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人文話題知多少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29日 11:20

　　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最近揭曉，張平《抉擇》、阿來《塵埃落定》、王安憶《長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獲得此項殊榮。此次評獎，不像前幾屆那麼引起廣泛關注，媒體的反應也很冷靜。但此項大獎引出的話題，卻頗值得回味。透過文學評獎，也可看到當下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的某種狀態。

　　評獎的尺度

　　每一種評獎都有一個尺度問題，茅盾文學獎從第一屆（1982年）起，就貫穿著一種現實關懷的精神。那時的《許茂和他的兒女們》、《李自成》、《芙蓉鎮》等，就以現實性很強而引人注意。第二屆的《沉重的翅膀》，第三屆的《平凡的世界》，第四屆的《白鹿原》，在生活上較有厚度，都是難得的佳作。此次獲獎的《抉擇》也是現實性題材，但《塵埃落定》、《長恨歌》風格稍稍有變，則以文化上的隱喻而備受青睞。不過，歷屆評獎中，也有些藝術水準不高的作品登上大榜，至今已難能喚起重讀的熱情。看來，現實價值與審美價值，在此項評獎中存在衝突。在審美尺度日趨多元的今天，茅盾文學獎要做到人人滿意，並不容易。

　　説到茅盾文學獎，首先讓人想起茅盾自己的審美追求。他一生寫過多部長篇，對其中甘苦自有心得。茅盾關注的常常是寫實主義和典型化的原則，偏愛宏大敘事。後來的評獎者，大多延續了他的思路。那些以非宏大敘事筆法進行創作的人如楊絳、余華，就並未進入許多評獎者視野。明白了這一點，人們對此一獎項的定位，大概就清楚了。

　　這五屆評獎，共推出二十二部作品，人們為什麼選擇了它們而不是別的，可以看出文學批評標準在文壇上的一種確立。年輕的讀者雖然多已不太關注它們，但對中國千百萬的工農讀者而言，這種評判標準，是有著一定權威性的。它一定程度，也影響了中國民眾對長篇小説的興趣選擇。目前，某些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依然暢銷，像《平凡的世界》已再版多次，這確實説明了它的大眾性效應。

　　不同的聲音

　　對茅盾文學獎，歷來有不同的聲音。洪治鋼曾著長文《無邊的質疑》，對評委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歷屆獲獎作品的評選，與茅盾設立此獎的原始動機存在著一定距離。他認為造成了一種失誤，“這種失誤並非因為大量優秀的作品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失去了一次次證明自身藝術價值的機會，而是評委們審美眼光的偏狹，缺乏對小説藝術中一些基本常識的維護”。其實，歷屆評委中，觀點也不都太相同。這一次的評委李國文，就很推崇《日光流年》，但此書卻未能入選；有評委很看重王蒙的《失戀的季節》，然而畢竟未能贏得多數票。有學者認為，評獎中，民眾普遍接受的長篇，如《穆斯林的葬禮》、《平凡的世界》都榜上有名了，漏掉的則是先鋒性和十分個性化的寫作者。像余華、莫言、劉恒等，似乎一直與此項大獎無緣。其實，像《許三觀賣血記》、《蒼河白日夢》等，在精神的力度上，並不亞於獲獎者，但是，中國普通的百姓，和現在的評委們，其審美的天平，並未傾向他們。

　　作家的態度

　　筆者尋問了在京的幾位青年作家，想讓他們談談對茅盾文學獎的看法。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普遍比較淡漠，認為對青年作家，沒有感召力。但中老年作家，還是比較關注，覺得像《長恨歌》、《茶人三部曲》是較為出色的，也受之無愧。其實，許多作家，嘴裏不説，心裏還是很關心的。從前幾屆作家的反應看，人們把能否獲得茅盾獎，與榮譽和成就的認可聯絡起來。上一屆的《白鹿原》獲獎時，賈平凹就高興地寫道：

　　“作品的意義並不在於獲獎，就《白鹿原》而言，它的獲獎重在給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關於人格和文格的證名，從而使生存的空間得以擴大……上帝終於向忠實發出了微笑，我們全都有了如蓮的喜悅。”

　　記得姚雪垠生前，也曾把自己贏得茅盾文學獎，看成終生榮譽，姚氏在出訪外國時的簡歷上，曾鄭重寫上“獲過茅盾文學獎”。這種榮譽感，在許多作家那裏，多少也有過。我們看各省市一些作家獲獎後，作協部門的熱烈反應，當可見到此獎的分量。

　　不過，有一些得獎者，對此看得較為平淡。張潔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自己的那本《沉重的翅膀》時，認為一部作品寫完後，讀者的看法怎樣，和自己無關。劉心武在接受一位記者採訪時説：“我覺得這件事好像和我沒有關係，也不大關心……至於上次獲獎，那是某一天突然有人打電話來通知的，至於怎麼評的，我不知道。我一個電話沒打過，一個人也沒問過。”作家的不同態度，透露出個性的差異和價值取向的差異。茅盾文學獎作為文壇一種大獎，像日本的芥川獎，法國的龔古爾獎一樣，作家對它的看法的不同，已很自然了。

　　現實環境與評委視角

　　茅盾文學獎的特點之一，是注重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張平的《抉擇》所以得票第一，看來是反映了國人對反腐倡廉的精神需求，其作品被改成電影后，在社會引起較大轟動。茅盾先生生前就關注作品中的現實意義，此次評獎，可説也是茅盾文學觀的一種延續。但是這類作品，在藝術上多可商榷之處，與未曾得獎的一些作品，審美上存在差異。茅盾文學獎定位在現實主義的傳統上，現代主義和一些先鋒寫作自然不能進入其視界。參與評獎的許多作家、批評家，也均是主張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提倡有強烈時代精神的。這種主張是三十年代以來，左翼文學傳統的延續。我們只要看評委的名單，便可知道其審美的基本定位。以第四屆評委的名單為例：主任：巴金；副主任：劉白羽、陳昌本、朱寨、鄧友梅；成員：丁寧、劉玉山、江曉天、陳涌、李希凡、陳建功、鄭伯農、袁鷹、顧驤、唐達成、郭運德、謝永旺、韓瑞亭、曾鎮南、雷達、雍文華、蔡葵、魏巍。這些人員，有的是著名作家，有的是批評家，還有文藝團體的負責人。劉白羽、鄧友梅、陳建功諸人的創作經驗，基本屬於寫實主義的；陳涌在50年代就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闡述引人注意；李希凡關於《紅樓夢》的評介曾走紅一時，曾鎮南在八十年代因對現實主義文學的評論而較有影響。在這些評委中，年輕一代的作家、評論家缺席，一些走紅的作家如莫言、余華、格非等並未吸收進來，另一些頗有衝擊力的學者王曉明、陳思和等也與此沒有瓜葛。對茅盾文學獎的判斷，看來只能從現實主義以及五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文學傳統來對待，超越這個標準，離茅盾文學獎就遠了。

　　中國現在有許多文學評獎，像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都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些獎，標準與茅盾文學獎，有著一些區別。難怪許多作家對評獎態度不一，本來，大家的創作動機，精神探索是不同的。讀者對各類評獎的日趨平靜的態度，似乎也表明著大家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