾十次，為什麼您在1977年8月9日寫的《家》的再版《後記》中説：“我的作品已經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任務”，而不久又堅決否定了這種説法？這與《家》的主題有什麼關係？

　　答：“四人幫”被粉碎了，我心裏又充滿了希望和光明。有個青年寫信來説，如《家》再版，是過時了。我自己也有這個看法，因為《家》寫的是幾十年前一個封建大家庭的歷史。後來我又聽到朋友説去年（按：即1979年）重映影片《家》，觀眾反應很強烈，我自己也看了；再看社會，就有了新的想法。“高老太爺”還有，還在活動，有各種各樣的“高老太爺”，都生在封建主義這條根上。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非反封建不可。《家》的內容就是反封建。我是“五四”時代的作家，“五四”就是反帝反封建。我們今天還是要有“五四”精神。

　　問：創作《寒夜》時有沒有明確的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您認為《家》和《寒夜》哪一部寫得更好些？

　　答：《寒夜》寫的事就發生在我的身邊。那時候，我看到很多這樣的家庭，很多汪文宣、曾樹生和汪母，我只是和書中人物一起生活，一起哭笑。我不能歸罪他們，責任在社會。我同情他們，卻不能改變他們的命運。社會是個巨大的網，他們只能在無休止的爭吵中消耗生命，直到這樣的家庭毀滅。當時，雖然説抗戰快勝利了，我還是看不到這樣的家庭有什麼希望，我感到汪文宣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一定沒有出路，一定要改變那樣的環境。日本一個學者説這是本充滿希望的書。這個看法是很有説服力的。《家》和《寒夜》內容不同，但都寫家庭，寫青年人的命運，都有我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血淚，我都喜歡。

　　問：有人説五本《隨想錄》是“懺悔”的書、“揭露”的書、“説真話”的書等等。請談談您的看法。

　　答：我説過，這是説真話的書，也是表現我的愛和憎的書，有“懺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它們是我一生思想的總結。我寫第一本和以後的幾本，思想有時也不同，也有變化。它們是個整體，相互聯絡，有分有合。應該把每一篇連在一起來看。我快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要燃燒自己，把自己的熱情都貢獻出來；另外，也附帶為評論家和後代提供一份真實的資料。

　　八 關於巴金的思想及其發展變化

　　問：近幾年，報刊雜誌發表了很多篇研究您思想和信仰的有份量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專著，他們看法不一。請問從總體來看，您思想的核心是什麼？

　　答：就一點，是反封建。年輕時是這樣，我寫的那些小説主要就是反封建。我現在仍然是這樣。也有搞不清楚的時候，那是1957年前後，相信了別人的每一句話，還有“文革”開始的時候，有段時期，又是抄家，又是批判，真以為自己的作品一無可取，那都是迷信的結果。

　　問：您最初接觸無政府主義時是怎麼想的？怎麼看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對您受到的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分析？

　　答：一位研究者表示要避開我的無政府主義，顧慮今天談多了會在讀者中産生消極影響。我説不要避開。現在有些文章和關於我的資料書已經寫到了，只要是我寫的，現在都可以拿來做分析的材料，回避並不好，歷史上的事，瞞不住，瞞了這一代，瞞不了下一代。瞞就是説假話，那是對歷史、對自己、對下一代不負責。如果誤傳的，材料不準確的，也應允許我説話。

　　無政府主義是什麼，首先要搞清楚。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歷史上的和現在説的無政府主義內容上有些不同，不下功夫很難搞清楚。我年輕時一直沒有真正搞清楚，今天我精神不好，這個問題很難説清楚。我當時是追求真理。“五四”時，大家追求新思潮，當時各種思想進來，無政府主義也是個思潮。我先碰到它，讀了《告少年》等小冊子，它那反抗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熱情鼓動了我。我還年輕，書也看得不少，剛一接觸心就熱起來了。我要是當時不相信無政府主義，也許不會寫小説。後來書看得多了，人事也看得多了，也想得多了，對它就發生變化了。我慢慢發現無政府主義不能解決矛盾，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不滿足了，感到那是一條不切實際的路，但一時又找不到新的路。但是，我創作時，首先是有感情要傾吐，生活培育了我的愛和憎。我寫人物，寫性格，我不是為了宣傳無政府主義才去寫作的，不是的。現在看過的談這一問題的文章，我總覺得沒有講清楚，有些文章不符合我的思想實際，距離比較大。他們要麼回避，一筆帶過，要麼就一把抓住那個無政府主義，不分時間，不分具體場合，用它來套我的作品和我的思想，結果套又套不住。我曾一再説，我是個愛國主義者，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其實説起來也簡單，我從前為什麼邊寫作邊感到痛苦？因為我愛國，反封建，要改造社會，但對無政府主義又了解不全面，它不能解答我時時碰到的實際問題，所以，我才有很多矛盾，才有苦悶，才有新的追求。從前，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是有的，現在還有，比如它沒有嚴密的組織，自由散漫。今天我還是喜歡自由自在。

　　問：有的文章認為，您受到俄國民粹派恐怖主義的影響很深，也影響到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您對此怎麼看？

　　答：我的《答太乙書》講的就是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我從前是信仰無政府主義，但我還受到其他各種思想的影響，我年輕時頭腦裏有好幾個“主義”，我也有我自己的“主義”，就是反封建主義。我的作品自然受到這些“主義”的影響。但是，過去有許多人講恐怖主義是無政府主義，我就不贊成，我贊成一點，就是受了壓迫，就要反抗；恐怖主義講暗殺，這不是辦法，也不是目的。我寫《滅亡》時剛讀完妃格念爾的書，作品受些影響。

　　問：有人稱《滅亡》等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就是恐怖主義的人物形象，您怎麼看？

　　答：那不一定。搞恐怖主義是俄羅斯的民粹派，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受到的影響，主要是那種為了革命犧牲自己的獻身精神。我去法國之前，寫過《俄國革命黨人的故事》、《法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故事》，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問：有人認為，您的政治觀是愛國主義，人生觀是人道主義。這樣理解是否可以？

　　答：我思想中愛國主義、無政府主義、人道主義都有文學作品不是宣傳品，是作者用自己的感情打動人，我主觀想這樣。我年輕時本來不主張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的，那時想，愛誰的“國家”呢？人道主義也不能解決問題。後來，我在國內、 國外都不斷地受到刺激，對自己的刺激，對朋友和對人民的刺激，我看到和聽到的，還是富的富，窮的窮，少數人享福，多數人受苦，無數年輕的生命在封建的包圍中死去。我早年接受最多的是無政府主義，後來就主張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反對專制，主張鬥爭，也自由散漫。它講反抗黑暗，但是怎樣才能達到目標，各種主義不同。我後來發現，無政府主義是空的，怎樣推翻人吃人的社會，怎樣實現人民的理想，它也沒有辦法。

　　問：克魯泡特金對您有哪些影響？

　　答：從前，尤其是年輕時喜歡讀克魯泡特金的書，也受到影響。他願意為人類犧牲的精神，還有他冷靜的、科學的對世界分析的頭腦，他的熱情、流暢的文筆等，影響了我。但我是受各種思想影響的，“五四”前後的各種思潮對我幾乎都有影響，我是“五四”時期的人嘛。

　　問：聽説您從前見到毛澤東時，曾談到無政府主義。當時情況如何？

　　答：“文革”中我在復旦大學挨造反派批鬥時講過這事。那是四十年代在重慶時。他見了面對我説：“奇怪，別人説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我説：“是啊，聽説你從前也是。”後來話題就扯開了。

　　問：以往的評論家習慣用的評語是某某作家是“共産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愛國主義者”，或“革命戰士”、“思想先驅”等。如果有人這樣評論您，您有什麼想法？

　　答：這是評論家自己的事，他們有他們的標準和方法。説到我自己，還是看後代人對我的評價吧。我自己缺點很多。我自己思想很複雜，怎麼評定，不是哪一個人口説算數的。我寫了一輩子，有那麼多作品在，寫的、説的和做的，都清清楚楚在。現在的評論家或某個人或我自己説我自己是個什麼主義者，不一定就是個什麼主義者。別人有別人的寫作自由。我看，還是由後代人蓋棺論定吧。

　　九 關於巴金與外國文學和中國文學

　　問：近幾年評論家開始研究您和外國文學的關係，那些觀點是不是符合您的創作實際？

　　答：我看得不多，年紀大了，看過也忘了。我的印像是，他們寫得認真，讀了不少書，思考了不少問題。有些我寫作時自己也沒有想到。不過，我是中國人，讀了大量的外國書，又在中國生活，我寫的又是中國社會，單靠外國人的影響是不行的。自然，我和“五四”一些作家一樣，思想和寫作受到外國影響比較大。

　　問：您非常喜歡的外國作家有哪些？

　　答：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爾基、亞赫爾岑、克魯泡特金、契訶夫、愛羅先珂；法國的盧梭、羅曼羅蘭、左拉；英國的狄更斯；德國的斯托姆；還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作家，他們的作品我讀了一些。

　　問：研究您和中國傳統文化關係的論文很少。您的創作有沒有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

　　答：我兒童時代從母親那裏背誦了《白香詞譜》，青年時代讀過《水滸》、《紅樓夢》、《西遊記》等古典小説，還背誦《古文觀止》裏的散文，還看過不少《説岳》、《説唐》、《施公案》等通俗小説。但我年輕時思想偏激，總覺得這些內容跟自己的感情離得很遠。其實，我後來寫作時，還是受到一些影響的。

　　問：您喜歡哪些中國現代作家？

　　答：魯迅的作品我喜歡讀，小説雜文都喜歡，還有茅盾的、葉聖陶的、老捨得、曹禺的、沙汀的、另外，李劼人的作品我也喜歡。

　　問：您喜歡哪些中國當代作家？

　　《紅塵》、《紅旗譜》、《青春之歌》等我都喜歡，王蒙、張賢亮、陸文夫等人的小説寫得好，還有張潔、諶容等一批女作家，小説也寫得好，這幾年又出現了很多青年作家，很有才氣。他們有責任心，有事業心，又有生活，思想又解放，讀的書也多，寫出了新的水平。中青年作家是中國文學的希望。

　　十 關於巴金“文革”中的若干史實

　　問：請談談“文革”中您被迫“考試”的情況。

　　答：1968年忽然給所謂“牛鬼蛇神”和“反動權威”“考試”，考的內容有默寫毛主席詩詞，默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有主席的語錄等。我在卷子上有的題目下寫“記不起”幾個字。分數不知道。總之，我考得不好。

　　問：美國一位研究者説您“文革”中曾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挨批鬥，這事屬實嗎？

　　答：沒有這回事。我説過，“文革”中沒有受到什麼大的體罰。

　　問：請談談“文革”中翻譯家汝龍和戲劇家李健吾給您贈款的事。

　　答：有這回事。哪一年記不清了。好好想想就能想起。第一次是汝龍贈我的，是托李健吾的女兒帶錢來的；第二次是李健吾贈我的，也是他女兒帶來的。“文革”時，我的存款被凍結了，每月生活費很少，還有人生病。我一直是靠友情生活的。

　　十一 其他

　　問：1935年，您受哪位朋友的委託，把手槍、子彈、文件存放到羅世彌家？

　　答：我那時和索非一家住在日租界，聽説外面風聲很緊，索非想起一位朋友寄存的箱子，怕出事。他當我面打開箱子，才發現裏面裝著槍和子彈，還有東北義勇軍的證件。商量結果，就由我坐人力車，把箱子帶到馬宗融和羅世彌家。他們住在法租界，沒有危險。

　　問：您去找過劉師復的墓地嗎？

　　答：劉師復的墓在杭州煙霞洞附近。三十年代我到杭州去過幾次，也到煙霞洞去。劉師復的墓碑上寫的是世界語。解放後，我也常到杭州去，因為朋友方令孺在那裏，我順便去看看她。後來我也去煙霞洞，就找不到劉師復的墓了。

　　問：您説自己一直在矛盾和痛苦中寫作，想擱筆又不能。那麼，您又是怎麼理解文學的作用的呢？

　　答：有人把文學的作用，一會兒説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病；一會兒又不重視，隨時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實，文學的作用主要是長期水滴石穿，潛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復講，説空話沒有用，還是做點實際事情好；我寫了幾百萬字，很難看出有什麼實際作用。我想做些實際工作，可是又不會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寫寫文章，努力寫真話，結果還是好像講了空話。

　　問：您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後，社會反響如何？

　　答：我寫文章主張建立“文革博物館”，收到很多不認識的人來信，都贊成這個意見。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贊成。只要經過“文革大革命”的，沒有人會不贊成。“文革”已經過去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和物質的災難，永遠留在歷史上，這是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歷史教訓、我寫了幾篇文章專門談這件事。

　　問：請談談您腿摔傷後還到魯迅故鄉去的情況。

　　答：1983年10月，我從杭州坐汽車去的，車上帶了輪椅，下汽車後就坐了輪椅去參觀、瞻仰。當時陪我去的有黃源和黃裳，還有小林和鴻生。在魯迅先生的三味書屋、在百草園等處都拍了照。還在紀念館的留言簿上寫了心裏話：“魯迅先生永遠是我的老師”。我年紀大了，常常想到魯迅先生，這次總算了卻了一樁心事。（唐金海 張曉雲整理）

　　1987年10月于復旦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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