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中的漢語地位問題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25日 14:19

　　戴昭銘

　　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遏止的世界潮流。然而全球化絕不是世界各國可以平等共享的盛宴，而是在更為開放的理念下，各民族、各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領域的全面競爭。這場競爭的激烈程度甚至將遠遠超過殖民時代和冷戰時代。隨著信息化浪潮席捲全球，往昔的戰爭威脅已變成了似乎溫情脈脈的文化擴張。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和表現形式。殖民時代的西方擴張已經以英語國家作為強勢文化的西方主體奠定為世界的格局，信息時代的全球化造成的可能後果是以“英語擴張”的方式建立起“文化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

　　漢語國際地位在不斷提升

　　面對英語擴張強勢，包括西方非英語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採取了相應的對策，在大力保護本土語言和文化的同時，積極推動本國語言在國外的傳播，以拓展本國或本民族語言文化的生存空間。漢語作為中國各民族的通用語言，承載著中國數千年的優秀文化，海內外以漢語為母語的總人數達13億之多，居各語種之首。漢語還是聯合國法定的6種工作語言之一。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漢語在國際語言生活中不佔優勢，更無法與英語相匹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向海外推廣漢語，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世界範圍的學漢語熱潮一直在升溫。目前全世界有85個國家的2100多所學校在教授中文，另有難以計數的中小學和社會辦學機構也在開展漢語教學，學生的總數近3000萬人。漢語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語言、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除外)的第二大語言。在日本有100萬人學習漢語，95%以上的大學把漢語作為最主要的第二外語。韓國開設中文系的大學已達140余所，以各種方式學習漢語的人數也有幾十萬，來華留學的人數超過兩萬人，為各國之冠。與國外“漢語熱”升溫的同時，中國吸納外國留學生的規模以每年5000人的速度遞增，僅2002年一年就吸納6萬多人，2003年的前10年累計吸納41萬人。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是來學漢語的。“對外漢語教學”目前已成為國內發展最快的學科專業之一。全國有300余所大學接受留學生。被稱為“中國託福”的用於測查外國人漢語程度的“漢語水平考試”(HSK)已被國際認可，成為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國家級漢語標準化考試。可以預計，隨著改革的深化，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的國際聲望和國際地位將進一步提高，漢語在國際上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將進一步提升。

　　全社會應重視國民漢語素養的提高

　　然而，與上述情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漢語素養的培養和提高，卻在國內被人們普遍忽視。其表現形式頗為複雜，不能不令人産生極大的憂慮。

　　教育政策中有關外語的規定的合理性問題。

　　我們在教學、升學、晉職晉級和部分就業領域，長期存在著輕漢語、重外語(主要為英語)的政策規定。一些規定造成了外語(主要為英語)成為邁向更高學歷、學術等層次的鐵門檻。於是，凡是旨在晉陞的學習，人們不分年齡、專業或工種，都在拼命地攻讀外語。他們不必顧及漢語的學習和考試(因為一般不考)，甚而忽視了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鑽研(專業考試比外語考試更容易通過)。在大學，外語(英語)有四、六級考試，漢語並無相應的水平考試；英語拿不到四級證書不能畢業，漢語水平再低卻照樣拿文憑。考碩考博，外語不達國家規定的當年分數線，就被“一票否決”，而有關部門並無可視報考專業性質不同而區別對待的規定。這種“一刀切”的要求，促使外語專業出身的考生紛紛跨專業考碩考博，考績竟大大優於在本專業的苦讀考生。從外語專業跨到其他專業的考生比例過高，研究生的外語水平升高了，專業功底卻下降了。一個畢業生的專業水準如果不高，僅有外語能力，專業上的創造能力也無從談起。從本科生到研究生，漢語能力，尤其是中文寫作能力普遍不高，以致于有的研究生組織不好一篇像樣的論文。

　　政策不僅要能確定普遍性的原則和導向，而且應當規定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靈活處理、區別對待的方式和界限。實際上不同的工種或專業對於外語的需要程度是不一樣的。外語考試在不同領域的晉陞考試中普遍設為門檻，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粗放的管理方式。倘若能夠把政策作細化的規定，對某些主要是使用中文資料的專業人員或考生，降低或免除外語考試的限制性門檻，在晉級晉職的考核中就可以使相當多的人不再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外語學習上。倘若必要，可以對那些降低或取消了外語門檻的崗位或專業的應試者加試漢語水平，或加高漢語能力測試的門檻，可提高人們對漢語重要性的認識，帶動全社會致力於個人漢語素養的提高。 　 關乎語言主權的所謂“雙語教學”問題。

　　近一兩年來，某些大學計劃實施以教學改革名義出臺的所謂“雙語教學”方案，而其內容，則是要求教師用外語(主要是英語)講授專業課，並把能否做到此項列為對教師能力和業績考核的內容。且不必説使用“雙語教學”這一概念是否正確，也不必説要求中國的大學教師在課堂上都用英語授課有無必要和可能，更不必説該做法對於提高學生的知識水平和創新能力是否可能，這項計劃和規定的致命錯誤首先在於放棄漢語主權，有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語言的主權問題關乎民族尊嚴，我們曾在閱讀都德的《最後一課》中有深切的領會。而所謂“雙語教學”的方案卻在並無外族入侵的壓力下打算讓中國教師改用外語授課。漢語究竟怎麼了？居然不適合在中國講臺上用作教學語言！這顯然不是一般的偶然失誤，而是在語言問題上民族自信心喪失的表現。一個民族首先要學會自尊，然後才能得到他民族的尊重。這裡的自尊也包括對自己語言的熱愛和尊重。在都德的祖國——法國，法語的地位在憲法中有明確的規定。政府為保護和推廣法語可謂是不遺餘力。1994年法國國民議會參議院還通過了《法語使用法》，規定“法語是教育、勞動、傳媒及公共服務部門使用的語言”，“公立和私立的教育機構中，教學、考試、選拔均應使用法語”。前幾年法國學者德里達來北京大學演講，大概考慮到自己已多年在美國任教，一度曾打算使用英語，但法國使館堅持要他使用法語，於是他使用了法語。

　　所謂“雙語教學”的方案，在實施中爭議較大，在一部分大學中未能完全行通。據知在武漢大學文學院，只有外國文學課使用外語教學，中國文學課和漢語課，現在仍用漢語教學。然而“雙語教學”對社會的影響較大，許多幼兒園居然也以“雙語”或“教英語”作為品牌招攬學生。台灣“教育部”在最近則明令禁止幼兒園全天教授美語，並且規定不能使用“美語幼兒園”或“雙語幼兒學校”等名稱招生。在幼兒學英語成風的大陸內地，這倒是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的。

　　窗口行業的首選語言問題。

　　由於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國進入WTO和籌辦2008年奧運會，國際交往與日俱增，在一些城市和地區來華和居華人員相對集中。交通、旅遊、商貿、餐飲、娛樂、警務等窗口行業的工作人員，在與外國人接觸時，應當首選什麼語言？這也是一個語言地位和語言主權問題。中國人謙遜好客，習慣於處處為對方著想，這本來不錯。但是如果認為與外國人打交道首選語言一定應當是外語，當拿不準對方用何種語言時，就一律先用英語，而不先用漢語，否則就不夠禮貌，這又失之過當了。試想我們中國人到了國外，能夠得到首選漢語的禮遇嗎？妥當的做法應當是，窗口行業的工作人員，以及一般公民，當接觸外國人時，應該首先用漢語招呼問候，當發現對方不懂時，再改用英語或其他語言。這樣既不失漢語尊嚴，又體現了尊重對方的善意。這可以作為一條接待紀律或原則加以規定，使有關人員遵守，同時在傳媒中加以宣傳，形成社會習慣。應當通過宣傳教育，使我們的全體國民都樹立這樣的理念：漢語是最好的接待語言，不得已我們才求其次；如果我們在可以使用漢語的情況下偏要遷就對方，堅持使用英語，會在有意無意中形成一種“西崽”相，反而不會得到對方的理解和尊重。

　　1976年，因發現J粒子而獲諾貝爾獎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丁肇中，在斯德哥爾摩的頒獎臺上，獲得頒獎委員會特許，打破受獎者必須用所在國家語言的規定，用漢語發表了他的受獎演説辭。丁先生這一寶貴的母語情懷寄託的是一位大師對中國科學崛起的殷切期望。作為當代的中國人，在全球化和英語擴張的聲勢中，更應把維護自己語言的地位和尊嚴與振興中華的偉大目標結合起來，用漢語在國際講臺上唱出更強的聲音。(作者係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委員)

　　《中國教育報》2004年4月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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