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創作之初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29日 11:06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顧名思義，是幾個普普通通的農民的生活故事。這一群農民，有老年的，有中年的，有青年的，有男的，有女的。其中也有我自己。

　　文學不需要寫作者自己麼？我看，是要的。有時候，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作者自己的生活經歷、由這些經歷所形成的思想、感情、個性、氣質等，一定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我讀書，讀前輩作家留給我們的文學經典，我常常掩卷沉思：從那個主人公，那個被作家傾注著滿腔熱情和愛的主人公身上，我看到了作家本人。

　　事實正是這樣：一個作家如果僅僅是一個生活的旁觀者，他沒有成為一個具體的生活鬥爭的參與者，不是身臨其境，與那一具體歷史時期、具體的環境裏的群眾一起同憂患、共哀樂，那麼，無論他的思想是多麼正確，概念是多麼明確，其作品的主題當然也無可非議，但是，總給人一種“隔著一層”的感覺。甚至使人感到作者僅僅是一個並不高明的“阿姨”。在那兒板著面孔教育小弟弟。至於思想認識本來錯了，寫出作品來歪曲了生活，那是另一回事了。

　　前不久，一位從事文藝理論工作的同志向我提了幾個問題，其一是問我哪一年開始創作、當時怎麼想到搞創作的？我記得，我是這樣回答他的：

　　“1959年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説……但是，回想起來，開始創作的時間還更早一些，還是孩子的時候就開始了。

　　“解放前，農村孩子説不上有什麼文藝往活的熏陶。在家鄉小鎮上偶爾來個川劇班子或‘文叮戲’班子，但那是成年人欣賞的，而且票價很貴。唯一的經常性的文藝生活是聽‘聖喻’，聽評書。評書説的內容多半是劍仙俠客、打富濟貧之類，聽眾是男人，女人們是不去聽評書的。‘聖喻’講的多半是英雄烈女創建功勳、或柔弱女子慘遭不幸的故事，情節曲折、悽婉動人，聽眾則多半是老奶奶、大嬸子及姑娘大姐們。一到夜晚，勞累一天的人們不喜歡蹲在家裏，便都按照自己的愛好，男人進茶館聽評書，女人提了小板凳圍坐在街沿邊聽‘聖喻’。我那時不到十歲，大約從八歲到十三歲，五年間的文藝生活就是跟著者奶奶、姑姑嬸嬸去聽‘聖喻’。（解放後小鄉鎮的這種説唱藝人沒有了，據説因為它宣傳的因果報應忠孝貞節等是封建主義的。而評書卻仍然是有的）聽得多了，小小腦袋裏滿是那些或悲壯、或悽婉的故事，滿是那些勤勞善良、剛烈忠貞的女子們的形象。我是一個性情孤僻的孩子，沒有什麼同齡的小友，大人們都嫌我太陰沉，不活潑，不討人喜歡。我逐漸養成了愛沉思的習慣，生活在自己的內心裏。生活裏不公平的事是很多的，別人家的孩子常常欺負我，遇上這種時候，多麼盼望有人能夠理解我、幫助我呵！然而沒有。我坐在小河邊上帶弟妹玩耍，心裏開始編織起故事來了，編一個又一個，都是講一個家境貧寒、無依無靠的柔弱女子，備受欺淩，隻身出走，四處漂零，終於找到善良人家．主人公常常就是我自己，我為自己編織故事，往往感動得淚流滿面。

　　“所以我的創作事實上是從上學讀書之前就開始了。至於怎麼想到搞創作的，那不是我想到要創作，而是生活本身的影響，以及自己感情（或情緒）需要發泄和表達。

　　“後來我正式用文字寫作時，情形大致也如此，不同的只是經歷的事情多了，在黨和人民的教育下，知道了應該怎樣去認識生活。但寫作時的動機仍然是因為在生活中逐漸積累起來的感情需要向人表露和訴説，把一種情緒傳達給人們。”

　　我寫《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情形也大致如此。

　　十年動亂，民不聊生，窮鄉僻壤也難幹倖免，真是“社不成社，家不像家”。這時候，我早已不是一個僅能為自己編織故事以安慰自己寂寞心靈的孩子了。黨的培養，人民的哺育，人生的磨練，我從青年進入中年，我既是一個必須貫徹上級方針政策的農村基層幹部，又是一個必須從事勞作以供家養口的農民，有時候我自己就是矛盾的，曾經有過訪度、痛苦，尤其是當我感到是我自己在傷害著包括我在內的農民群眾的時候。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更主要的不是這個。生活不允許一個人永遠處於徬徨之中。我不斷地讀書、學習、思考，（所幸的是，在“文革”十年之中，我是一個真正的“逍遙”派，既沒有如何被人整，也從不整別人，真正的莊稼人都是這樣的，我除了當會計、幹農活，就有許多的工夫讀書，後期在公社、在區上工作，我的任務是協助抓農業生産，因為當時叫做“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産”，抓革命的同志不管生産，而管生産的則可以不過問“革命”，我屬於後者，又得到許多時間讀書。）希望找到一個回答：生活為什麼這樣？可不可以不至於這樣……與此同時，農民群眾的生活，（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以及堅韌不拔的鬥爭，為求生存、求發展，人們進行著多麼艱難而巧妙的鬥爭呵！莊稼人是不悲觀喪氣的，尤其是女人們，她們看去軟弱一些，而實際是很堅強的，在“抗災”方面比許多男子漢更具備耐力，不論多麼艱苦，那希望之火在她們心裏都不熄滅，總是能夠直面人生，含辛茹苦地去重建自己的生活。有的人背井離鄉，逃荒去了，更多的人留下來辛勤度日，還把應該上交的公報如數背到國家糧站去。人民是不會絕望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見一個並不認識的婦女帶著一個小女孩在田間小路上挖野菜，她們打著赤腳，衣衫破舊，我不知道她們是母女倆，還是姐妹倆。當她們看見山坡上有一叢鮮紅的刺梨兒花時，那女人立即放下手中的籃子，爬上山坡去摘下一朵來，插在小女孩的頭上，我看見她們黑而瘦的臉上同時綻出一個開心的笑來……。偶然的發現，説來也是極平常的小事，卻使我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平時的感受，思考、悲歡、愛憎，一切一切，都涌上心來，那一天，我在筆記本上記下這件事，並寫著：從民是不會絕望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人都可能遭遇到可伯的災難、打擊、艱難和不幸，而重要的是熱愛生活，直面人生……”1958年，我被認為是犯了“同情右派”的錯誤，從學校“貶”回家鄉當農民，那一霎那間，確曾有一種件勁”。不能向命運低頭，不能在人生的艱難中沉淪。但我之對於人生的認識、信念，卻是後來與群眾共同生活以後，才真正確立的。許許多多的經歷和見聞，失望和希望，痛苦和欣慰，包括我親眼見到的那個挖野菜的女人，戴野花的小姑娘……使我懂得了嚴峻的現實與充滿著美好希望的人生。於是，四姑娘，作為藝術形象，在我心中出現了。

　　四姑娘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婦女。她悲苦，卻並不明白為什麼悲苦，她的苦難及其抗爭，一開始，僅僅是個人的事，她不能把個人的命運與整個祖國遭受的苦難聯絡起來思考，因此，她曾感到過委屈。寫至第十章，她與顏少春有一段對話。顏少春告訴她，由於種種原因，金東水認為目前還不是辦喜事的時候，這時她説：

　　“我能等，這麼些年都等過來了。”

　　顏：“秀雲，你真是個好女人！……”

　　到這裡，四姑娘的性格大大地發展了一步。四姑娘成長了。和我們許許多多普通人一樣，經歷了人生種種磨難之後，才懂得了人生，才把個人的命運與黨、與祖國的命運聯結起來，從今以後，才不至於再是孤苦、寂寞的受害者，而是一個戰鬥者了。

　　我以發自肺腑的熱愛之情，噙著眼淚寫四姑娘。我把自己自懂事以來的二十餘年艱苦歲月的磨練所積累起來的感情，二十餘年從勞動農民——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們——身上感受到的美，大部傾注給了四姑娘這一藝術形象。

　　寫許茂，我則比較冷靜一些，理智一些常常要狠心地使用一把解剖刀。一個曾在合作化時期順暢地生活過來的莊稼漢，為什麼又變得自私了呢？一個正在抖落著身上的歷史灰塵，解脫著因襲的重負的農民，為什麼又再次背起了那個沉重的負擔呢？……我解剖許茂老漢，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解剖歷史，為什麼歷史會在這樣的年頭停頓不前、甚至倒轉？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農業問題、農民問題究竟是怎麼回事情？在如何對待農民這樣一個重大的方針國策方面，是不是出了點什麼問題？“生産關係必須適應生産力發展水平”這樣一個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常識，為什麼竟然被制定政策的人們忽略？真的是疏忽大意呢，還是有一條早已露頭的左的路線在阻礙著歷史的進程，在給我們的許茂們製造痛苦？……縱眼望去，葫蘆壩是滿目瘡病；然而置身於其中，卻又使人感到葫蘆觀生機蓬勃。葫蘆壩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但她是中國農村的一角，從這一小小的角落，看看我們偉大祖國在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的面貌。——我是這樣想的。也許有點狂妄，而且事實上沒有達到“窺斑見豹”的目的。然而，我在寫作之初確實是有過這樣的“預謀”的。

　　我的生活、學識以及駕馭文字的功力都不夠。在這之前，我只寫過為數不多、質量不高的短篇小説。

　　自1977年11月22日夜到23日晨一個通宵裏決定了要寫這本書以後，人物一下子涌到心中來了，“人物傳記”，寫得很順利，我想，只要把這些人物傳記“拼”攏來，人物的不同的性格發展歷史，一“碰”上必然發生矛盾衝突，有了衝突，不就有了情節、有了故事麼？

　　的確，人物一個個都是非常熟悉可是寫起來卻是費力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快過完了，還沒有寫出第一章來。

　　1978年春，我參加區委工作組，住在楊家公社的金星大隊。我依然是管生産，別的同志管“路線教育”，我從旁看路線教育。在繁忙的大春播種的日子裏，白天跑回坎，晚上在大隊住房裏守著一盞煤油燈苦苦地寫作。整整一個春天，寫出第一章來了，但是……

　　4月26日的筆記：

　　“……現在寫成的初稿第一章，幾乎全是交待和議論。如果把它們都變成直接描寫，那麼已足夠一個中篇所需要的情節和故事了，它們是幾年的歷史呵！……”

　　在結構上，落筆竟是如此之難！不僅如此，問題還出在自己的創作思想上。這一點我醒悟得比較快。緊接著4月30日深夜的筆記裏寫著：

　　“問題還在於出發點。以‘問題小説’為出發點，必然導致失敗。提出新的問題，是必要的，但這不應是出發點，”出發點應是給生活的本質以滿腔熱情的肯定……”

　　這個第一章，我給工作組的兩位青年人看。他們都是小説迷，看過不少小説的。我問他們有何意見，他們只是對我很抱歉地一笑。那意思是：對不起，不行……

　　失敗了。但我也從中摸索到了一點規律。

　　第一章，介紹人物，展開情節，容易寫得枯燥、平直，尤其是出場一個人物，就來一番“過去如何如何”，都得交待一番，這不成了寫人頭檔案了嘛！

　　七月，工作組回到區上。我有較多的業餘時間用來讀書和寫作了。其間，寫了兩三個短篇，讀了十來本長篇小説，多半是過去讀過的，這一次讀，就專門研究它們的結構，特別是研究它們第一章為什麼要這樣寫而不那樣寫。我發覺，長篇第一章有許多種寫法，這還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最難處，不是在結構上考慮它與通篇的關係，而是在“基調”上與通篇感情基調的一致性。當第一章、第一節、第一段、第一句落墨之時，全篇的情節細節不一定都佈置好了，但通篇的感情基調則早已規定好了。作者寫出第一句第一節以後，情緒就必須把握在這個總的基調之中，以後就只能在這個基本調調允許的範圍內“變調”。這第一章，是太重要了。當我把第一章寫出來，在地區內部刊物。《沱江文藝》發表，以徵求農村讀者意見的時候，1979年的春天已經來臨了。接下去就比較地順利，8月26日深夜寫到第十章，即現在這個樣子。

　　1982.6.29夜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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