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天真和真誠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20

　　巴金是一個對政治缺乏“敏感”的書生。1948至1949年初，當解放戰爭的炮聲已經震耳欲聾，他依然在唱著他那“詛咒舊時代”的老調，埋頭而盡心盡職地做他的文藝雜誌編輯。因此，他關注的“社會現實”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婦在跟賣西瓜的人高聲論價，一個女性的帶病的聲音在乞討殘飯，一個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響他此時思想判斷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氣的確冷得可怕，我左手邊攤開的一張《大公報》上就有著‘全天在零度以下，兩天來收路屍一百多具’的標題”；（《〈寒夜〉再版後記》）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國革命黨人和法國民主知識分子反抗王權與爭取個性自由的思想傳統。1948年前後的上海，為讀者攝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雜誌編輯和校對工作時的“身影”。他留在歷史鍵盤上的“聲音”，也是巴金所獨有的，帶有巴金式的姿態和氣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説：“現在上海很少有書店願意接印新稿（要是長篇，趙家壁還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書，難有賺錢希望。肯出適當價錢買版稅的，可説是沒有。”當年5月5日，致沙汀的書説：“您問起去年二月以後您的版稅結過沒有，這事情我已打電話到書店去查問過了。據説您的書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稅是舊版書的最後一次版稅。《淘金記》、《還鄉記》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書店會計部另有回信寄給您。”7月25日，致信范泉説：“據寄上，請查收。原稿收到，謝謝。要是方便，請您再寄一本刊載《懲戒室》的那期《文藝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稅這期有四十多萬，已囑書店通知重慶分店轉匯。”10月26日，又告訴敬之：“我已與會計科講好，預支版稅五十萬元，由渝轉來，今天同時寄一信給濟生，請他照辦。”12月21日，對來約稿的《文藝春秋》雜誌主編范泉“訴苦”道：“近日仍忙著看校樣，新春隨筆之類無法寫，請原諒。稿費當於見面時奉還。”12月29日，接著告知敬之：“版稅已囑書店早匯，大概仍由重慶分店劃付，不過書店辦事難免不拖幾天。”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書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編輯”、“寫作”與“人事”方面的苦惱。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書：“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幾十頁待OK。房子問題弄得我頭痛。我實在無法寫信給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書：“我去北平前幾天朗西夫婦約了幾個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應回滬後辦交代。現在是康嗣群做總經理，朱洗做董書長。我無權請你回來了。”……“敬之”是此時作家沙汀在四川安縣家鄉隱居時的化名，他當時就用岳母黃敬之的名字與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稅。（《巴金書信集》）

　　縱觀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難免給人“世俗”的、同時也非常真實的印象。那場決定著民族生死命運和前途的戰爭，對巴金好像沒有太大的觸動。當上海已經“城破”，濃厚、刺鼻的硝煙還在街道上到處瀰漫時，他關心的卻是文學作品的出版問題，是“版稅”、“寫稿”、“人事糾紛”和其他一些看似瑣碎的編輯業務。然而，它們卻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1948年前後的巴金，仍然是一個視文學如生命的作家。事實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個勤奮的“作家”和態度誠懇負責的“編輯”的形象，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厚厚的大書中的。這是他給自己、也是歷史給予他的“定位”---只不過在50至70年代暫時“偏離”了一段時間而已。當然這是後話。我們關心的仍然是：就這時巴金真實的心態和處境看，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他是怎樣安排與籌劃自己的文化命運的？而這種“安排”與“籌劃”，他對現實所採取的應對態度，對一代作家未來的命運究竟會意味著什麼？巴金是自覺地投入大革命的懷抱，真心誠意地選擇了歷史的嗎？如果不是，那它又顯示了怎樣一種思想命題？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讓我們再把“鏡頭”搖回到1948年。需要指出的是，他畢竟不是一個悲觀的宿命論者，“早給千百萬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歲。如果人生以百年計，無疑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齡”。而且與魯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為人和作文都要“單純”得多。解放軍進入市區之前，就有人勸他移居海外。但當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來，無意之中卻調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靈的“天平”：“有個戴著眼鏡穿著解放軍制服的中年瘦個子來霞飛坊五十九號，他徑自跑到樓上巴金家中，用雙手緊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來他不是別人，正是巴金在1934年認識的在魯迅身邊工作過的黃源。”（徐開壘《巴金傳》）黃源是在抗戰中參加新四軍的，他現在的身份是上海軍管會文藝處的負責人。如果説巴金對經過土地革命和抗日故爭、解放戰爭，從山溝裏走出來的中國共産黨還比較陌生的話，那麼他卻非常熟悉老朋友黃源。在某種意義上，黃源對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國共産黨人，他是一個既具體又親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個無形的“資信”。正如魯迅是通過瞿秋白、馮雪峰、胡風等左翼文人認識了中國共産黨一樣，巴金也通過文壇老友黃源認識了一個新的時代。翻讀巴金這一時期的文章，這一漸漸培 養起來的“信任感”，給人留下了十分觸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稱那些黨員作家為“朋友”，他説：“我稱你們做朋友，你們也許不認識我”，“雖然我叫不出你們每個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們旁邊，我沒有一點陌生的感覺。”他也學會了用這樣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感情：“我從中國的上海來。上海，這個國際聞名的城市，肩人稱它是罪惡的城市，有人稱它是冒險家的樂園”，“在這裡小孩挨餓，婦女受辱”，“勞動力毫無原因地被浪費，被糟蹋。這就是帝國主義一百年來的成就。”（《巴金選集》第九卷）他甚至還勸老友與人談談自己的“思想問題”。（《巴金書信集》）顯然，在一個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作家和編輯身上發生的“轉變”，的確是“快”了一點，因為它中間缺少必要的“過渡”和“鋪墊”--然而，這就是巴金--一個“投之以李、報之以桃”的大好人。像他筆下的覺慧一樣，他胸無城府，心靈有如藍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沒有審視距離、也不懂得敘述遊戲的小説，他的愛和恨，對人從來都不設防。 （來源：《中華讀書報》 2001年8月0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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