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學者談巴金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24

　　郜元寶：巴金青年時期才華卓著，晚年無愧於新文學傳統

　　在巴金百歲誕辰之際，大家紛紛向這位呼籲講真話的文壇老人致敬。記者電話採訪了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郜元寶。郜元寶認為巴金在文學上的成就，可以分兩階段來看：

　　第一階段：嚴肅文學內部的“通俗作家”。１９４９年以前，巴金是擁有廣大青年讀者的優秀的現代作家。巴金早年甚至在後來很長的時間裏都一直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但他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指向直接的政治行動，而是轉換為一種表達進步青年追求自由和人道的現代精神的不竭的文學衝動——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在沒有出路的環境下做出的選擇。文學對於巴金的意義，首先是對於人道的呼喊，對於光明的讚美，對於進步的期盼，對於違反人道、阻止進步和妨礙光明的事物的詛咒。巴金的作品，總是一種充沛的感情的傾訴，感情的充沛，就是巴金作為一個作家的天賦才華，其他都是第二位的。

　　郜元寶説，根據他個人的閱讀經驗，巴金的作品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巴金的作品雖然也繼承了某些中國傳統文學的因素，但其內核，乃是現代西方人道主義精神和保證這一精神自由伸展的開放的世界眼光。我們必須承認巴金的一些作品非常優秀，如《寒夜》，已經被公認為上世紀４０年代中國長篇小説的一部傑作。在總結１９４９年以前巴金的文學貢獻時，郜元寶説巴金是在新文學的嚴肅文學系統內部具有通俗傾向的作家，他成功地將西方現代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融入中國新文學中，沒有生吞活剝的痕跡。

　　第二階段：《隨想錄》反思文革，情真意切，目光遠大。郜元寶説，巴金後來的文學成就，集中體現在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以後陸續發表的《隨想錄》中。《隨想錄》的主要內容，是巴金從自己切身經驗出發來反思文革的悲劇，他把這種反思性的寫作叫做“講真話”，不僅情真意切，而且見解深刻，目光遠大。在政治意識形態主流話語已經對文革作出普遍接受的蓋棺論定之後，巴金感到還有話要説。確實，抽象的、高度理論化的歷史敘述和定性分析，代替不了感性的、個人化的回憶與反思。應該允許人們以不同的方式走進歷史，也應該允許人們以自己的方式對歷史形成某種個人化的認識。這是保證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不至於蒼白模糊的一個關鍵。巴金呼籲全體中國知識分子更深入地探討文革的成因及其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這絕不是所謂糾纏于過去，或者老年人的思想凝滯，而是有其極深刻的見地在。在這一點上，他不愧是五四的兒子和魯迅傳統的繼承者。尊重一個文學家，首先不僅僅要尊重他的社會地位，他的身體健康，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他的思想，包括他已經説出和沒有説出的思想。巴金曾經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這個並不過分的願望，現在看來，也許蓋棺有日，實現無期了。這不能不説是一個遺憾。

　　最後，郜元寶認為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作家巴金的創作歷程：青年時期才華卓著，晚年無愧於新文學傳統。本報記者黃兆暉實習生張妍

　　李兆忠：拒絕傳統的國際寫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李兆忠對記者表示，他主要對巴金在國際題材上的寫作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因為這方面與他的研究領域有關。李兆忠説，從藝術上衡量，在中國的作家裏面，巴金算不上一流的作家。他特別指出，這裡只從藝術上談，並不涉及對巴老人品的評價；事實上，巴金本人十分謙虛，一再否認他是個文學藝術家。李兆忠分析，這是因為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道路上，文學以外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作者的創作。

　　談到對於異域文化的學習和創造，李兆忠認為，巴金是一位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作家，他雖然也是運用寫實的手法，但是語言卻很是歐化。同時，他對中國傳統中的東西非常排斥，他堅定地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精神，沒有其他作家的“兩面性”。但是，李兆忠認為，巴金的小説，缺乏厚度和理性的深度。對於文革，巴金雖然一直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卻沒有真正地從理性的高度、從深層次原因來認識這個民族災難。作為一個藝術上不十分成熟的作家，巴金之所以有這樣高的地位，是歷史造就了他。他的創作還沒有走到成熟的時候，就遺憾地中斷了。

　　對於巴金一些描寫國際題材的小説，李兆忠也客觀地指出，巴金具有局限性。李兆忠説，巴金憑藉一種“道德激情”進行創作。他可以根據時代精神，改編生活的真實，所以難以真實地表現社會的本來面目和複雜的內涵。他往往人為地讓作品人物演繹反封建思想，卻忘記了忠實于生活的原則。對此，李兆忠分析説，在當時國際主義的影響之下，巴金信仰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強調世界各民族的共性，而往往看不到其間的差異。國際題材中的種族文化差異、東西方文化差異，這些廣受重視的內容，在巴金的視野中並不存在，感覺不到本土的氣息。巴金的寫作動機，是在其人類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下追求光明，為全世界受壓迫的人呼喚，但是，他的國際題材寫作始終存在一種西方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如善與惡，貧與富，神與人等等。本報記者黃兆暉實習生張妍

　　林賢治：不應該神話巴金

　　當我們採訪著名學者林賢治先生時，他自嘲地對記者説，如果説我們是文盲，巴金就是小學三年級水平。他解釋説，如果分別把現在的巴金和過去的巴金比較，和魯迅比較，和外國作家比較，也許就可以看出，巴金究竟處於什麼樣的高度。林賢治這樣簡述他所認為的“三個比較”：

　　第一，後來的巴金相對於他年輕時的鬥爭熱情，對權力的挑戰，是大大的退步。林賢治認為，現在評價巴金為“鬥士”，未免太過。但他同時也認為我們應當肯定《隨想錄》中批判的態度，肯定書中表達了知識分子的良知的部分。但是總體上，巴金的《隨想錄》的檢討和批判，是不深入的，更談不上深刻。巴金對於文革悲劇發生的體制根源，沒有進行過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也就沒有更深的開掘。

　　第二、和魯迅相比，巴金在對社會問題介入的深廣程度以及不妥協精神上，都遠遠不如魯迅。因此，林賢治不滿意把《隨想錄》和巴金本人捧得太高，不願意看到中國又一次人為地製造出知識分子神話。林賢治認為，實際上，中國知識分子總體境界並不高明，製造神話，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第三、和國外的知識分子比較，如德國的格拉斯、英國的奈保爾和南非的庫切，這些作家以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底層或第三世界的不發達的、混亂的、腐敗的、黑暗的現實，表達了他們對專制主義無情而有力的鞭撻，並且對這種專制主義根本性原因進行了分析和揭露。從這個角度看巴金，會發現他沒有對當時整個中國的政治人文環境進行認真思考，而這一環境卻恰恰是産生悲劇的土壤。林賢治説，外國作家非常清楚，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良知是什麼，他應該做些什麼，而巴金作為中國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他所做的，卻並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巴金對造成文革大悲劇的根本性原因並沒有深究。

　　關於巴金百歲華誕，林賢治分析説，這源於中國的尊老的傳統，與文學本身並沒有多大關係。他認為，巴金是位青春型作家，永遠保持著青春的激情，同時也不可否認是一個説真話的人。但是，我們無法證實，巴金作為一個批判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他所達到的理性深度和水平，已經達到他應當做到的水平。林賢治強調，這樣説的本意，並不是責難巴金，而是説明，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水平低下。林賢治認為，現在已經到了對巴金作出相對客觀的評價的時候了，這關係到我們如何看待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水平，如何看待中華民族的歷史，還關係到如何面對中國的未來。

　　（本報記者黃兆暉實習生張妍）

　　《南方都市報》2003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