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冰河怎樣解凍 ——兼祝巴金百歲大壽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16

　　最近讀到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陳思和《巴金圖傳》，對巴金百年經歷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如有關巴金信仰無政府主義過程包括他後來對無政府主義的看法變化等。這使我想起1989年1月在《文匯月刊》和滬港兩地《文匯報》同時發表的《作家靠讀者養活——關於傳記及某些文藝現象的對話》一文中，巴老對我説的一句話：“思想隨著現實的考驗，總有變化、發展。我的思想不但幾十年來在不斷變化，即使最近十年來，在我寫《隨想錄》開始時，對有些問題的看法，到目前也有所不同了。所以，我總勸別人讀《隨想錄》最好能作為整體來看……”

　　“思想隨著現實的考驗，總有變化、發展。”巴金這句話不但非常符合實際，而且這句話本身便是一個真理。用這個真理來檢驗目前有些人對巴金的看法，就不難看出這些人是否“造反有理”了。

　　陳思和的《巴金圖傳》正是根據巴金“思想隨著現實的考驗，總有變化、發展”這句話來敘述巴金的一生。他在書的第八章《人格的發展》中，一開始就提到巴金在1977年5月25日《文匯報》副刊上發表的《一封信》，説正是這篇文章巴金由此“結束了沉默”。今天重讀《一封信》，就文章本身來看，也許確實使人感到平淡無奇。但如果從當時社會實際和巴金本人情況來檢驗一下，那正如陳思和所説：“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它至少透露出兩點值得關注的信息：首先是在官方話語的夾縫中生長著他象徵獨特的謹慎的個人話語……另外一點，從這篇文章中，在那氣勢磅薄的一連串排比句子中，我們看到了巴金久違了的生命激情……”

　　説實在，如果不很好回顧一下1977年5月當時國內實際情況，許多現象今天很難理解。特別是政治、思想、文化界經歷了“文革”長達十年的浩劫，雖説那時已把“四人幫”抓了起來，大家從心底感到歡欣；但人們的頭腦仍如一片冰河，一時難以解凍。儘管《一封信》蘊藏著巴金生命激情，但字面上仍確難擺脫當年通行的“官方”浮辭泛語的影響。在這一點上，誰都無法例外。可貴的是，正是這篇《一封信》，它給我們帶來了幾十年副刊編輯工作經歷從來不曾有過的景象：只半個多月時間，就引來了國內外幾百封讀者來信，表示對這篇文章的肯定，和對巴金的感情。單是要我們直接轉給巴金的信就達到一百五十幾封，其中有何其芳，也有胡愈之等作者老友，他們中有的人以為巴金早就被批鬥致死，有的人知道了巴金還健在，禁不住興奮到直接找上門去，沙汀甚至從四川成都趕到上海去和他共敘舊情。連身在美國的前輩女作家淩叔華，也要求我們把她充滿著感情的信轉給巴金。當然，極大多數還是一般不認識巴金，但對巴金作品十分熟悉的讀者。巴金的名字就是象徵著人民大眾的勝利，他的名字就是一道火光，正是《一封信》使眼前文學冰河，出現了第一個裂痕。

　　《一封信》刊出後，我只想到怎樣把長期被壓抑的特別是受苦受難最深的一些作家發掘出來，像巴金一樣，讓他和大家見面，這是我們的努力方向，後來，柯靈、羅蓀、于伶、王西彥、陳伯吹、李俊民、白樺等，果然都在同一年（1977年）有作品在副刊上發表。至於《雜家》作者羅竹風等，在我們副刊上重新出現，則已在第二年即1978年期間。而在1978年初，當時全國文壇還仍在一片沉寂之中，似乎還不曾有人對極“左”文藝理論有所觸動。説實在，我自己在這一時期，也還不曾清楚認識到文藝對政治的關係究竟應該怎麼看法；反正糊裏糊塗，只憑個人感情，對“四人幫”一套十分憎厭，卻並不曾真正弄清楚這十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全國還不曾發表從北大荒勞改農場回來的艾青稿件之前，我們&&刊出他的詩稿，我也是出自這樣的心情。

　　直到1978年下半年以後，由於編輯部領導和同志們的推薦，副刊先後發表了盧新華《傷痕》、宗福先《入黨》、《于無聲處》、鄭義《楓》、胡迪菁《譚靜》，並也都得到許多讀者來信，受到熱情讚揚，我這才逐漸意識到副刊也應該發表小説，特別在文壇被“四人幫”蹂躪還不曾完全甦醒過來的今天，通過小説情節，反映“文革”罪惡，確是辦好副刊的一條大路。問題是副刊在“文革”中長期被壓制為每星期只能出一個版面，原以散文雜文詩歌為主的副刊，怎樣進行調整，這在實際工作中確是個難題。

　　文學冰河的解凍，確是十分艱難，現在回憶起來，真是一言難盡。當然，最大的推動力，還是1979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也即是全國作家第三次代表大會）。當時三千多代表來自全國各地，上海市代表團316人，團長是巴金和陳沂，但他們仍參加上海文學組討論。上海文學組代表共四十七人，我們都住在西郊國務院第一招待所，和我同住一室的是朱雯。在聽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報告後，第二天就在招待所八樓的一間大房間裏作小組討論。主持小組討論的是新近從上海音樂學院調至上海作協來工作的鐘望陽。會上在蔣孔陽、王元化、李俊民等人發言後，吳強説話了，他是上海作家中最後被宣佈“解放”的一位，但也已恢復工作一年多了，他沉痛地説：“‘四人幫’雖然垮臺，但流毒很厲害，鄧小平同志主張繼續揭批‘四人幫’，這很有必要。過去我們這些在文藝崗位上負責的，包括我自己，工作作風和不適應文藝創作開展的舊思想，都應根據鄧小平同志的報告精神改進。至於作家、藝術家，‘四人幫’已垮臺了，再也不會有人來隨便整我們，不要心有餘悸，更不要預悸，要膽大一些！”

　　巴金當然已不像兩年多以前發表《一封信》時那樣拘謹了，當時他已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二十多篇“隨想錄”，談到了不少有關“文革”的問題。他的這些“隨想錄”文章雖還都在海外發表，內地一時還不能廣泛傳播，但顯然他這時的思想超越今天參加四次文代大會上海文學組在座的代表們。當吳強的話講完，巴金禁不住對著他親切地微笑起來，説道：“我看你也不見得膽大。説實在，昨天全國文藝界三千人的大會，團結起來共商文藝界大事，從來不曾有過。鄧小平副主席報告我是贊同的，沒有不同意見。但三十年來我確實也聽過不少好的報告，也讀了不少好的文件，根據我的經驗，這些也還是要等著看。鄧的報告精神很好，但究竟能不能成為事實，我還是有些疑慮的。三十年的教訓太多了，也太深刻了。為了過關，不得不保護自己；有些人要保護自己，有時就不得不犧牲別人。所以大家既挨整，又整人。舊賬不要算，但一定要搞清是非。什麼時候大家都能不跟著風向走，照著真理説真話就好了。現在確實形勢大好，我看希望還是在青年身上……。”

　　正是這一次文代大會以後，從1980年開始，在“四人幫”統治下長期形成的極“左”文藝思想的冰河加速解凍。我們文匯報副刊就從這一年元旦恢復《筆會》名稱。我們在巴金、柯靈等前輩支持下的短篇小説徵文，來稿從最初三千篇，增加到最後八千篇。到這一年10月1日，我們已先選刊了16篇作品，然後又加選了21篇，合計37篇，編印成一本《新蕾集》出版。在1981年元旦《筆會》版面，我們揭曉了這次短篇小説徵文獲獎名單，第一名是董樂山的《傅正業教授的顛倒世界》。同時我們還公開了這次評委名單，那就是：巴金、馮牧、柯靈、吳強。這四位評委雖然工作極忙，還是十分認真的審讀了我交給他們的十多篇初選作品，然後他們又精選出了其中五篇，並把原來在初選中選作第二名的董樂山《傅正業教授的顛倒世界》改定為第一名。董樂山原是我在解放前就認識的老友，他在解放後曾在北京新華社工作，反右時被戴上帽子，“文革”中翻譯出四大本《第三帝國興亡史》，卻不許公開印出譯者的姓名。這篇獲得第一名的小説從一個側面控訴了“四人幫”對科教文化事業的摧殘。他們迫使一個本來在星期日也不肯放下工作的勤奮的科學家，被下放勞動後，變成一個終日碌碌、胸無大志的庸人。這篇作品在提示這一真相時，不借助於説理，而是完全依賴形象的描寫和敘述，使人看了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可以依稀看到作者受到西歐作家創作方法上的影響。這也值得我們借鑒。

　　短篇小説徵文的其他幾位獲獎人，和作品被編選入《新蕾集》的其他三十多位作者，極大多數當時都是青年朋友，有的甚至當時還是第一次在報刊上發表作品。他們中有蔣子龍、韓靜霆、賈平凹、孫、張長公、薛家柱、曹布拉等人，有的後來經過他們自己的奮發努力，成為全國著名的作家。

　　巴金先生今年已屆百歲大壽，但因病躺在床上已無法説話。他顯然不可能再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做一些事情而作用於社會，我們自應從他一生追求自由民主和真理過程中所出現的複雜歷史內涵，去接受教益。至於他信仰無政府主義問題，我想我還是應該想起他在1989年1月與我共同署名的那篇《作家靠讀者養活——關於傳記及某些文藝現象的對話》一文中，他對我説的話：“對無政府主義我信仰過，但在認識過程中，一接觸實際，就逐漸發覺它不能解決問題，所以常常有苦悶，有矛盾，有煩惱，這樣，我才從事文學創作。要是我的信仰能解決問題，那我的心頭就沒有苦悶，沒有矛盾，沒有煩惱，我早就去參加實際工作，去參加革命了。但是實際上不是如此。這樣我才把文學創作作為自己主要的工作，由此來抒發自己的感情。”

　　正是由於巴金以一顆真誠的心，在“文革”結束以後堅持“把文學創作作為我自己主要的工作，由此來抒發自己的感情”，他寫出了《一封信》，寫出了《隨想錄》，對在“左”的思想路線指引下長期形成的文學冰河，起了解凍作用。

　　《文匯報》200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