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生：我有個最最樸實的兄長巴金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29

　　少年巴金不合群但和傭人混得極熟

　　記者：巴金老人今年百歲，他的童年怎樣，一定有許多人想知道，能告訴我們小時候的巴金是怎樣的嗎？

　　李濟生：我習慣叫他（巴金）四哥，因為按照族裏的大排行，他排老四。四哥小的時候，非常內向，那時候我們家是一個非常大的大家庭，同輩和長輩都極多，可是四哥見了人就躲，喜歡一個人呆著。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年過年吃年夜飯，這是一年中族裏所有人都要聚在一起的時候，可是四哥偏不，他不喜歡這樣的場合，躲到了當時還被稱為“下人”的房間裏，誰都沒想到他會躲在轎夫房裏，長輩找了幾次都沒找到，只好作罷。

　　記者：那麼同輩的兄弟姐妹呢，通常巴金喜歡什麼遊戲？

　　李濟生：不僅四哥對長輩內向，對同輩也是一樣。那時同齡的兄弟姐妹多，玩的時候，就唱歌跳舞。在我的記憶中，四哥從來沒參加過這樣的活動，不和大家一起玩。聽族裏的長輩説，四哥原本不是這樣，可有一次放鞭炮，有種叫“地鑽子”，一點火會在地上飛快地轉，竟然鑽到了四哥的褲子裏，結果衣服都燒起來，搞得四哥生了一場大病。病好以後，四哥就變得不合群起來，該是那件事留下的陰影所致吧。

　　記者：少年巴金一個人都在幹什麼呢？

　　李濟生：説也奇怪，四哥雖然不和家人合群，但卻不是對所有人都如此。他除了悶頭看書之外，還和當時家裏的傭人們混得極熟，馬伕啊轎夫啊，沒事就都往他們那兒鑽。這對四哥的思想有著很大的影響，因為四哥喜歡聽故事，傭人們就給他講窮人的故事，讓他知道這個世界真正是什麼樣子的，也使他第一次有了“革命”這個念頭。此外，傭人的一些話也對四哥的做人準則産生影響，比如轎夫老周就對四哥説“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被四哥牢牢記在心裏。和這些窮苦人接觸多了，四哥就有了這麼一個想法：“這個社會，不能只是少數人吃得好穿得好生活得好，應該所有人好，才行。”

　　父親巴金不講大道理

　　記者：巴金的子女都是十分出色的人才，巴金是如何教育他們的？

　　李濟生：四哥在家裏，不管是對待兄弟，還是對待子女，都是一樣的民主。許多人對孩子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四哥很喜歡孩子，從前一到過春節的時候，他就準備了各種各樣的禮物給孩子，他對孩子從沒什麼大規矩，就是對兒子小棠和女兒小林也是如此。讀書怎麼樣，今後要走什麼樣的道路，四哥從來就不加以限制。新中國成立以後，四哥變得很忙，常常出國，也沒有多少時候管孩子，對子女採用的是順其自然的教育方式，讓他們自己鍛練和學習。

　　四哥是從來不講大道理的，對兄弟不講，對子女也不講，就是文藝理論都從來不講。他的兒子李小棠小時候和四哥一樣，不太講話，很內向，而他自己寫小説，四哥根本就不知道，等到小説發表在《上海文學》以後，才從別人口中得知，而且小説的風格和四哥的小説相去甚遠，由此可見四哥家庭教育環境的寬鬆程度。不過，雖然四哥從來不對孩子講怎麼寫文章，但他有時卻會聽聽孩子的意見，比如説《隨想錄》，在寫的時候，女兒李小林常常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提得對，四哥就會改。

　　記者：對於一般人，看巴金都是仰視，可是這座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豐碑，同時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想知道，光環背後的巴金，在家人眼中是怎樣的？

　　李濟生：普通人看這樣一個大作家，仰視也很正常。可是，四哥自己，可從來都不曾覺得自己高高在上。甚至，他從未把自己當成一個文學家。他只是在説想説的話，抒發自己的感情和對舊社會的不滿。他發表講話，都是事先寫好講稿，然後照著稿子讀，從來都不高談闊論，他不想，也不會。這是一個非常偉大，同時又極其普通的人。

　　朋友巴金內向但樂善好施

　　記者：聽説巴金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也不常説話？

　　李濟生：四哥的內向出了名，他連拍照都不喜歡，所以年輕的時候照片很少，碰到拍照都會想方設法地躲過去，建國之後社會活動多了，沒辦法，拍照才漸漸多起來。而對朋友，如果是比較陌生的朋友，那麼可能一句話都不講，挺生份的。但熟了之後，朋友之間沒得説，關係好得不得了。

　　記者：是否有許多人接受過巴金老人的接濟？

　　李濟生：是的。四哥第一篇小説《滅亡》是在《小説月報》上發表，隨後又在開明書店出版，當時的稿費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可是這平生第一筆稿費收入，四哥一分錢都沒留下，全都送給朋友了，他説如果沒有這些朋友，他就沒法寫出這部小説來。而朋友要是有困難，四哥知道了，一定會幫忙，從沒有過例外。

　　當初，四哥創立文化生活出版社，那麼多年裏，四哥從還沒有在這個出版社裏領過錢，不但如此，社裏困難的時候，四哥還會貼錢出來，給社裏的員工們發工資。由此可以看出，四哥是如何對待朋友、下屬的。

　　記者：巴金出名之後，生活較之前有什麼變化嗎？

　　李濟生：完全沒有，他成名和不成名，都是一樣的。當時他的第一部小説《滅亡》出來後，流傳很廣，家裏許多人都看了。因為這部小説是以自己家族為大背景寫的，四哥本來就是“叛家”，要革命不要家，這一下以《滅亡》出名，小説中的一些人物和家裏的人對得上號，許多人還很不高興呢，所以那時家裏恐怕還不覺得他這樣出名，對家裏有什麼值得榮耀的。不過1943年話劇《家》在成都首演時，家裏的許多人卻都托我買票，看了這部戲都説啊，因為真的太精彩了。

　　兄長巴金沒架子兄弟間決不算賬記者：能説説兄弟間相處，讓你記憶尤深的事嗎？

　　李濟生：我們家是傳統的封建大家庭，規矩多得很。大哥、二哥和三哥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三兄弟，四哥最大，按從前的説法，“長兄如父”，是有著絕對的權威的。可是四哥卻極少擺兄長的架子，他一貫信奉民主，兄弟之間當然也講民主，什麼事情都是大家商量著辦，也不會責怪什麼。可是兄弟們還是十分尊敬他。

　　唯一的一次看到四哥拿出兄長的樣子，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的時候，四哥把我和十四哥李堯椽叫到他在武康路的房子裏，為的是當時身份是出版社社長的十四哥給作家稿費的事。四哥認為十四哥給的稿費太少，不應該這個樣子，他讓我也在旁邊聽著，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他的意思，並且記住。

　　記者：中國有句俗話“親兄弟明算賬”，巴金是如何做的？

　　李濟生：在三哥還在的時候，四哥已經是一個出名的作家了，有一些稿費，而三哥的境況卻不好，身體又差。四哥從自己的稿費中拿了一筆錢給三哥，卻又把我叫去，也塞給我一筆。我説我又不生病，不要這錢，他説不行，要給就大家都給，不搞區別對待。

　　四哥這個人啊，書生氣重得很，稿費拿了許多，從來不講究金錢，一點都無所謂。可是作為兄弟，我卻從來不敢問他借錢，為什麼，因為一借他就不讓還。有一次我一個四川的親戚來了，沒路費回去，我也沒有，不得已向四哥借了200元，後來怎麼都不讓我還啊。

　　《青年報》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