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程頤的洛學與朱熹的閩學（光明日報）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20日 09:43

　　高秀昌

　　北宋時期，生活在洛陽的二程（程顥、程頤兄弟）所創立的洛學應該説是河洛文化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晶；而南宋朱熹所創立的閩學則以二程洛學為主幹，終於集理學之大成。

　　程顥（1032 1085年）,字伯淳，世稱為明道先生，擔任過縣主簿、縣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等職。程頤（1033 1107年）,字正叔，世稱為伊川先生，曾任汝州團練推官、京西國子監教授、崇政殿説書等職。因為二程少年時都從學于周敦頤 1017 1073年 ，後又長期在洛陽（伊洛）講學，所以他們的學説或學派就被稱為“洛學”或“伊洛之學”、“河洛之學”、“中州正學”。

　　朱熹（1130 1200年），字元晦、仲晦，號晦翁、晦庵，別號紫陽，擔任過縣主簿、樞密院編修、秘書郎等職。朱熹祖籍徽州婺源，生於福建龍溪，長于建甌、崇安，講學于八閩大地，死後葬于福建建陽大林谷。因為他一生主要的學術活動在福建，所以世稱朱熹創立的學説為閩學，亦稱朱子學，又因朱熹晚年講學于考亭，故閩學學派又稱考亭學派。

　　由二程兄弟所奠基的宋明道學（亦稱宋明理學）是不同於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新儒學形態。二程兄弟在創立洛學思想體系的過程中，以儒家道統人物自居，以儒為宗而兼採佛道，使中唐以來的儒學復興得以真正奠基，從而也使以儒家為主幹的中華文化得以薪火相傳，慧命相續。

　　洛學原本是一個地方性學派，但因其義理之學的普遍性、哲學系統的開放性而具有了向多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因而，洛學自北宋以降，經門人後學的不斷發揚光大，就穩居中國社會主流學派之地位。在洛學的發展過程中，一是經歷了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四代師承，形成了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二是經歷了王信伯、陸九成、林艾軒、陸九淵、王守仁等而形成了以陸王為代表的心學；三是經歷了胡安國、胡宏父子及張南軒而形成了湖湘學派；四是經歷了周行己、許景衡、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人的師承而形成了永嘉事功學派等。朱熹從小就受到二程洛學的熏陶。他的父親朱松是洛學的崇拜者，師從二程再傳弟子羅從彥。朱熹也遵父命師事受洛學影響的劉勉之、劉子翚、胡憲等人，後又受業于二程的三傳弟子李侗。李侗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對經學、史學、文學、音韻學、自然科學等都有研究。因此，朱熹就有條件在他所師承的二程洛學的基礎上，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完成集理學之大成的歷史使命。朱熹所創立的閩學即朱子學成為南宋末至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學，影響至巨。

　　從哲學理論上看，二程所建立的以理為本的思想體系，對朱熹閩學的形成和發展産生了重大影響。概而言之，一是朱熹閩學以二程洛學的“理”、“天理”作為自己哲學的最高範疇，通過對理氣先後、理氣動靜、理一分殊的詳盡分析，建構了較為完備的理氣論；二是朱熹閩學承續二程洛學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並通過對格物與致知、格物與窮理、知行問題的闡釋，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格物致知論（即認識論）；三是朱熹閩學承接二程洛學對心性的論述，就心、性、情與理及其關係作了全面的闡發，建立了精緻、完整的心性學説；四是朱熹閩學繼續昌明二程洛學的“天理人欲”之辨，肯認二程的居敬、集義、克己復禮的修養方法，成就了較為完善的人生修養論。

　　除上述哲學方面的影響外，二程對朱熹的影響還有以下三端：其一，朱熹像二程一樣以繼承道統並以道統而自居。二程有明確的道統意識，如程頤説：“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朱熹對於重建道統也頗為重視，而且極為推崇二程，認為“二先生昌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表示“平生願學程夫子”。他説：“宋德隆勝，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夫子兩人出，而有接乎孟子之傳，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燦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朱熹編《伊洛淵源錄》，追溯道學或理學的淵源和傳承，該書分卷述説北宋理學創始人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等，並對洛學的門人弟子如謝良佐、遊酢、楊時、尹和靖等作了專述，構建了以周敦頤為開端、以二程為正宗、以張載為補充的正統的理學譜係，從而使閩學也像洛學一樣居於正統的地位。

　　其二，朱熹創立閩學也有如二程創立洛學一樣，是在一種相對自由的學術氛圍中實現的。二程以嵩陽書院、伊皋書院（即伊川書院）為基地，接納慕名前來求學的生徒，著書講學，答疑解惑，求道尋理，為二程洛學的創立和傳揚提供了一個平臺。朱熹所在的南宋時代，可謂是書院林立，據統計，當時有史可查的書院，僅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就有二百五十多處。朱熹繼承洛學的傳統，由他創建、修復，題詩、題詞以及讀書、講學過的書院達數十所之多。通過書院，朱熹求學讀書，傳道授業，與其志同道合的友人及門人弟子研精譚思，探賾索隱，祖述伊洛之學，融貫諸家之學，創立閩學，為中華文化的薪火相傳作出了重大貢獻。

　　其三，朱熹跟二程一樣，有一種嚴肅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體現了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的“四為”精神，而且還有一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自信。昌明聖人之道是程朱治學、講學的宗旨和理想。二程主張“學以至聖人之道”。朱熹盛讚二程“昭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朱熹心儀二程，既思想開放，兼容並包，又自信、自是、自得、自立。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二程奠基於前、朱熹集大成于後的理學成為主導兩宋以來中國學術思想達七百年之久的哲學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