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巴金迷”的歷史回顧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15

　　一九二九年，巴金帶著他的中篇小説《滅亡》走進了文壇，由此引發了一場文學“衝擊波”。許多讀者對著這個陌生的名字，好奇地探問道：“巴金是誰?”

　　發表連載這篇小説的《小説月報》是當時歷史最久、影響最大、銷行超過一萬多份的大型權威的文學雜誌，但是編者卻也只能無奈地回答説：“連我們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為人認識的作家，從前似也不曾寫過小説，然這篇《滅亡》卻很可使我們注意的。”(《小説月報》第20卷四月號)

　　到了年終，《小説月報》編者葉聖陶又一次高興地總結説：一九二九年這個年度裏，該刊發表的巴金的《滅亡》，老捨得《二馬》是兩部“很引起讀者的注意，也極博得批評者的好感”的作品，並預言“他們將來當更有熱烈的評讚的機會的”。(同前，十二月號)這個預言後來得到了應驗。許多批評家發表評論，認為是少見的優秀作品，“轟動當時(1929年)文壇的傑作，當首推《小説月報》上登載的巴金的《滅亡》”。(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傑成書局1933年版)“在怠惰和疲憊的狀態下支持著的文壇上，近年來只有巴金可以算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的一個。”(《1932年中國文藝年鑒》，現代書局1933年版，上海)有一位青年讀者給《開明》雜誌寫信説：“這部書(指《滅亡》)實在有激動人心之效”，自己原有的享樂主義被它打消，“情願去為大眾工作”。(《開明》雜誌第2卷第20期)

　　現在人們都已知道，當初巴金寫作這部小説時，並沒有想到借此走上文壇當作家。他那時正熱中于做一個革命家。因為革命跌入低潮，無政府主義運動正趨於分化、衰落，他深感苦悶。因此，他一再説：“橫貫全書的悲哀，卻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淚來寫這本書的。”“我是為了自己，為了傾訴自己的悲哀而寫小説。”他在法國留學期間，為了傾訴、宣泄自己的苦悶，常常在筆記本裏陸陸續續寫了些互不連貫的文字，然後整理改寫成這部小説。他仍然想像過去寫的那些宣傳無政府主義譯著那樣，準備自費出版，僅此而已。他托在國內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代為將他已譯成的高德曼的《近代戲劇論》的稿費，用作印刷《滅亡》一書的費用。周索非看到這部書稿後，卻自作主張推薦給當時正在主持《小説月報》編務的葉聖陶。葉十分激賞，決定採用發表。就這樣一個偶然因素，使巴金的人生道路有了一個轉變，從做一個革命家的夢，改為文學之夢，並將執著追求的人生信念和汪洋恣肆的激情，傾注在文學寫作之中，從此寫作了一輩子。

　　因此，從《滅亡》這個作品的創作和它後來産生的社會效應來説，最主要的是巴金用自己的真摯感情點燃了當時青年的心。他所傾訴的苦悶，他描寫的杜大心的悲劇，恰恰正是表現了時代的苦悶，才會激起如此眾多的青年讀者強烈的共鳴。

　　巴金沿著這樣一條創作路線，繼續寫作了《新生》、《海的夢》、《愛情的三部曲》等等大量有影響的富有浪漫激情的中短篇小説；同時又創作了以《家》(1932年)為代表的寫實主義長篇小説。後者既保持了原有的酣暢熱情的筆觸，又更注意人物性格和潛在內心的刻畫，細節的真實生動的描寫，在更廣闊的歷史層面上，對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家族史、兩代人的衝突、禮教、鄉紳、官府、學生運動……)作了相當深刻的揭示和剖析。五四運動已經過去十多年了，但在文學領域裏，較有分量的長篇小説竟仍寥若晨星(在這之前，1929年曾出現了葉聖陶的《倪煥之》，但若用今天眼光來説，他的字數只能算中篇。稍後，茅盾的《子夜》發表于1933年)，像《家》這樣史詩式的全景式的批判封建專制、張揚個性解放、呼喚自由民主人道精神的長篇小説，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代表作品，似乎可以説是第一部。像高覺慧那樣一些敢於向封建家庭挑戰、決裂，投身創造新世界之路、個性鮮明的新青年的藝術形象也是嶄新的，成為現代文學畫廊中的藝術典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為之一震。

　　正是因為巴金夾著這樣兩類不同的藝術風格、但都具有青春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作品，來到三四十年代的青年讀者中間，引發了一股狂飆似的讀書熱潮，幾乎成了魯迅以外另一位青年精神導師，儘管這並不是巴金所追求和希望的。

　　現在我們試著列舉一些史料事實：

　　李健吾是一位著名的劇作家、翻譯家、法國文學研究專家，也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評論家。他用劉西渭的筆名寫的評論文章總是文采斐然，情理並茂。他是巴金的好朋友，1932年就對巴金的作品有剴切的剖析和嚴肅的探討。他認為，巴金的作品中表現的“愛是為了人類，他的憎是為了制度。”巴金作品所以如此打動青年讀者，是因為“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悒鬱不宣的感受”。於是，“你可以想象那樣一群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的小説，例如《雨》，和《雨》裏的人物一起哭笑。還有比這更需要的!更適宜的!更那麼説不出來地説出他們的願望的!”他喟嘆：“巴金是幸福的!”“幸福的巴金先生!”(《李健吾文學評論選》第13、33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銀川)

　　著名詩人臧雲遠，抗戰初期，曾在長沙、武漢參與創辦民族革命大學。他曾記述了一段招考青年學生時的見聞：“在這之前(指1938年8-9月間)，巴金路過武漢，我請他到法租界‘美的’咖啡館去吃咖啡。我告訴他，這兩個月為了給二戰區的民族革命大學招生，我負責口試與幾千個救亡青年談話，內中有一千幾百人，説是喜歡文藝的，問他們：‘讀過誰的作品?’‘巴金。’‘你喜歡誰的作品?’‘巴金。’差不多是異口同聲。可見巴金的《家》在當時是風靡一時，在青年心中，變成了反對封建出走家庭，嚮往光明的藝術力量了。……”(南藝學報1979年第2期)

　　這樣類似的情景，我從另幾位文藝界老前輩那裏也曾聽説過，僅從荒煤同志那裏就不止一次聽説過。他在文章中也曾多次寫到過：那時到延安去的青年學生，很多不是讀了馬克思主義，而是讀了巴金作品以後，參加抗日救亡，投身革命事業的。他説：“但真正認識到巴金作品的影響，還是1938年冬天在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招考文學系青年學生的時候。……這些同學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們千里迢迢冒著危險奔向延安，愛好文學，投考魯藝文學系，……要革命，思想上的許多變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響!”(《心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人民日報1982-6-16)

　　我也聽到過黃源同志的介紹：“抗戰初期我在新四軍、浙東遊擊隊工作，遇到過很多從上海等城市去的青年，是因為受巴金等人作品的啟發，才有了反抗舊社會的覺悟，産生了革命的熱情。”(與筆者談話筆錄，1979年)

　　抗戰期間，即使在南海偏隅的香港，也有類似的報道。那是刊登在立報上的一篇短文，題為《關於‘巴金’的話》(方野)，説：“昨天(24日)在《言林》看到青年讀者君的《巴金的新著?》使我想起巴金先生著作的銷路來。在重慶，他的新著《秋》每本賣到七八元，尚被爭搶一空!在香港，聽説作家作品銷路最大的，要算巴金和林語堂兩位。巴金先生的著作，對於一般現代青年——尤其是小資産階級的男女青年學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確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也正如讀者君所説：“現代青年男女誰個不愛讀巴金先生的小説?”(立報1940-12-2)

　　1942年，評論家王易庵在文章仲介紹説：他有一次到蘇州去，和當地文學青年頗多接觸，明顯感到他們對巴金作品的愛好，“口有談，談巴金，目有視，視巴金的作品，只要兩三個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聽得他們巴金長，巴金短的談個不歇，……”在上海，“《家》《春》《秋》，這三部作品。現在真是家弦戶誦，男女老幼，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改編成話劇，天天賣滿座，改攝成電影，連映七八十天，甚至連專演京劇的舞臺，現在都上演起《家》來，藉以多多號召觀眾了。一部作品擁有如許讀者和觀眾，至少這部作品可説是不朽的了。”他接著分析其中主要原因，和李健吾的看法一樣，“是在於他具有豐富熱烈的感情，貫穿于他文字中間的是對人間的熱愛……”因此引起青年讀者“內心熱烈的共鳴，……深受青年讀者的歡迎了。”(《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上海《雜誌》月刊第9卷第6期，1942-9-10)

　　即使在戰亂時期，也有類似情況，請看：“要是你生活在學生青年群中，你便可以看到巴金的作品怎樣地被喜愛。儘管大熱天，儘管是警報，綠蔭下，岩洞裏，總有人捧著他的作品狼吞虎咽，上課，儘管老師講得滿頭青筋，喉頭像火，他們卻在講台下盡看他們的《家》《春》《秋》，有時淚水就冒充汗水流下來，夜半巡宿舍，儘管燈光似磷火，也有人開夜車，一晚上吞噬了六七百面的《秋》並非奇怪。而到書店，口袋裏有錢，則唯巴金是問，無管那是好是歹，是散文是小説，無錢，則掃著貪婪的眼光，若是稍不自私的書主，肯把書出借，半月一月後，準是沒有了封面。”“這是人們經常挂在他們的口上：反抗家庭的，説是《家》的‘覺慧’，‘覺民’，‘作揖哲學’的是‘覺新’……對於婦女群，她們更落落數得出像‘梅’、像‘鳴風’、像‘瑞玨’……總之，他(她)們記得爛熟，他們談論得唾沫四射，有如書場爭辯《三國志》或《封神演義》《水滸傳》的人物和事件。”(林螢聰：《論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柳州文叢出版社1943年版)

　　這些評論家、學者一反平日正襟危坐、板著面孔論道的樣子，竟都是不約而同地用那麼熱情、形象、生動的文字描述巴金迷們的如癡似醉，可見其真實、普遍；也説明評論家、學者們也被感動了的事實。

　　法國傳教士明興禮博士在四十年代後期，與巴金有過多次通訊，討論巴金與西方文化思想的關係；1946年還曾訪見過巴金。他在他的著作《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中認為：“巴金小説的價值，不只是在現時代，而特別在將來的時候要保留著，因為他的小説是代表一個時代的轉變，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無數的中國人所表演的悲劇。作者個人的經歷的敘述，在很多青年的心中引起了共鳴。為什麼《家》會有這樣大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代表了中國大多數青年的自傳。”

　　他還引述了另一位傳教士卜相賢在《中國學生》中的一段記事：“我多次問學生們最喜歡讀什麼書，他們的答覆常常是兩個名字：魯迅和巴金。這兩位作家無疑地是1944年的青年的導師。讓我看來，巴金對學生們的影響好象比魯迅先生的更大一些，所以他負的責任也比較重。我常聽青年人説，巴金認識我們，愛我們，他激起我們的熱烈的感情，他是我們的保護者。他了解青年男女被父母遺棄後生活的不幸，他給每個人指示得救的路：脫離父母的照顧和監視，摒棄舊家庭中的家長，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對結婚問題，是青年們自己的事，父母不得參與任何意見。……”

　　卜相賢與巴金並未見過面，只是作為一個當事人的親見親聞，提供的這個情況，是一段非常重要而可信的證詞。他進一步證實了李健吾的話。可以看出，當時青年讀者把巴金看成可以向他傾訴心事的可信任的導師和朋友，看成願意跟隨他所指示的道路前行的先行者。這就遠遠超越了對於一般作者的所謂喜愛、崇拜之情。更不是現在有些評論者用一些流行的時尚説法，妄加評論，説巴金作品是“煽情感傷”“抽象誇張”的通俗傳奇，是那時傳媒、商業社會製造出來的“青春偶像”“社會偶像”云云。

　　從上面所引述的一些歷史資料，我想至少可以有這樣幾點共識：

　　在三四十年代，巴金的作品曾經風靡一時，擁有廣大的青年讀者群，以至曾經影響過好幾代青年的人生。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藝術魅力贏得讀者喜愛的。他是用發自內心肺腑的真實感情，與時代共鳴的感情，感染讀者的。他用對人類真摯的深沉的愛，去點燃青年讀者的心，喚醒他們的良知、人性和愛。

　　他的感情，無論是悲哀的，感傷的，痛苦的、激憤的……都是鼓舞人向上的，進取的，追求光明的，向黑暗勢力戰鬥的；更希望人們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因此是一種正義互助獻身之情，美好之情。

　　因為他愛人類，愛讀者，他也就擁有了大家的愛。他是幸福的!

　　《報告文學》2003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