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熙：巴金箴言伴我行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36

　　按著虛歲計算，１９０４到２００３年，巴金老人可以算是百歲老人了。那麼今年的１１月２５日巴金的生日，可謂巴老從九九重陽向百歲界河的跨越。歷經多年的病床煎熬，巴老都安然地闖過來了，在文學界這是一個從沒有過的奇跡。生命對於任何人都只有一次，惟其只有一次，人間蕓蕓眾生多以追求長壽為最終心願；但面對真實人生的巴金，從１９９９年他重新住進華東醫院後，已然多次表達願意安樂死亡、早進天國去會見蕭珊的心願，只是上蒼偏不讓善良而又執著的老人，在百歲之前走完他的人生長途；因而老人在彌留期間的境界，無異於生死界上的一面明鏡，這是只有對死亡無畏的人，才有的博大而坦然胸襟。因而筆者的誠摯敬意與對老人步入百歲的祝福，同時升騰於心懷之谷！

　　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我的小説。　　

　　巴老遠在上海，多年來幾乎沒有什麼接觸。還是在中國歷史新時期的開端，與巴老有過幾次心靈交融，雖然那都是偶然的瞬間，但給我留下深邃而難忘的記憶，並沒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忘，時至今日仍然鮮活如初。１９８３年初，巴老讓我的兒子從上海給我帶來了他的贈書《真話集》。當時，巴老因折斷腿骨，在華東醫院臥床，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的從眾，去上海為老人完成了面部肖像的雕塑，因而有緣在華東醫院與半坐半臥于病榻上的巴老，相處了幾天的寶貴時光。頭部雕像完成得十分順利，上海油雕室的同行，將其泥模翻製成了銅雕（即今天現代文學館、巴老展廳內那尊黑色的頭像銅雕）；巴老出於對隔代人的關愛，在我兒子告別上海前，特意把他剛剛出版的一至四卷《隨想錄》題贈給了從眾——老人呵嚀他，其中第三卷是題贈送給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於案頭並熟讀過了的《真話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讓我在作品和人文行為中，都要以説真話為標尺。

　　其實，早在１９８２年的秋天，我已然聆聽過巴老講真話的教誨了。當時，他參加完在法國舉辦的國際筆會歸來，在停留于北京的短暫時間內，我去了他和小林下榻的燕京飯店，去看望巴金老人。記得，巴老因長途飛行，那天的精神顯得十分疲憊，但他還是靠在沙發上對我表達了如下的心語：“我們這一代人都老了，讀過你們這一代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為之感慨。你平反回來以後邁出的步子不錯，一定要堅持下去。”我説了些什麼，因年代久遠已然無從記憶，但巴老這幾句十分平凡而又非常深邃的話，我是時刻反復咀嚼其意的，因而直到今天，那平緩而又安詳的音容，仍鮮亮地活在我的心扉之中。説起來也是一個機緣，當時正值我描寫勞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説《遠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殺的時候。當時一家大型期刊向我約稿，將我的小説《遠去的白帆》拿走之後，久久不見回音；待我詢問該刊原因時，主編以“細節過於嚴酷，吃不準上邊精神”為由，讓我刪除小説中一些所謂“敏感”的情節。我當即拒絕了，因為那是我勞改生活的真實，那是我囹圄其中多年的靈肉感應，要抽掉這些東西，就等於斷其小説的筋骨，讓它成了一具無靈魂的行屍走肉，徹底背離了文學反映社會真實這一文學的根本理念。那天，我將這部中篇小説的遭遇，講給巴老和小林聽了，並將其文稿交給了巴老和小林。據小林事後告訴我，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我的小説，並對小林説下如是的話：“小説展示了歷史的嚴酷，在嚴酷的主題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回去我們發表它。”因而，這部遭到封殺的中篇小説，不久就在《收穫》上披露了——事實證明了巴老預言的準確，在１９８４年全國第二屆小説評獎中，一度成為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説文學獎。

　　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説，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　

　　過去我一直認為巴老年事已高，自己又埋頭于創作，未必親自過目《收穫》的作品，事實證明我的認知錯了，小林在電話中告訴我，許多重頭作品，都是交巴老親自過目後拍板發表問世的。當時巴老已年過七旬，不知疲憊地讀上幾萬字的長卷，並不顧可能惹來的麻煩，將描寫知識分子沉淪于苦難生活的作品披露於世，這本身就是對文學表現生活真實的張揚。其實，巴老從１９７８年寫《真話集》開始，不僅寫下講真話的承諾，並以身力行為寫真實的作品鳴鑼開道。記得，１９７９年夏天我應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編《大墻下的紅玉蘭》電影劇本的時候，《收穫》的一位編輯，去上影招待所與我説起到《收穫》發表《大墻下的紅玉蘭》的情況時，就提到巴老對此“大墻文學”開山之作的態度：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説，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反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説，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穫》，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墻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於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未知數Ｘ！小説發表後，麻煩曾接踵而來，有的匿名信指責《收穫》為“解凍文學”開路，有的則以赤裸裸的“兩個凡是”，質疑編輯部的政治走向——就連我為囚時駐足過的勞改農場，也寫來批判信函，説小説攻擊了“無産階級專政”云云。一時之間，風聲鶴唳，大有反水覆舟之勢！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裏，巴老不僅與《收穫》編輯部同仁一起經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還要求刊物“百無禁忌更進一步”，因而使當年的《收穫》，成了歷史新時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學旗幟。如果説《遠去的白帆》死而後生的一例，還不足以説明問題的話；與《帆》共同遭遇的另一作品——曾被一家刊物判了死刑的、後來獲得全國中篇小説獎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也在《收穫》死而後生的，這又是巴老在文學新時期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一個佐證。

　　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則童話，留給人世的一部醒世箴言。

　　１９８４年底，中國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閉幕之後，新一屆作協領導班子與文壇元老在新僑飯店歡聚。在這次聚會中的間隙，我向巴金表示了一個後來人的誠摯敬意。巴老坦誠地對我説：“這要感謝文革，如果沒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許不會急於動手寫《真話集》；對待文稿，怕也難於走出過去的思維定式。”記得，巴老在講述他的心聲時，吳強同志還在旁邊插了話，他説：“噩夢過去是早晨，現在不僅巴老醒過來了，有良知的作家都喜逢一個歷史新時期的早晨。”當時，會場上的人雖然很多，但是巴老沒有忘記為他雕塑頭像的從眾，老人關切地詢問起從眾的情況，並告訴我他個人十分喜歡從眾的那件雕塑作品，讓我代他向從眾問好。之後，巴老飛回了上海，可能是巴老樸素無華氣質，對我影響太深刻之故，在那年冬天，我借上海新民晚報一角，寫了《思念梧桐》一文，文中對輕飄追風的楊柳與莊重安然的梧桐，作了哲理性的文字表達。文中寫到了身在北國的我，夜夢巴金在冰雪中巍然前行。這既是我對巴老的感情傾訴，又是我對巴老理性的人文定位。文壇像個林木家族，什麼樹種都有，那安靜而偉岸的梧桐，就是巴金。

　　

　　在我的認知裏，文壇星空雖然閃爍著滿天星斗，中國作家中能有巴金那樣散淡情懷的人，卻寥寥可數。在我的認知裏，南方的巴金與北方的孫犁，是文學星空中兩顆不染灰塵的文曲星座。孫犁近在咫尺，思念之情還好了卻，去天津一趟也就行了；但巴老遠在上海，近年又常住醫院病榻之上，只能偶爾打電話托小林轉述對老人的問候。好在我兒子將一尊巴金的半身的大理石雕，置於我的書房案頭，有時還能有個精神上的交融。説實在話，當我與巴老心靈對話時，心中常常不是喜悅的述説，而是難以言喻的感傷，之所以産生如此的心緒，是巴金一生的創作年表啟迪我的。這位穿越了現、當代歷史經緯的文學泰斗，解放前他年輕時寫出《家》、《春》、《秋》、《滅亡》、《寒夜》等長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筆，影響了當時的許多青年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巴老以他的銳利筆鋒，挑開了舊中國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喚著新時代的一輪驕陽。可是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文革”結束，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巴老隨軍入朝後留下了小説《團圓》外（後被改成電影《英雄兒女》），一直到“文革”結束的１９７６年，老人留下了漫長時間內的文學空白。這種文學上的空白，裏邊藏滿了難以言喻的人文滄桑，如果以巴老年輕時的文學成果，來對比巴老的後二十年，讓人産生田園荒蕪的感慨——這不是巴老個人的悲哀，這種空白幾乎覆蓋了中國文壇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處與世無爭的巴金，也不能逃脫時代文殤賜予他的文學傷痛。我想，如果沒有那些年頭的極端政治，使文學陷入傳聲筒和圖解地位的話，巴老的作品一定會比現在要豐腴得多。因為那年代的時間總合，約佔巴老生命年輪的四分之一，加起來有幾千個日日夜夜之多。因而，當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對夕陽靜思其苦樂人生時，老人情不自禁地呼籲文人的真話，而不是違背心意的連篇假話。我在巴老贈我的《真話集》的後記中，聽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語，他引證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典故，回眸流逝過去的年代。他的文章中是這麼寫的：“在群臣皆説‘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時候，只有一個小孩子，高聲喊出真理：‘他什麼衣服也沒穿！’”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則童話，留給人世的一部醒世箴言。儘管進入老年後的巴金，寫字的手開始了顫動，但是巴金老而彌堅的心田，卻比任何時期都要挺拔而深邃——老人一部接一部《隨想錄》的出版面世，就是最好的證明。

　　當時巴老已病臥在床，還用他那只顫抖的手，寫出如此凝重的憂國憂民的喋血之言。　　

　　其中，最令人振聾發聵的聲音，就是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吶喊，可以説那是“文革”之後，中國文化人中發出的探索真理、呼喊民族自勵的最強音。巴老在其文章中寫道：“決不能讓我們中國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災難，伎就會使我們的世族徹底毀滅。”“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説明我們二十年前的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以使“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的慘痛教訓”“制止‘文革’歷史的重演。”（引自巴金的《隨想錄》）這些文字可謂字字沉甸如金，是愛我們民族愛到心痛地步的人，才會傾吐出來聲音。記得，我初讀此文時，感情幾乎沸騰到不能自製的地步，因為當時巴老已病臥在床，此時此刻他還用他那只顫抖的手，寫出如此凝重的憂國憂民的喋血之言，在當代文學浩瀚星河中，可算是獨此一家了。道理十分簡單：一場“史無前例”的十年“文革”，神州大地死了多少冤魂——其中還包括沉冤于地下、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些開國元勳，如果他們的靈魂永生的話，在冥冥天堂都聽到了巴老的聲音。按説這一聲有力的吶喊，理應得到有力的支持，可是不知為了什麼，我們看見各式各樣的博物館拔地而起，卻始終不見“文革”博物館的面世。何故？如果説巴老今天有知的話，這一定是他心中的最大遺憾。為什麼我們不能盛世思危，果敢地面對昨天的歷史真實？在一切有良知的國人眼中，這是巴老晚年最為壯麗輝煌的一筆！

　　寫此祝賀巴老百歲生日文章之際，小林打來電話，説中央電視臺也為這一主題奔忙。我詢問巴老的身體狀況，她説老人有時還能用目光和表情説話，但在更多數時間內，處於一種安然狀態。我請小林轉致對巴老的祝福。一個人活在人世間，心靈最大的承載就是情義二字，在歷史新時期之初，巴老從道義上為寫真實的作品鳴鑼開道，為挽狂瀾于既倒，已然抒寫出的歷史新時期的人文華章；到了黃昏夕陽的年紀，這位體態瘦骨嶙峋、走過一個完整世紀的文學大師，又以鐵肩擔道義的無畏精神，居安思危地寫出一篇篇醒世箴言，其心何其美哉！其志又何其壯哉！其文學箴言蘊藏于他的長卷之中，是含蓄而厚重的；其歷史箴言，則傾吐于黃昏夕陽年紀，文字的經緯之中，蘊藏著的是一顆民族的忠魂。因而，這位穿越了２０世紀風雲歷史偉大作家的人文精神，將與人類的文化並存，像宇宙間的星月一樣，永遠閃爍著聖潔而明亮的光輝！

　　《北京娛樂信報》2002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