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與中國現代文化建設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3日 14:08

　　2000年6月，由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主持的首次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報告顯示，巴金被列在讀者最喜愛的作家之第四位；2003年6月，由新浪網等17家媒體聯合進行的大型公眾調查結果也表明，巴金名列“十大文化偶像”之一。已經過去的世紀正是中國文化從傳統邁入現代的歷史時期，巴金的創作所引發的特殊文化效應，無疑對正在生成的現代文化産生深遠的影響。我們有必要結合社會轉型、文化重構的歷史背景，探討巴金及其創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化建設中的特殊作用和意義。

　　從1929年年初《滅亡》在著名的文學刊物《小説月報》上發表而走紅，巴金三四十年代的《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五六十年代的《英雄的故事》、《生活在英雄們中間》、《團圓》（後被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以及八九十年代《隨想錄》、《再思錄》，在發表的當時以及後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對讀者産生著巨大的影響。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巴金研究的學術空間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許多研究者已不滿足於僅把巴金當作一個作家來認識，而開始把其當作一種文化現象，力圖在文化的層面上對其進行更為全面的考察。巴金對正在生成的中國現代文化的影響應當成為我們當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直面社會感時憂國

　　在正式步入文壇之前，巴金就已有過將近10年的從事實際社會革命活動的經歷。他早年從母親和底層勞動者那接受了樸素的人道思想和質樸的正義觀念。“五四”運動之後，他又從安那其主義者和俄、法國革命黨人的著作中吸取了近代思想革命的養分，從而形成了自己鮮明而牢固的社會政治信念。作為一個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始終沒有忘懷文學的社會使命。他説：“我的作品中無論筆調怎樣不同，而那貫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卻是一致的。自從我執筆以來，我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永遠忠實地守住我的營壘，並沒有作過片刻的妥協”。《激流三部曲》憤怒地控訴了封建專制的罪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制度的吃人本質；《寒夜》抨擊了不公平的金錢社會、罪惡的侵略戰爭，以及國民黨當局的腐敗統治。郭沫若説：巴金始終“是文壇上有數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終站在反對暴力、表現正義的立場，決不同流合污，決不賣弄虛玄，勤勤懇懇地守著自己的崗位，努力於創作、翻譯、出版事業，無論怎麼説都是有助於文化的一位先覺者”。共和國成立後，他把自己的熱情融入了社會主義的大合唱，《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透露出的是對政治民主和藝術民主的渴求和呼喚，而《隨想錄》和《再思錄》更是昭示了一代資深作家感時憂國的情懷和高度自覺的現實批判精神。

　　關注家庭思考倫理

　　在巴金的許多小説中，社會的批判往往是與家庭問題的探討聯絡在一起。從《激流三部曲》等小説對封建舊家庭全景式的描摹，《寒夜》等小説對“五四”思潮影響下建立起來的現代家庭的關注，到建國後《團圓》等小説對革命家庭的讚嘆，巴金的作品客觀上反映了由於社會文化變遷所帶來的家庭生活模式的嬗變。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中國傳統的宗法制度中，“家”則更被賦以某些特殊的文化意味。因此，在家庭模式發生急劇變化的20世紀，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無不對家庭問題表現出某種特殊的關注。“五四”前夕，魯迅的《狂人日記》率先從現代啟蒙者的角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對家族制度的種種弊端有了具體形象的揭露。一方面，作者集中筆力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專制與不義、愚昧與殘酷；另一方面，《激流三部曲》還展示和歌頌了封建家庭內部年輕一代的覺醒和反抗，揭示了時代生活的變遷給封建家庭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從而“宣告一個不合理制度的死刑”。到了40年代的《憩園》、《寒夜》等作品中，他又就姚國棟、汪文宣兩個家庭所潛藏的包括家庭觀念、家庭道德、家庭成員間關係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更為集中深入的探討。《寒夜》在婆媳矛盾而引發家庭悲劇這一傳統的敘事母題中融入了複雜的現代語義。作者通過汪文宣、曾樹生以及汪老太太的種種艱難的選擇提醒現代讀者思考：在同一家庭中，人與人之間應如何克服觀念衝突與性格差異而和睦相處？是相互理解與諒解，還是相互苛求與指責？是恪守傳統的道德規範和家庭秩序，還是尊重人的個性，營造一種自由開放的家庭模式？而每一個人對家庭應承擔怎樣的責任與義務，又可以享有怎樣的自由與權利？

　　在中國家庭模式發生急劇變化的20世紀，巴金的作品繼承和深化了魯迅所開創的對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對現代家庭問題的理性思考的新文學傳統，為中國家庭模式的現代轉換提供了獨特的文化思考。

　　觀照靈魂建構人格

　　近代以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尋找救國救民良策過程中，都不約而同地感到改造國民靈魂，重鑄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性，巴金的創作也充分顯示了這方面的獨特思考。他通過對健全人格的探尋和對畸形人格的批判，為讀者建構或展示一種理想的現代人格。巴金通過覺慧和李佩珠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對於理想英雄的人格神話的建構。到了40年代，他極力挖掘和弘揚的則是存在於許多普通人身上的“不害人，不欺世：謙虛，和善，而有毅力堅守崗位”的人格精神。與此同時，巴金還通過周如水、高覺新、汪文宣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刻畫，對保守的、畸形的人格進行了深刻挖掘與批判。新中國成立後，巴金的創作主要弘揚志願軍戰士“一人吃苦，萬人幸福”，把個體的生命聯絡到事業和群體之中的理想人格和“征服”困難的硬漢精神。他把自己放在靈魂的天平上，嚴厲而自覺地進行人格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完善，再一次向人們展示了現代人所應具備的人格取向。綜觀巴金及其作品的人格追尋可以看出，他強調一個健全的現代人必須具有獨立完善的思想意志、堅定執著的理想追求和高尚純潔的道德情操，他強調人必須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覺的群體意識，必須有社會的責任感，這體現的是對現實社會博大的人文關懷。而哪怕作為人類社會普通的一分子，至少也應該做到“善良些，純潔些，或者對別人有用些”，這連同前面提到的“不害人，不欺世”，則是現代人的行為準則或道德底線。巴金用自己的創作，也用自己的身體力行，影響著無數讀者思想人格的形成，從而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現代國民文化性格的重鑄。

　　尊重傳統關心讀者

　　在半個多世紀的文學生涯中，巴金的創作無疑也受到了各個時期不同文學思潮的影響。但是作為一個有影響的作家，他在接受影響的同時也自發地推動了不同文學思潮的産生和發展。在文學形式的歷史轉換中，巴金的創作也較好地把握了繼承民族傳統和借鑒外來有益經驗的關係、較好地處理了嚴肅文學追求與通俗的表現方式相結合等問題。

　　巴金的創作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了外國文學多渠道的啟迪，他在《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曾説過：在中國現代作家中，自己“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一個”。但巴金的作品卻又保留了比較鮮明的民族特色。他的小説大都有較強的動作性，故事完整，很少採用多線索齊頭並進的結構方法，大多按事件發生先後的時間順序安排情節。巴金的不少小説包含濃郁的民族韻味，他筆下那些青年男女的恩恩怨怨，使人聯想到傳統小説中的敘述模式，《寒夜》承接了《孔雀東南飛》的敘事母題，《秋》對枚的婚事的描摹為人們提供了一幅民族特色的風俗畫。甚至在人物的命名、形象的比附以及氛圍的渲染等方面，巴金的小説也與傳統的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巴金是少數幾位始終自覺關注讀者接受因素的現代作家之一，他尊重中國讀者的接受期待和欣賞習慣，努力貼近現實人生，貼近受眾話題，常常通過傳統的對比手法或非敘事話語的補充保證語義的明晰性。他特別注重文字表達的通俗曉暢，作為一位通曉幾門外語的翻譯家，他卻從不使用詰屈聱牙的字句或冷僻的詞彙，筆下也很少出現生硬的方言行話或嘩眾取寵的外文。總之，巴金自由地出入于高雅與通俗之間，在他的作品中，西方文學的影響已被本土化，傳統文學的基因也已被現代化，這種嚴肅的文學追求與通俗的表現方式的成功結合，這種繼承與借鑒的辯證統一，無疑都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過去的世紀已經成為凝固的歷史，巴金等許多作家的作品也已成為中國文學的現代經典，對於剛剛跨入新世紀，面對如何繼續推進和完善中國的社會進程，如何直面西方價值觀念衝擊下的家庭動蕩和人格缺失，如何在信息化時代持守文學的獨立品格和民族精神的人們，這種歷史的追尋自有其獨特的意義。比照先賢，面對鏡鑒，從巴金及其創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化建設中的特殊作用和深遠意義的追尋中，人們將得到有益的啟迪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