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活得最苦的老人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02日 13:33
他的赤誠纏繞著深深的自責和沉重的懺悔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也是世紀不老的良知。
一個大氣磅薄,熱情澎湃的書生,一個從未停止過對敵人攻擊的精神戰士。從天堂到煉獄,再到重返人間,這個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最熱情的老人,他的生命與思想同在,與文學同在,更與良心同在。他的一生都在尋夢,他的一生都活在激流中。是啊,激流中,他像一隻巨擘,指引我們前行的方向!
巴金100年的生命歷程,映射了一個獨特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軌跡。他豐富而獨特的人格,他的赤誠,他的憂鬱,他的反思,無不表現出一個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對於時代的良知。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是中國的良知,是世紀的良知。
這一家的罪惡我來救贖
因為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才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個社會聯絡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的性格的根柢。
我們愛一隻貓,一隻小鳥。我們愛一切的人。這個愛字就是母親教給我的。
100年前的11月25日,一個嬰兒在成都一個大家庭中降生了……“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裏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巴金對童年時代的回憶,是從廣元開始的。那是1909年,父親李道河被任命為廣元縣知縣。那時,巴金5歲,仁慈的母親成了他人生中第一個老師。三哥打了丫頭,受到母親的責備;父親在審案時動用毒刑,經母親勸説過後不再用刑……母親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愛的種子。
因為要“愛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裏,巴金喜歡和“下人”們在一起。他常説:“我是在僕人、轎夫中長大的。”“在鴉片煙燈旁邊,我曾幫過轎夫們燒火煮飯。在這一群沒有知識、缺乏教養的人中間,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態度,我得到了那個近於原始的正義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個告訴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轎夫老周,稱做是除母親之外的“第二位先生”。
“我説我不是做一個少爺,我要做一個站在他們一邊、幫助他們的人。”在巴金的心靈深處,暗暗隱藏著一種“贖罪”的心情:“老一輩的罪過,要由我們去償還。”巴金通過《滅亡》中李靜淑之口説出自己的誓言:我們宣誓我們這一家的罪惡應該由我來救贖。從今後我們就應該犧牲一切幸福和享樂,來為我們這一家,為我們自己向人民贖罪,來幫助人民。
跟著別人高呼“打倒巴金”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
1957年6月,巴金去北京參加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會議歷時半個多月。他一到北京“就感覺到風向改變,嚴冬逼近,坐臥不安,不知怎樣才好”。正好此時,《文匯報》記者向他約稿,他“當然一口答應,我正需要用這種表態文章來保護自己”。巴金躲過了一場劫難,他也“想多找機會表態”,因而寫了一些文章。這時的巴金喪失了自己,喪失了他一向主張的“獨立思考”和“講真話”的勇氣。
跟著別人説假話説得多了,巴金似乎漸漸不會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了,他跟著別人高呼“打倒巴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死心塌地地做起“奴隸”來了。
在那種特定的歷史時期,堅持真理,不軟弱不説假話的中國人可能不多,但巴金老人並沒有以此來原諒自己,他反省,他懺悔,他自我批判;為了幾十年前對路翎的批判,上世紀80年代他鄭重寫出《向路翎同志道歉》一文。
巴金髮現自己在那段日子也曾像奴隸似的心甘情願地低頭認罪,主動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夢》中,他痛苦地喊出了這樣的自譴:“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的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他的偉大就在於真誠。巴金説過,他為讀者而寫,為讀者而活著。其實,他也是為歷史而活著,他用《隨想錄》繼續走著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卻很執著。有過苦悶,有過失誤,也不斷被人誤解,但他始終把握著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義寫得無比美麗。這就是為什麼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稱為“世紀良知”,“知識分子的良心”。
文字摘自《走進巴金的世界》、《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肖像》、《中華讀書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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