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芳、孫道臨和巴金的《家》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25

　　“我住得離他很近，他在世，對我們來説有幸福感。”這是在巴金百歲誕辰來臨之際，著名表演藝術家張瑞芳告訴記者的真摯話語。

　　提起巴金，人們最容易想到的是他膾炙人口的小説《家》，而説起《家》，聯想起張瑞芳和孫道臨便自然不過——因為成功演出了電影《家》中的“瑞玨”和“覺新”，他們的形象早已和《家》緊密地聯絡在一起。

　　當初尷尬的“瑞玨”和痛苦的“覺新”如今皆已是年過八旬的老人，他們雖與百歲的巴老同住在一個城市且相隔很近，但多年來為了巴老能靜養身體，他們不曾打擾過老人的清凈。歲月雖然流逝，卻可以洗刷出經典和人們心中最珍貴的情感。雖然由於時逢巴金百歲華誕，張瑞芳和孫道臨的安寧被驟然增多的媒體採訪所打擾，但在向記者回憶起和巴金因《家》結下的一段緣，他們點點滴滴的講述依然格外動人。

　　■“在一群人中，他從來不是主角，但和我們在一起很默契，很安靜。”

　　張瑞芳和孫道臨初識巴金都是通過文字，他們上中學的時候便喜歡上巴金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孫道臨，他説：“他的作品使我非常感動，精神上很受影響，他是我的思想啟蒙人。”十四五歲的孫道臨讀了《家》之後淚流滿面，他説：“那麼真誠的感情，那樣的愛和恨，太感動我了。”

　　而張瑞芳則在抗戰時期的重慶便認識了巴金，那時的重慶文化人云集，話劇演出處在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身為話劇名旦的張瑞芳不僅與曹禺、吳祖光、巴金、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關係密切，還以演他們的話劇作品而著稱。張瑞芳回憶説：“當時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我記得他（巴金）不太和人搭話，在集會上絕不是話很多的人，不像曹禺和吳祖光。在一群人中，他從來不是主角，但和我們在一起很默契，很安靜。”

　　也正是這個時候，曹禺對她説：“我要給你寫個戲，從新娘子結婚一直到她死。”那就是改編自巴金小説的《家》，張瑞芳成為“瑞玨”的第一個代言人。演出非常轟動，在重慶一演就是八十幾場。張瑞芳記得，巴金也來看戲，他放心地任好友曹禺改編自己的作品，對這齣戲，並沒有特別説過什麼。

　　曹禺把話劇版《家》寫得很優美，“瑞玨”在新婚夜還有大段的獨白，張瑞芳對曹禺説：“你這樣弄，人家都要覺得舊式結婚很美的。”曹禺説，對呀，有人都説想要這樣的舊式結婚了。

　　■當初拍電影《家》他們都覺得沒有演話劇過癮

　　1956年，著名導演陳西禾自編自導了電影《家》，孫道臨和張瑞芳便成了片中的“覺新”和“瑞玨”，“梅表姐”和“鳴鳳”由黃宗英和王丹鳳飾演。如今看來這部影片堪稱經典，但張瑞芳和孫道臨都坦陳在拍攝之初他們都沒能認識到這部影片的價值。

　　由於之前《家》的話劇版臺詞優美，場面輝煌，且長達三四個小時充分展開人物的命運，讓孫道臨和張瑞芳這樣演過話劇版的演員感到相當過癮，而電影《家》僅僅不到兩個小時的長度，以覺慧衝出大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為主線，有限的時間裏眾多的人物要鋪陳原作的主旨，自然演起來不及舞臺上盡興。

　　那時電影《家》也有了香港版，拍得十分豪華絢麗。孫道臨説他還曾嚮導演提出布景不要那麼黑，是不是也可以像香港版那樣雕梁畫棟一些？有人也建議服裝可以漂亮一點，但導演堅持要現實主義的風格，他曾到過巴金四川的家，他一定要表現出將近死亡的黑暗大院的感覺。

　　張瑞芳説，儘管覺得不過癮，拍攝的過程還是相當愉快，大家的溝通十分默契。“瑞玨”和“梅表姐”長談那場戲，她和黃宗英便自己在家裏排練很久，她與孫道臨也經常為戲溝通。甚至劇組裏還相互取外號：孫道臨因為常常有哭戲，便被大家戲稱為“孫大雨”（後來聽孫道臨説，孫大雨是著名的詩人、莎士比亞專家，他覺得這樣來開玩笑有些不恭敬。）而張瑞芳因為演“瑞玨”的尷尬，經常皺著眉，大家便叫她“苦豆兒”。

　　巴金當時很關注電影的拍攝，他曾到劇組看大家，發表意見並與大家拍照。張瑞芳記得他來的那天熱極了，正趕上拍婚禮的那段戲，張瑞芳因為蓋著蓋頭，連粧也沒有化。而孫道臨則清楚地記得劇組向巴金請教意見，他説，《家》的主要矛頭是指向封建制度，而不是某個人，包括高老太爺也有他的悲劇性，更不要説覺新了，他並不是天生的懦弱，不能表現得膚淺。這些話讓孫道臨找到了人物的位置，因為之前劇組在討論人物時還在説覺新值不值得同情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才在銀幕上看見了那個為承擔家族責任而不得不犧牲個人情感的覺新的悲劇形象。

　　張瑞芳説，電影拍完之後，覺得不過癮的他們便馬上組織影片的原班人馬演了一遍話劇《家》，演出十分轟動。後來她因為接到影片《鳳凰之歌》的拍攝任務，離開劇組時還非常捨不得。

　　電影《家》在當時放映後也並未引起大的反響，直至“文革”之後，《家》作為最早解禁的影片全國公映才轟動起來。張瑞芳説，那時候再看這部影片，非常感動，才發現導演把一個大家族的方方面面表現得那麼精練，表現出那麼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孫道臨則稱讚導演陳西禾是很好的文學家，他告訴記者，“文革”後恰巧他和張瑞芳都因在北京拍戲碰到，一起在朋友家再看這部影片，看得淚流滿面，不僅因為看到了影片的價值，也由於感慨叢生。

　　■人到老年他再次被巴金的作品撼動靈魂

　　演完電影《家》之後，孫道臨便經常到巴金家裏拜訪。他還曾和上影廠的編劇把巴金第一部小説《滅亡》改編成電影劇本，上門向巴金請教，遺憾的是影片最終沒有拍成。但孫道臨仍時常去看他，直至後來覺得他的病需要靜養，才不去打擾。他印象中的巴金是個很平易近人，很坦率表達意見、不隱藏想法的人。

　　張瑞芳雖很少登門拜訪巴金，但她説，建國後，她依然在很多場合遇上巴金，他依然不大説話，卻和大家打成一片。“文革”中，她和巴金一起被揪去陪鬥，她看見他拿了一件雨衣，很累的樣子，卻不能上前和他説話。她説，後來在80年代，政協的老同志們都去大連療養，鄧穎超大姐特意把她找去，要她代替問候巴金同志，要他好好保養身體。於是張瑞芳回到上海，為了不打擾巴金養病，便寫了封信轉達鄧穎超的問候，連同一束花送給他，不想他卻認真地回信來表示感謝。孫道臨説起，年少時深受巴金作品的影響，人到老年他再次被巴金的作品撼動靈魂，那是巴金晚年的作品《隨想錄》。80年代，巴金送了他一本剛出版的《真話集》，他看了之後感動得淚流不止，他感動於一個人能這樣坦率地講出心懷，不怕講出自己的弱點：“他這種自我解剖的精神很偉大！這對我們是很大的啟示，我覺得我們也應該有這樣嚴於律己的精神。”

　　（劉凈植）

　　《北京青年報》2003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