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寫完《隨想錄》以後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19

　　巴金寫完《隨想錄》以後 陳思和

　　九十歲的巴金整天坐在客廳裏。客廳的面積雖然大，光線卻不怎麼好，有些陰暗滯悶，給人生出一種沉重的感覺。老人在客廳向南的門口置一張小桌子，坐在那兒慢慢的拆閱信件，整理舊稿，或者寫一些短札。他身體不好，動作相當遲緩，有時從桌上拿一杯茶喝，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只有在天氣比較好的上午，老人才走到前面草坪上散一會步，或者來了客，他就坐到客廳前面由平臺改建的朝南房裏，我不知道怎樣稱呼這種房間，德語叫做“der wintergarten”冬天的花園，這是個很好聽的名字，不過我不記得巴金的房裏養什麼花。

　　從巴金的客廳聯想到北京冰心的客廳：它們在表面上真是完全不一樣。冰心老太太的客廳兼臥室小而明亮，充滿靈氣，盆花、字畫、窗明几淨，處處顯示了女主人公開朗、祥和的性情。冰心和巴金受到人們的崇敬不僅是因為他們年紀大，成了當今文壇上碩果僅存的少數幾位老壽星，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心靈青春依舊，在當今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影響。不過細細比較起來，老太太總有些天真、率性、心態自由，而巴金老人則更加沉重、疑慮，他的感情似乎總是陷在那一團噩夢中掙扎不開。巴金的疑慮來自於他對中國的政治鬥爭有過於豐富的經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論連同那種表達言語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處，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這是一種深諳中國社會，充滿東方人智慧的生存與鬥爭的藝術。

　　讀過《隨想錄》的人們都説巴金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這個社會正在逐漸走向開放，人人都有權利追求事業成功，財富增長，名利雙收，出國自由，生活享受以及心情的歡悅，只要能追求的似乎都是合理的，人人都輕鬆自如。但唯獨巴金，還在一字一句地寫他的懺悔錄。他沉浸在噩夢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為箭垛，一鞭一條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責自己，提醒人們不要忘記20年前的民族劫難。這種對世人的愛心與對自己的苛刻情緒近似宗教，可是在所謂“後現代型”的社會裏，卻變得多麼的不合時宜。人們在儀式上保持了對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卻被視為一種杞人之優。

　　老人終於放下了筆。1986年6月到8月，他一口氣寫下《官氣》、《文革博物館》、《二十年前》、《懷念葉非英兄》、《三説端端》、《老化》和《懷念胡風》七篇文章，心中一團火如岩漿噴發，滾滾而出。整整八年的自我清理一旦到了總算帳的時候，再也不必顧慮，憋在心中的真言終於傾吐出來。《隨想錄》最後完成過程也相當戲劇化，據説是因為“稿件傳達中的偶然失誤”，這些文章一時未能在香港《大公報》上刊出，而先由中新社記者對外發消息，公佈了最後七篇隨想的題目，並宣佈巴金將“擱筆小休”。似乎是老人在《隨想錄》推向高潮的同時傳達出另一個信息：這將是我的最後一次發言了，讓我把話説完吧，我將與讀者告別，再也不給這個大歡喜的世界添加什麼不祥的預言了。

　　也許，老人在這幾年中的被老病、噩夢、冷風折磨得夠疲倦了，他確實需要靜心調養，放開那些惹人心煩的念頭，做一個正常的人吧，一日三餐，平平安安，兒女繼承父業，寫小説編刊物都有口皆碑，更有第三代承歡膝下，説不盡的天倫之樂。老人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寫完《隨想錄》於今，七年過去。巴金主要的工作就是編他的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從1986年起出版《巴金全集》，仿佛是接著《隨想錄》而來的又一項大工程。起先幾年是根據過去十四卷文集本的作品修訂，任務還不大重。可是漸漸的，老人讀舊作生出了感慨，他用給責任編輯王樹基先生寫信的形式，逐卷地談論他重讀舊作的感受。

　　依巴金自己的説法，他始終在矛盾中編印舊作。巴金是個真誠的人，他一向認為作家要拿自己的作品與讀者交流。七十年來，他寫下那麼多小説、散文、譯著、特寫、書館，以及各種議論文字，掏出自己的一顆心來，激勵讀者與他一起尋求光明。那一篇篇火一樣熱情的文字中貫穿著他一生追求的思想信仰、人格理想和戰鬥精神，讀這些文字不能不激起他對人生的熱愛。譬如，《愛情的三部曲》曾經是巴金最喜歡的一部作品，它描繪了30年代一群知識分子在信仰與理想的指導下與黑暗勢力搏鬥的故事。這些作品後來遭到了粗暴的批評，人們把小説中寫的故事硬要和歷史教科書裏講的革命對照起來，指責巴金歪曲地描寫了革命。巴金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編造故事，而對它的真實性卻諱莫如深，這種陰影一直延續到“文革”以後，在《創作回憶錄》中，巴金一遍又一遍地談他創作各種作品的體會，獨獨對《愛情的三部曲》避而不談。我曾經猜想，這也許是老人要在心中保留一塊屬於自己的純潔的領地，不願意再違心地説一些話去獲求人們的理解吧。但在這次編印全集時，老人終於發言了，他在跋裏承認小説中人物的原型來自他的一些同志，他稱他們為“理想主義者”，稱讚他們“忠於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誠地，不聲不響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老人甚至重申他當年説過的“我不怕……我有信仰”的話，並強調了這種對生活，對人民的“信仰”，他從未失去過。我無法猜測老人是否把他想説的話都已説出來了，字行間似乎仍有些閃爍其詞的味道，但他終究是為自己曾經走過的道路大聲地發出辯護，終究是四十年來第一次不用檢討的口吻來回顧往事了——這是一個方面。但在這些舊作中，老人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生命歷程中曾經有過一段曲折，這就是他為了迎合這個時代而不得不編造的一些大活空話假話，甚至是一些在政治運動中違心發表的批判性言論。對於這類文章，在有些人看來只是一份昨天的歷史，不該由老人來負責。聽説一位已故的作家，別人為他編著作目錄時收入了這一類文字的標題，作家的家屬就出來干涉，説這麼做是為這位作家“抹黑”。這位作家的家屬認識到這類文字不是什麼光彩的歷史，算是明智，但她沒有勇氣讓已故丈夫去承擔這個責任，她希望人們永遠忘掉這段不光彩的歷史，這又是多麼懦怯的行為。我想這種矛盾心理巴金也一定經歷過，但他終於掮著黑暗的閘門站立了起來，他同意把這些文字編入全集，為的是永遠讓後代看清一個人在歷史中的悲劇。為此，他在一篇跋裏悲哀地説：“白紙上寫滿黑字，我就這樣浪費了60年的生命，現在才明白編印全集是對我自己的一種懲罰”，這種心理，幾乎與《隨想錄》是一致的。

　　説起巴金的全集，就不能不説一樁與我有關的事情。《全集》第十六卷是《隨想錄》，這以前收的是原來《文集》本十四卷的作品以及解放後出過集子的作品，第十七卷開始，收20年代到90 年代的未收集作品，包括序跋、特寫、書信、日記以及未發表的手稿。巴老在60年代有兩部書稿未出版，一部是中篇小説《三同志》，這是寫志願軍的故事，1961年寫成，因巴金自己不滿意，一直未出版。“文革”後曾將其中一部分改寫成短篇小説《楊林同志》，這是巴金“文革”後唯一發表的一篇小説；另一部是寫于1965年末到1966年初的訪越散文集，書名是《炸不斷的橋》，連序跋共10篇，其中7篇均已發表，另有三篇因“文革”發生而未發表。這兩部手稿在巴老書櫥裏置放多年，這次編印全集，他同意收入，因我與李存光兄在幫王樹基先生蒐集巴老集外卷的文稿，老人便將兩部書稿交我影印。他認為《三同志》是一部失敗的著作，那天特意在小説書稿前寫下這麼一行字：

　　“廢品《三同志》，1961年寫成，我寫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敗了，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巴金1990年1月8日”

　　我將兩部書槁拿去影印後，發現紙張陳舊，印得很不清楚，所以一時未將原稿交還，想抽時間將影印稿重新校讀一遍。那些天我正在搬家，沒能及時處理，不料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搬家中遺失了兩包書稿，都是我收藏著最重要的書刊文稿。其中有我借閱的20～30年代舊刊物，賈植芳先生的回憶錄音，以及巴老的這兩部珍貴手稿。這遺失的情況比較複雜，以後我另外找機會作詳細敘述。總之，當我發現這一無法彌補的損失時，沮喪的心情可想而知。《三同志》的影印件還留在手邊，而《炸不斷的橋》裏三篇未發表的散文永遠也找不見了。我確實辜負了巴老的一片信任，當時正是萬念俱灰。後來，我把這壞消息告訴李小林，小林説，爸爸還挺寶貝這兩部書稿，經常看他搬來搬去呢。不過她竭力安慰我，並答應找個機會由她來告訴父親。過了幾天，她來電話約我去，我硬著頭皮準備向巴老檢討，可是去了以後，巴老和藹地對我説：“這沒關係，任何意外都可能發生的。”一句話，就把我的心安定下來了。以後，他又寫信去四川，給正在整理他日記的親戚，從日記裏把這三篇散文的篇目抄出來，作為全集的存目。現在《三同志》和《炸不斷的橋》收入全集第二十卷已經付型，但因為我無法原諒的疏忽而無法完整了。

　　《巴金全集》二十六卷已經全部編完付型，據説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在1994年全部出齊。這是老人繼《隨想錄》以後又一個系列工程的完成。他把全集看成是自己一生寫作的收支總賬，過去被刪去的文章，一一都重新補回，過去在政治影響下修改的章節，也作為附錄給以保存，許多長期湮沒的論著、雜文、史話、附記，這次基本都收齊了，有成功之作，也有失敗之作，真正地給讀者保留了一份無偽無飾的精神遺産。待全集出版後，一個從20年代充滿生氣的精神戰士到90年代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良知的人格形象，將完整地突兀在人們的眼前。當然，由於種種原因，還有少數巴老早期作品未能收入全集，譬如巴金在20年代根據柏克曼的著作改編的《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譬如最近日本學者山口守在荷蘭新發現的巴金與國際無政府主義者的外文通信，等等。這只能在以後適當的時候再補遺了。

　　除了編全集，老人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養病。他深居簡出，很少再有文字發表。1988年，老友沈從文去世，他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懷念文章，從批評國內新聞界沒有及時報道沈從文死訊開始，回顧了與死者40多年的深厚友情。近年來這種懷念故人之情一直纏綿于他的心間，他曾打算再寫一組懷念文章，頭一個就想寫寫鄭振鐸。記得在前年，老人這樣對我説：只要身體好，我會慢慢地寫出來。兩年過去了，我最近一次問老人寫鄭振鐸的事，他回答説：只開了一個頭，就寫不動了。他回答得那麼平靜，在政治強權下不曾甘心低頭的老人，現在也不得不用平靜的心情來對付自然規律的強權了。

　　其實，老病的折磨，巴金已經承受了好幾年了。還在寫《隨想錄》的時候，一次，他告訴我，他寫作時思潮洶湧，可是右手拿著圓珠筆就是不聽使喚，筆劃不到紙上去。有時他急得用左手去推右手，這樣一筆一筆地寫出了《隨想錄》。近二年老人的手顫抖得更厲害，最近我看《新民晚報》上刊登了老人《沒有神》的手跡，一個個字似乎筆劃得很清晰，心裏暗暗高興，以為老人的帕金森氏症痊癒了。前兩天為寫本文而去採訪老人時順便帶去一本去年我策劃的畫冊請老人簽字，可是當我看到他將筆架在手指間艱難地在紙上划動時，心裏一陣難過。再想到報上刊登的那篇短文的手跡，這要花去老人多少精神。這哪兒是寫字，分明是老人用他生命一點一點的消耗來換取地思想的表達。

　　還有噩夢。大約自“文革”開始，巴金就經常做噩夢，夢做得很古怪，一會兒是他與妖怪搏鬥，一會兒是他自己變成了野獸。“文革”以後，他還經常做這些噩夢，忍受著恐怖的折磨。在《隨想錄》裏，巴金多次提到做噩夢的事，我起初讀這些文字，還以為是作家慣用的象徵手法，或可作為一個諷喻看。後來無意聽老人的兒媳陳曉明説起，老人是真的不斷受到噩夢的干擾。她還説，老人的神經太緊張了，目有所思，就夜有所夢。於是我才知道老人在文章裏寫噩夢全是寫實手法，或可以説，這是一種精神受虐的症狀。由於“文革”時代給老人留下了太深的刺激，這才會産生如此痛苦的《隨想錄》。

　　不過，近十年來中國歷史經歷的風風雨雨，證明了老人的夢並不是無病呻吟。即使到了《隨想錄》已經出版，老人宣佈擱筆以後，那些陰絲絲的冷風仍然沒有消除對老人的敵意。1991年，首都一家報紙上公開發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擊老人晚年用生命來呼喊的“講真話”口號，這篇奇文以“真話不等於真理”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頭上潑去，甚至把“説真話”與“自由化”聯絡在一起，誣陷“真話”是“投向黨和人民政權的石頭、槍彈”。很顯然，這種言論裏包藏著當年姚文元式的禍心，老人不會不知道，幾年來他幾乎過著隱居生活，不再發表驚世之論，以求安全渡過晚年的平靜生活，可是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必須捍衛這個經過幾十年慘痛教訓換來的人生格言。於是，在那一年四川成都舉行的第二屆巴金學術研討會上，老人發表了一篇公開信，反駁那些文壇上的鬼魅們：“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説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老人真的火了，他憤怒地説下去：“因為病，我的確服老了……以後我很難發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後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所寫的和我所説的到底是真是假，説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句話，我要用行為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我沒有參加那次會議，無法猜測會議代表是怎樣激動地聽到老人的聲音，當我從報上讀到這段文字時，捏著報紙的手就像捏著一團火，戰士終於又舉起了他的投槍。那一年，巴金87歲，風燭殘年中他依然一往無前。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又一次去看望巴金老人。在那間光線黯淡的客廳裏，老人安安靜靜地坐著。看上去瘦了一些，但臉上神色卻比前兩年要好得多。我計算一下，已經有一年多沒去看他了，平時雖也想著老人，但總是怕多打擾他，沒有要緊的事就不好意思去了。不過這回是老人在等我，他慢慢地站起身子，走到小桌子旁，用手索摸著一本筆記本，我連忙接過本子，翻到有標簽夾著的地方，原來那一頁上寫著老人的閱讀筆記：“告訴思和：1．《何謂財産》為什麼沒有出版；2．肖珊三次到桂林；3．誇張……”原來是巴金閱讀了我寫的《人格的發展》一書的記下的筆記，這些地方，正是我在寫巴金傳時沒有弄清楚的地方。這筆記顯然已經有好些時候了，但老人的記性極好，他開始一條一條地告訴我一些事情真相，又一次把我帶回了當時的年代。

　　回顧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寫作道路，老人不無感慨地説：“我一生充滿矛盾，有時想去直接投身革命，有時也想妥協，當個作家算了。現在走成這條道路，並不是我的本意。”

　　“那麼”我問，“您在年輕時想象自己到了90歲的時候，應該是怎樣的情況呢？”

　　“我想搞事業呢，想給人類帶來更多的好處。”老人認真地説。

　　“那麼”我繼續問，“您寫作，您用筆給了人們那麼多的溫暖和勇氣，難道不是給人類帶來好處嗎？您以為您如果投身到具體的革命行動中去，以您的個性而言，一定會比現在取得更大的發展嗎？

　　老人笑了，他説：“我説我充滿矛盾呢。不過我現在走的道路，倒是意外的順利。”

　　寫于1993年8月2日

　　（選自《黑水齋漫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