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百年行程中的文化創造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29

　　走在巴黎，便走進了歷史長河。不經意間走進一條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個咖啡館，也許就能飛濺起幾朵浪花，將懷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頓時濕成一片，伴著腳步緩行。

　　如此這般走在巴黎，我走進了巴金的歷史。

　　説不完的故事，看不厭的景致，濃得化不開的歷史情結。

　　沿著塞納河緩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頭，巴黎聖母院無言高聳，聽不見雨果描寫過的鐘聲。攀上鐘樓，俯瞰四週。河南岸，是拉丁區和盧森堡區，小巷彎彎曲曲，網一樣蔓延著。我有一種感覺，仿佛時光就是在下面的一個個網眼裏閃過。巴金1927年來到巴黎時，就在河對岸的一座小旅店裏寄寓。拿著地圖，望著對岸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建築，我試圖辨認早就通過巴金的敘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賢祠（國葬院）、盧森堡公園、河邊的舊書攤……

　　當我在巴黎感受巴金時，隨身還帶了一本書，是詩人梁宗岱的《詩與真》。我一直喜歡這本書，欣賞梁宗岱用詩人的語言對詩與藝術所作的闡釋。來到巴黎，只帶這一本書，在於梁宗岱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他在巴黎留學時與巴黎詩人的接觸，以及歷史上諸多法國文學家在巴黎的生活。我把它當作另外一種別有天地的旅遊手冊。

　　一個有意思的對照。梁宗岱與巴金差不多同時都在巴黎，讓他陶醉的是詩，是美術。不僅僅是他，在此前後，到過巴黎並且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理論家的還有朱光潛、馮至、傅雷等，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在巴黎這座文化之都感受藝術的熏陶，探索藝術的奧妙。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同時期的巴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巴黎讓巴金迷戀的不是藝術，而是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是血與火的恐怖畫面中高揚的英雄主義，是強大的政府權力下個體生命的反抗、呼喊。三十年代，巴金曾就《蒙娜麗莎》到底是否為油畫與朱光潛進行過爭論，由此可見，當他徘徊盧梭雕像前的那些日子裏，他也曾走進盧浮宮參觀。但是，這座城市所含蘊的偉大、悠久的文化傳統，一個個博物館裏展示的文物、繪畫等等人類藝術的精華，在他關於巴黎生活的回憶中，並沒有什麼敘述。相反，在1932年他寫的《靈魂的呼號》中，我們看到的是他用相當激烈的言辭貶斥盧浮宮，貶斥藝術：

　　我不是個藝術家。人説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長久的，我卻認為還有一個比藝術更長久的東西。那個東西迷住了我。為了它我甘願捨棄藝術，沒有一點顧惜。藝術算得什麼？假若它不能夠給多數人帶來一點光明，假若它不能夠對黑暗給一個打擊。整個龐貝城都會埋在地下，難道將來不會有一把火燒燬了藝術的寶藏，巴黎的魯佛爾宮？假若人們把藝術永遠和多數人隔離，像現在遺老遺少們鑒賞古畫那樣，誰又能保得住大憤怒爆發的時候，一切藝術的寶藏還會保存著它們的驕傲的地位？老實説，我最近在北平遊過故宮和三殿，我看過了那令人驚嘆的所謂不朽的寶藏，我就有一個思想，就是沒有它們，中國決不會變得更壞一點，然而另一些藝術家卻誠惶誠恐地説失掉它們中國就不會存在。大多數民眾的痛苦和希望在他們看來是極小極小的事情。

　　巴金正是從特殊的政治標準出發，強調文學的功利作用，從現實革命的角度而反對純藝術，反對傳統文化。正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巴金在1935年和吳朗西、伍禪等人一起創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並擔任出版社的總編輯。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巴金同時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出版家。

　　如同走向文學之路是政治生活的延續一樣，熱衷於出版對於巴金來説，同樣是他的政治生活的延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更多的寄寓理想與信仰的成分。與現代出版史上其他一些著名出版社有很大不同，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典型的同人出版社，主要參與者，如巴金、吳朗西、伍禪、麗尼、陸蠡、朱洗等，贏利不是他們的目的，有的工作人員甚至分文不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鼎盛時期，那是一個和諧、友好、無私的集體，就如同巴金過去夢想過的境界一樣。

　　似乎是矛盾的現象。在以偏激的言辭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成為作家和出版家的巴金，又實際上是在履行著文化創造的使命，是在以顯赫的業績匯入文化的長河。

　　巴金對藝術、對傳統文化所做的那些批判，是在特定歷史範疇內特意表現出革命的姿態，甚至還可看作他在因現實的鬱悶、刺激而發泄不滿時，特意選定的表述方式。但我們也應看到這一思想帶來的副作用。正由於早在十幾歲時就選擇了來自西方的思潮，巴金所熟悉的和研究的大多是西方的歷史與文化，他感興趣並予以描寫和讚美的也以外國人物居多。相對而言，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方面的修養，是他的弱項。他很少用毛筆寫字，在同時代的作家中，茅盾、冰心、沈從文等擅長書法，而巴金卻遠遠不及。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也較少引用古詩古文，更不習慣於使用典故，而這在不少作家那裏則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隨著年歲增長，巴金身上的激烈情緒漸漸淡化，自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後，我們便可以看出巴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有所轉變。在他的堆滿著外文書籍的書櫥裏，也開始出現了明代萬曆刻的線裝本《批點唐詩正聲》。傳統舊戲也不再被他視作攻擊對象了。尤其是川戲，成為他的業餘愛好。據他的朋友回憶，五十年代初他在興致好的時候，可以隨口背誦許多古詩，包括《長恨歌》、《琵琶行》那樣的長篇，這很使人想起巴金在幼年時候，由他母親親自教誦《白香詞譜》的情景。也許到了中年以後，母親在無意中留給作家的古典文學的修養方始開出了燦爛之花，這些美學趣味上的變異，與作家的生活環境，政治情緒都有密切的關係。

　　對於年輕時候的行為，晚年巴金作了認真的反省：“我年輕時候思想偏激，曾經主張燒燬所有的線裝書。今天回想起來實在可笑。”他對簡化漢字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如果漢字走向拼音化，“這樣我們連李白、杜甫也要丟掉了。”然後他説：“我們有那麼多優秀的文化遺産，誰也無權把它們拋在垃圾箱裏。”他的這番話，與1932年的激烈，形成了鮮明對照。

　　隨著偏激思想與情緒的消退，濃厚的文化興趣與獨特的藝術鑒賞力，在巴金身上凸現出來。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等人的著作的同時，他翻譯了歷來被認為是唯美作家王爾德的童話；他酷愛買書、藏書，在同時代作家中其藏書量名列前茅。最突出的貢獻，莫過於他作為編輯家、出版家的業績。

　　《巴金傳》的作者陳丹晨先生有一個見解，他説巴金一生的編輯出版活動，從1934年創辦《文學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創刊的《收穫》，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文化圈。這是一個寬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團體，沒有明確的、一致的文學主張，但巴金以絕不惟利是圖的嚴肅出版理念、以傑出的文化判斷力和認真的編輯態度、以真誠、熱情的友誼，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圍。

　　他説得不錯。當年，曹禺、蕭乾、魯彥、劉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羅淑、嚴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處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巴金髮表和出版。八十年代初，從維熙、諶容、張潔、馮驥才、沙葉新、張一弓、張辛欣等不少在新時期走上文壇的作家，同樣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勵和保護。特別每當有年輕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評時，巴金總是公開站出來發表文章，聲援他們，為他們辯護。從而在八十年代文壇，對於那些受惠于巴金的作家們來説，作為編輯家、出版家的巴金，無疑也是一棵為他們擋住風沙的大樹。

　　在我後來接觸到的蕭乾、嚴文井、荒煤、卞之琳、諶容、從維熙、沙葉新、張辛欣等作家那裏，我不斷聽到他們發自內心的對巴金的敬重與感激。

　　談到處女作《大墻下的紅玉蘭》的發表，從維熙至今對巴金充滿感激之情：

　　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説，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返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説，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穫》，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墻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於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未知數X！（《巴金箴言伴我行——賀巴金九九重陽》）

　　巴金不正是在一個個類似的故事中進行著文化的創造與積累嗎？

　　中國網

　　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