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生命艱難地延續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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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是長壽的。到2003年11月25日，他將度過99歲生日，按照中國傳統，這也是百歲華誕。從1904年走到今年，巴金跨越兩個世紀，生命的行程整整走了一百年。在中國作家中，如此高壽是少有的。喜愛他、敬重他的親友、讀者，自然為他的長壽感到高興。

　　長壽是一種幸福，然而，病魔折磨下的長壽卻是巴金的痛苦。

　　生命的延續極為艱難，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巴金幸或不幸，在承受痛苦中走到生命的第一百個年頭。

　　巴金早年身體多病。十四歲時，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進入英語補習學校唸書，剛剛一個月，就因病輟學。1925年，他到北京曾想報考北京大學，卻被檢查出有肺病，不得不放棄。肺病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疾病，巴金的親戚或友人中，就有多位因肺病而英年早逝。這就難怪在巴金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寫，並且因患病而發生情緒、思想的變化。《滅亡》中的杜大心、《寒夜》中的汪文宣等都是如此。寫《滅亡》時正是巴金治療肺病與休養的關鍵時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殺軍閥以解脫痛苦的念頭。

　　肺病痊癒後，巴金的生理機能卻出奇地好。雖然七十幾歲時，巴金已經步履蹣跚，言談乏力，同另外幾位老人比他年長或稍小的作家相比，如夏衍、冰心、施蟄存等相比，要明顯衰老。但這只是外表，除走路、説話困難之外，他的記憶、思維一直非常出色。而且，我注意到，從1982年第一次見到他，十幾年裏，他的樣子外表上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説話聲音越來越小，氣力越來越弱而已。他一次又一次闖過難關，一次又一次挺過來再次拿起筆，一直到1999年病危時被插氣管搶救，他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

　　生命艱難地延續著。因為有優越的醫療條件，有愛戴他、尊重他的醫護人員精心週到的治療與照顧，同時，更在於巴金有良好的身體機能，有超出常人的承受痛苦的堅韌精神與頑強的生命力。

　　生命在病房裏延續。自年過九十之後，療養院和病房就漸漸成了巴金最後的家。在新的家裏，巴金感受著家人與醫護人員對他的愛，也承受著痛苦，在痛苦中繼續著回憶、寫作與思考。

　　“把心交給讀者。”

　　“我惟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

　　這是巴金晚年的心願。這也是他的自信。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永遠與作品同在，與讀者同在。

　　陸正偉先生作為晚年巴金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他一方面為巴金拍攝了大量生活照片，一方面還為巴金讀報、讀刊物。從他關於病中巴金生活的記敘文章，我們了解到巴金每當聽他念文章時，隨時會發表評論。他正是以這樣的方式，關注著時事，關注文壇。

　　病中的巴金還是一團火，用他的真誠用他的愛感染讀者、感染周圍的人。每當看到有哪個地方受災，第二天就會吩咐家人到郵局去，化名給受災地區寄錢。對“希望工程”，資助貧困孩子唸書，他也有著同樣的熱情。1997年夏天，當上海文藝出版社將巴金、柯靈等人的簽名本拍賣所得款項資助一所貧困地區的小學時，巴金欣然用顫抖的手為學校題寫校名－－－石關希望小學。幾年來，他到底給多少次為受災地區捐款、為貧困學生伸出援助的手，家人沒有統計過。他用的化名，使收款人絕對猜不出匯款人就是這個寫出《家》《春》《秋》、寫出《隨想錄》的巴金。

　　對於巴金，想做的就是獻出他對這個世界的全部的愛。不求回報，不求張揚。從熱情投入社會革命到勤奮創作一生，從捐款十五萬元倡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到不間斷地資助貧困學生，他都在奉獻著自己。用他半個多世紀前所説的話來説，奉獻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三十年代初他曾這樣説過：“讓我做一塊木柴罷、我願意把我從太陽那裏受到的熱放射出來，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溫暖。”在前幾年宣佈封筆的時候，他説過：他不能再寫作的了，但他將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一生追求，來證明自己的心永遠與讀者在一起。在人們眼裏，巴金這樣説，也正在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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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我到杭州去看望在那裏療養的巴金。我發現，儘管九十三歲已過，巴金思路之敏捷、記憶之清晰仍然讓人吃驚。試試他的手勁。左手明顯強過寫字的右手，用力緊握，居然讓人還有一種痛感。不過，他説他氣不足，説話困難，很痛苦。他思想，他回憶，苦於氣力不足，無法把內心裏的話説出來，無法毫無障礙地與人們交流。交談時，看得出來他的思維走得很快，他能敏銳抓住你所講述的較為深入的問題，並很想表達出來。可是，只見他嘴唇顫動，想説的那句話卻遲遲説不出來。對於一個一輩子願意將心交給讀者的作家來説，這恐怕是最無奈的痛苦。

　　“氣不夠，氣不夠。”巴金反復説。見大夫為他喂參湯。我寬慰他説：“不要著急。你看這不是在給你補氣嗎？”他微微一笑，卻又分明表示他明白我的話是一種安慰。

　　我是在9月初在蘇州大學參加第四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後，專程來到杭州看望巴金的。蘇州大學即過去的東吳大學，巴金的三哥李堯林曾在那裏念過書。我告訴他，蘇州大學將東吳大學的校園建築保護得非常好，一個秀美、安靜、值得蘇州為之驕傲的校園。他馬上接過話説：“我去過。”我問住了多久，他説住了兩天。我又問：是什麼時候？他説是在去法國之前。他去法國是在1927年。1927年到1997，整整七十年，但他卻記得這樣清楚。

　　去看望巴金的那天，我和兩位朋友剛剛到煙霞洞喝過茶。我告訴他，胡適當年曾在那裏住過幾個月。他則説：“劉師復的墓……”只有這幾個字，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劉師復的墓也在煙霞洞。巴金曾在文章裏寫過，當年他第一次到杭州，便到煙霞洞祭掃過他所敬重的劉師復這位中國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家。我又一次問他是什麼時候到煙霞洞，是二十年代到法國之前嗎？他明確地説：不是，是在1930年，從法國回來之後。

　　令人高興的記憶力。一次難忘的交談。

　　我將討論會的情況向巴金做了介紹。自1989年以來，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氣氛越來越活躍，宣講論文、討論、甚至辯論，真正開始了一種學術與心靈的交流。聽了這些介紹，巴金沒有説別的，只是説了一句：“要實事求是。”每次見到他時，他都講這句話。我理解，正如他這些年反復強調的“講真話”一樣，他也希望對他的研究，立足於實事求是，不切實際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評，都是不可取的。

　　談話中，我們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寫的交代。巴金的女兒小林説有很厚一摞。我便説，應該整理出來。的確，巴老一直為建立“文革”博物館而疾呼，他把這作為反思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看來，以後的人們大概會因為他提出這一建議而永遠記住他。我想，類似于他的交代這樣的歷史文獻，是應該加以收集與整理的，並且應該盡可能使之出版。我對巴老説：“其實可以將它整理出來，如果出一本書，會有很大價值的。”他馬上反應説：“等我死了之後再出。”思維的敏捷頓時表現出來。我又説：等哪天精神好的時候，可以先為這些交代寫幾句話放在那裏。他點點頭，表示同意。

　　一年之後，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還是説，等他死之後再發表。我説趁現在身體還好，寫一個序，哪怕幾句話也行。我和小林都這樣試圖説服他。他説：“我考慮考慮。”第二天去問他，他還是執意不允。他説我：“你性子怎麼這麼急？”我笑笑，説：“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時候你急起來可比我急得多。”他説：下次你來再説吧!

　　誰料想，隨後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件大事一直縈繞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隨想錄》中提出這一構想以來，巴金並不是像有的批評者所説的那樣，很快就放棄了這一構想，退縮到只顧編輯個人全集的避風港之中。沒有，他從未放棄過個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療養住所為《十年一夢》增訂本新寫了一篇簡短的序：

　　十年一夢！我給趕入了夢鄉，我給騙入了夢鄉。

　　我受盡了折磨，滴著血挨著不眠的長夜。多麼沉的夢，多麼難挨的日子，我不斷地看見帶著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蕭珊。夢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撲來。

　　在痛苦難熬的時候，我接連聽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手結束生命的。夢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我不是戰士！我能夠活到今天，並非由於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個真理：

　　任何夢都是會醒的。

　　這是年過九旬的老人再次發出的聲音。這一年，“文革”爆發即將三十週年，多少人沉默著，也有人還在用所謂新的理論來尋找“文革”的好處，但巴金依舊在反思，在呼籲，在提醒人們切勿忘記歷史血的教訓！難道我們還能要求九十歲的老人做得更多嗎？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譯家草嬰來看望巴金時，帶來了一位特別的客人，他就是編寫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的楊克林。楊克林帶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資料圖片，巴金坐在輪椅上認真地瀏覽。楊克林在這本圖錄的後記裏寫到，巴金對他説：“這件事應該做，“文革”博物館每一個地區都應該建立。”巴金不僅答應將自己寫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館》一文放在書首，還用顫抖的手為畫冊題詞：“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楊克林後來感慨地説：“這是一位偉大的哲人發自心底的聲音，是我們民族自信的表現。”草嬰擔任大型畫冊《“文革”博物館》的顧問，他在序中這樣寫道：

　　當然，紙上的“文革”博物館不能代替收藏實物的博物館，但在正式的博物館建立之前先有一部這樣的大型圖錄，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也因為這個緣故巴金對這部圖錄的問世感到由衷的喜悅，並對編著者表示真誠的感謝。我深信，編著者所獲得的感激決不止是巴金一人，因為，炎黃子孫將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這樣的歷史悲劇，其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分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錄了數千張歷史照片，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為止關於“文革”歷史的資料最齊備、敘述最有力度的著作。這無疑是晚年巴金高興看到的一項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還是在杭州，又走來專程從美國來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給巴金帶來的禮物，是畫冊《“文革”博物館》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與巴金商討該畫冊的英文版的翻譯與出版事宜。此時的巴金，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激動地聽方女士講述關於這本畫冊的一切。他落淚了，他著急地想説些什麼，但卻難以表達。最後，他斷斷續續地説：“我一激動就説不出話。”

　　不必再説。一切巴金都早已表達出來了。幾個月後，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氣管搶救。經搶救，他又一次活了過來，但説話已極其困難。因此，與方女士的見面，或許就是巴金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最後一次交談。

　　3

　　躺在病床上，重溫友情，也是支撐巴金生命的另外一種動力。

　　一個人能夠被他人懷念是一種幸福，一個人願意懷念他人同樣也是一種幸福。對於巴金來説，友情從來就是他生活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他説自己很痛苦，但實際上，這種回憶友情的過程，對於他又未必不是一種慰藉。一個老人，能夠動情地懷念故人，寫出溫馨動人的文字，這該是一種難得的快樂。儘管寫作過程常常顯得艱難而痛苦。他説他有許多話要説，有許多文章要寫，卻力不從心。字越寫越大，手也抖得越來越厲害。1998年3月，巴金用了幾天時間，給蕭乾寫了一封信。一百多個字，寫了滿滿四頁紙。這是目前所見巴金病重前親筆所寫的最後一封信。蕭乾當時住在北京醫院，原件意外丟失，幸好小林保留了複印件。病中的蕭乾，為信件遺失而耿耿於懷。幾個月後，蕭乾逝世。

　　儘管早就説過要封筆，但是，巴金卻從來沒有做到。像他這樣一個把創作視為生命的作家，只要身體狀況允許，是不可能放下手中的筆的。1997年，他完成了譯文全集的所有序跋，接著對曹禺的懷念，又佔據了他的心。

　　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華東醫院看望巴金，他説他正在寫一篇懷念曹禺的文章。説是寫，不如説是“説”。他寫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幾句，由女兒小林記下，再念給他聽，加以補充。他用了兩個星期時間，剛剛完成前面一個部分，大約幾百字。他説還要繼續寫下去。

　　一個月後，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經完成了這篇《懷念曹禺》。似乎想説的話很多，老人留戀的往事也很多。令人驚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續寫而成的文章，仍如他過去的作品一樣渾然一體，流淌著動人情感。還是那種真誠，似乎平淡的表述，卻又分明有著意猶未盡的深沉。讀它，完全可以感受到這位九十四歲高齡的老人，思想還依然活躍，還在用筆傾訴著心中的感情。

　　寫完這篇《懷念曹禺》，巴金還想繼續寫下去。他告訴我，1998年是鄭振鐸遇難四十年紀念。幾年前他曾經開始動筆寫懷念鄭振鐸的文章，可是一直沒有完成，他想在這一年繼續完成。1922年，巴金生平第一次發表文學作品，是在鄭振鐸主編的《文學旬刊》上，這讓他終身難忘。然而，已經動筆的這篇文章，再也沒有寫完。這樣，《懷念曹禺》也就成了從事寫作將近八十年的巴金最後完成的作品。

　　1999年2月，巴金的生命又到了一個轉捩點。

　　從事多年文藝報道、與巴金熟悉的新華社記者趙蘭英女士，在一篇通訊中詳細記敘了巴金這個月的醫療經過：

　　1999年2月7日，是大年初一，市領導要來給巴金拜年。前兩天巴金有點感冒，心內科崔主任不放心，一大早趕來，仔仔細細為巴老檢查了一遍。不料2月8日清晨，巴金的體溫上去了。醫院立即組織搶救小組，經過會診，認為巴金是因呼吸道感染引發高燒的。當晚20時，巴老的體溫達到39度，呼吸衰竭。23時，搶救小組為巴金在氣管處插上管子，通過呼吸器將痰吸出來。第二天，巴金被轉入重症監護病房。2月14日，醫院為巴金在喉管處作了手術，以幫助吸痰。22日，又發現巴金心律失常，心衰……就這樣，幾度垂危，又幾度衝越過去，巴金在搶救室度過了20個令人心焦的晝夜。3月1日，巴金轉回病房。這時，久未開口的他突然説道：“謝謝大家！我要為大家活著。”這次搶救後，巴金基本上只能直躺在床上。

　　生命在無奈中、痛苦中延續。

　　巴金不願意這樣經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搶救，他一度拒絕為他做喉管手術，甚至請求讓他安樂死。然而，他已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躺在病床上的巴金，生命的延續該付出多少代價。不只是個人生理上的痛苦，更有精神上的痛苦。他既然無法辭去一個又一個社會職務，也就得繼續由別人以他的名義發表並非屬於他自己的聲音，也就必然要承受由此而帶來的某些誤解甚至非議。

　　每當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裏真的有一種悲涼。

　　無法避免的現實。三十年代時，巴金就反復地説自己是一個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裏是充滿了矛盾的，感情與理智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愛與憎的衝突，這些就織成了一個網把我蓋在裏面……我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掙扎。我時時都想從那裏面爬出來，然而我不能夠突破那矛盾的網，那網把我束縛得太緊了。”七十年後，巴金還在重復著自己的過去。只不過如今他面對的是另外一張網，經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縛而已。

　　且讓我們用充分的理解來為病中痛苦的巴金祝福吧！

　　且讓我們以冷靜的心態、思索的目光，凝望百年行程中用自己堅毅的步履艱難行走的巴金吧！

　　在即將迎來巴金百歲華誕時，我們會為他送上鮮花，為他唱一首《祝您生日快樂》。對於巴金，我想，他需要的不是銅像，不是大張旗鼓的慶賀，不是漫無邊際的讚頌。更該做的事情是將他放在應有的、恰如其分的歷史位置上，用更加客觀、更加冷靜的態度來分析他，來描述他。

　　這一個百年，堪稱中國歷史上變化最為迅疾的百年。百年間，晚清、民國、共和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換，思潮涌動，風雲變幻。多少風雲人物在百年曆史舞臺上走過。有的如電閃雷鳴，來去匆匆，人們還來不及看清他的容顏，他就消失在無邊的夜色裏，沒留下多少痕跡；有的如大江大河，洶湧奔瀉，波撼千里，人們仿佛永遠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動，聽見不息的迴響；有的如潺潺溪水，沒有引亢高歌，也非恢弘壯觀，但它執著，它堅韌，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百歲巴金以他自己的個人姿態走在歷史畫卷中。

　　我很難用單一的比喻來概括他。有時他如電，如雷，如激流；有時又如陰雲，如濃霧，如溪水。不同生命階段，表現出不同的感情形態、生活形態。他就是這樣以獨特的生命方式走過了一百年。他為百年中國創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複雜、矛盾的性格，都已成為巨大的存在，為我們解讀百年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範例。

　　百歲巴金屬於百年中國。百歲巴金也將屬於未來。

　　2003年8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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