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爸巴金”——李致談巴金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29

　　今年11月，作家巴金將迎來他的百歲生日。本報特別約請、採訪巴金平生寫信最多的兩位人士談他們所知的巴金，一位是兩個《巴金全集》的編輯、第一屆中國韜奮獎獲得者王仰晨，他以八十高齡專為本報撰寫文章，談他編輯《巴金全集》的故事，他與巴金六十年的交往。

　　另一位是巴金的大哥李堯枚的兒子李致（1929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聯主席）。在與巴老六十多年的接觸中，李致對巴老的為人有不少獨特的感受。巴老曾在給李致的信中説：“我離開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編者

　　1929年在上海，我父親就鼓勵巴金以我家為背景，寫一部書，就是後來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了。我父親鼓勵巴金寫到自己家庭時不要害怕，説，如果害怕，狄更斯就寫不出《大衛科波菲爾》了，那部名著就出不來了。所以，巴金曾説過，我父親是愛他最深的人。

　　記者（以下用■代表）：在您還是少年的時候，巴金曾送過您四句話，“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説話要説真話，做人得做好人”，您認為巴金本人做到了沒有？

　　李致（以下用□代表）：這四句話中，關鍵是後兩句。“文革”後，巴金提出“講真話”，《隨想錄》出版後，影響很大，其中也與他“講真話”有關。當時提“講真話”，是針對“文革”中講假話、講空話、講套話的，當然主要針對的是講假話。

　　■：您在《我的四爸巴金》一書中提到，巴金給您題字，是在1942年，就説到了“講真話”，應該説，“講真話”是巴金一生一以貫之的主張？

　　□：我在書中提到這一節，正是為了説明這點，那就是巴金主張講真話，並不是從七十年代開始，而是早在1942年。《隨想錄》出版後，也有理論家提出，“真話不等於真理”。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真話”與“真理”分屬不同的範疇。“真話”當然不等於“真理”，但一個人只有講真話，才可能接近真理，他如果講假話，只會離真理更遠。巴金自己也説，他在“文革”中講了許多違心的話，這些，他自己也在《隨想錄》中做了反思。可以説，巴金做到了講真話。至於“做好人”這一點，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他總是講，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1995年我去杭州看他，他又給我講：“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

　　■：聽説您把這句話請人寫成橫幅，挂在您的客廳中了？

　　□：是的。——巴老“做好人”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文革”中我被批鬥，關牛棚的前一天，我對愛人説，我第一不賣友求榮，第二，不是我做的事，我不會承認。我想這都是受了老人家的教育。巴金在建國以來很長時間內，是惟一不領工資的專業作家。當然最近這些年也有很多以寫作為職業的人，不領工資，但巴金在當時是惟一的。

　　■：那麼“前兩句話”巴老做到了嗎？他有什麼個人愛好？

　　□：巴老讀書很勤奮，這不用多説了。至於個人愛好，他喜歡旅遊，寫遊記。他也喜歡交友，他説，友情是一盞明燈。他還喜歡藏書，他的藏書，有七八間房。

　　■：您曾説過，“文革”中，造反派抄走了巴金于1956年到1966年間給您的四十多封信，“文革”後這些信都沒有下落。後來您做過哪些努力尋找這些信？信的內容大致是什麼？

　　□：巴金一生給兩個人寫信最多，一個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編輯王仰晨，另一個就是我，巴金前前後後總共給我寫過二百多封信。“文革”中損失的那些信，已經找不回來了。八十年代以後，巴金還給我寫過不少信，有許多已經陸續發表。

　　■：以前就有一種説法，認為小説《家》裏的大哥覺新，是巴金根據他自己大哥為原型的，您在《我的四爸巴金》中，也談到了這個問題。當時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

　　□：巴金他自己也承認，《家》是寫一個封建大家庭的崩潰。在這部小説中，有兩個人物是有真實原型的，一個是高老太爺，原型是巴金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另一個就是覺新，原型就是我的父親，巴金的大哥李堯枚。我父親這一輩，名字中間一個字都是“堯”，末一個字都有個“木”字旁。所以我爺爺給他們取名字的時候，可選擇的只有第三個字的一半，也就是名字的六分之一。

　　當年，他們兄弟幾人都受“五四”新思想的影響，喜歡讀新書新報。我父親因為大一些，所以這些新書報最早都是我父親帶回家裏的。巴金曾在文章中説過，這些新書報讓他煥發了青春。所以説，我父親和巴金他們兄弟之間，除了普通的兄弟友愛之外，還有對新思想的共同追求，而這種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又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兄弟之情，使這種感情超越了一般的兄弟情誼。我父親當時因為經常買書，有時乾脆把一二百大洋存在書店，隨買隨用。

　　我父親與當時的巴金不同，一方面接受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適應現實環境，因為他是長子長孫，受到更多的束縛和牽制，他的思想就有一種兩面性，這與《家》中的覺新確有相似之處。我父親接受新思想，學習新東西，不是為了摧毀舊思想、舊東西，而是要重振家業。但是我父親又有不同於覺新的地方。當年巴金的三哥堯林——三哥是大排行，實際是巴金的二哥——提出到南京、上海去讀書，長見識，我父親就很支持他們。1929年，我父親到上海，見到巴金，兄弟間有過一次長談，我父親就鼓勵巴金以我家為背景，寫一部書，當時還起了書名，叫做《春夢》，就是後來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了。我父親鼓勵巴金寫到自己家庭時不要害怕，説，如果害怕，狄更斯就寫不出《大衛科波菲爾》了，那部名著就出不來了。所以，巴金曾説過，我父親是愛他最深的人。巴金的第一部小説《滅亡》其實就是寫給我父親看的，那意思就是他們出走之後，不是為了重振家業，而是為了滅亡舊制度。

　　■：巴金早年服膺“無政府主義”，這是讀過文學史的人都知道的。您在《我的四爸巴金》中，好像從另一個角度講到了這一點，您説他當年是一個很“新派”的人物，比如過年祭祀，大家都向神位磕頭，只有巴金不幹。——這與他接受這種“無政府主義”是否有關係？換句話説，“無政府主義”之於巴金，是否也有某種積極意義？至少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

　　□：所謂“無政府主義”，就是從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發展而來的，在當時的中國，巴金接受“無政府主義”，對他形成推翻舊社會的思想，是有積極意義的。當時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人很多。當年有一位吳先憂先生，是被巴金稱做他“人生的第三個先生”的，就信奉無政府主義。吳先生曾任成都華西協合高中校長，保護過不少中共黨員和民主人士。1947年6月1日，在有名的“六一大逮捕”中，我在重慶被捕，也是這位吳先生營救我出來的。

　　■：您父親後來的情況怎樣？和巴金筆下的覺新的命運是一樣的嗎？

　　□：上中學的時候，讀了四爸李堯棠（即作家巴金）的小説《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我才對父親有所了解。父親自小就很聰慧。他對化學很有興趣，希望將來能去上海或北京上大學，以後再到德國留學，腦子裏充滿美麗的幻想。可是高中畢業後，祖父給他娶了妻子，結婚不久又為他找了工作。父親順從著，毫不反抗，但回到自己屋子卻傷心地哭了一場。二十四元的月薪斷送了他的前程。祖父逝世後，父親又擔負起我們這一房的生活重擔。五四運動發生了，父親和三爸四爸都受到新思潮的洗禮。我父親的“被遺忘了的青春也給喚醒了”。父親的見解比較溫和，他贊成劉半農的“作揖主義”和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正如四爸所説，我父親“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漸變成了一個有兩重人格的人”。這是以後所發生的悲劇的根源。

　　父親的父親先逝世，到他的祖父死後，父親做了承重孫，成了明槍暗箭的目標。他到處磕頭作揖想討好別人，也沒用處。四爸説，他和三爸“帶反抗性的言行”又給我父親招來更多的麻煩。我的哥哥李國嘉在他四歲多時突患腦膜炎逝世，對父親是一個更大的打擊：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精神抑鬱，偶爾還出現過神經錯亂的現象。後來，父親幫助三爸和四爸到南京讀書，又支持四爸去法國留學，希望他們學成後回來興家立業。由於大家庭分家，田産收入減少，父親曾另想辦法增加收入。開過書店，但因經辦人選擇不當關門。繼而把田産抵押出去，希望用貼現的辦法取得較高的利息。不料他生了一場大病，等他病好才知道好幾個銀行倒閉，全家的“養命根源已化成水”。他感到愧對全家，終於服大量的安眠藥自殺！——那時《家》剛剛在上海一家報紙上連載，我父親並沒有讀到這本書。

　　從五十年代起，在和四爸巴金的接觸中，我發現他對我父親有極為深厚的感情。他曾對我説，你父親如果放下紳士的面子，過一般人的簡單的生活，完全可以不自殺。他懂醫，可以好好學醫，成為一個好醫生。解放後説不定還可能當一個政協委員。

　　■：關於巴金的生平，已經有不少文章，還有專門的著作，那麼您的這本書從那裏入手呢？

　　□：我這本書有兩個特點，一是不以巴金的作品為關注對象，而是集中寫巴金的人品，寫他的為人；二是用我的第一手材料。我寫的都是真實的事情，沒有虛構，如果稍有差錯，再版時一定要改過來。其中有幾篇重要的東西都已經請巴老本人看過了。

　　■：八十年代，您曾經做過四川省出版局局長，那時巴金老和您是不是仍有很多通信？

　　□：八十年代，我曾當過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後來又在出版局工作。那時巴老和我通信，曾稱讚過川版書，後來也曾有過批評。八十年代早期，四川突破地方出版社的“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的限制，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國”，在當時有一定影響，這些都與巴老的關心分不開。特別是我們當時出版的“現代作家叢書”，影響很大，那是得到巴老特別支持的。

　　■：您本人什麼時候開始創作？

　　□：我從小就在成都長大，受五四新文學影響，1946年就參加學生運動，加入了地下黨。我十四歲上一個教會學校，在校刊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偷營》。解放前，艾蕪主編《半月文藝》，我也投稿，也在上面發表過文章。1955年，我因為相信“哪有生活，哪就有戰鬥”，在文章中引用過胡風一句話，被隔離審查半年，把思想搞亂，不再寫作。1960年，我當《紅領巾》雜誌總編的時候，接受採訪劉文學的工作，寫出了那篇比較有名的通訊。六十年代，我調到北京，在團中央工作，任《輔導員》雜誌總編。三中全會以後，我又恢復了寫作，已經出了幾本書，《往事》、《回顧》、《昔日》，還有《我與川劇》。大致就是這些。

　　■：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祝曉風）

　　《我的四爸巴金》的作者李致，為巴金大哥——《家》中大哥高覺新的生活原型李堯枚——的兒子，從少年時和巴金（以川語喊作四爸）同睡一張大床始，至今已與巴金有六十多年的過往交接。

　　《我的四爸巴金》，李致著，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11月。全書三十余篇，寫作時間跨度二十餘年，所述貫穿了巴金的青年、中年和晚年。因為親情，因為近距離甚至是零距離的交接，因為巴金的坦誠無飾，呈現于李致眼中、心裏、筆下的巴金，具有少為人知的感性、具象、血肉豐滿、人情味十足的一面，因而為人們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和生動的細節，這正是一般人物傳記或教科書、研究專著所不具備的魅力。此外，本書還記述了巴金與沙汀、李健吾、李吉力人、曹禺等現當代作家的交往和友誼。本書還配有百餘幅圖片，包括巴金各個時期的生活照片，巴金的書信、題字手跡，畫像，著述書影等。

　　《中華讀書報》2003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