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寫《東方》的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29日 11:05

　　在《東方》寫作之前，我思考過一些問題，也注意別人的經驗，中心點是在軍事題材文學創作上，應該在哪些方面去作進一步的努力。

　　第一，寫軍事題材的作品，不能僅僅局限在戰場上或狹小的戰鬥上，而應該放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上，才能顯示出戰爭的意義。從抗美援朝戰爭的實際出發，我覺得還要寫出國內國外兩個“戰場”的關係。只有這樣，才便於揭示前方的同志為何那麼英勇，他出於一種什麼力量，他為了保衛什麼而勇於獻身；同時也證明，沒有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戰爭也不可能取得勝利。所以光是寫戰場、槍炮，光是局限在前方怎麼打。就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住了，同時也不能顯示戰爭的全貌，不能深刻地揭示勝利的源泉。

　　第二，寫軍事題材作品，也像寫其它題材的作品一樣，不能夠見事不見人，不能夠只注意人物的共性不注意人物的個性。我們看到一些作品有這個弱點：寫了一大篇，戰役過程、戰鬥過程都寫了，但人物不突出，給人的印象很模糊，尤其是人物的個性不鮮明。

　　第三，有些作品，往往次要人物料成功了，也就是説，花的筆墨雖不算多，但卻給人以鮮明的印象，而主要人物反倒印象很平板，往往花的力量最大，用的筆墨最多，給人的印象反而不深。主要人物是否成功，決定一個作品的成敗。為什麼力量用得最大，反而不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當時條條框框不少。這樣寫不好，那樣寫也不好，還有寫出來能不能發表，會不會受批評等等。總之，有許多清規戒律，如果沒有勇氣，就會無所作為。但是我還是決心衝破這些束縛。我認為一個作者要虛心聽取別人意見，不能故步自封，但是也不應一點主心骨都沒有。這些年教訓很多，編輯一時叫從這方面改，一時叫從那方面改，稿子改了一箱子，東西還是出不來。我就對有的同志説：出不來沒有關係嘛！你為了印出來，叫你這樣就這樣，叫你那樣就那樣，有時會改好，也有時會改壞。如果我們把文學創作看成是嚴肅的革命事業，就要在藝術上有所追求。

　　親身經歷、感性知識是最重要的條件，但是也要善於運用群眾的經驗來豐富自己。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是生活的藝術的反映。理論也反映生活，但是手段不一樣。沒有生活就沒有藝術，這個觀點什麼時候都是正確的。這一點在我們這一代多數作家頭腦中是根深蒂固的，不大容易動搖的。沒有生活怎麼搞創作呢？你要説我們思想僵化也可以。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那些生活氣息很濃厚的作品。哪怕技巧上稍許差些，但是生活氣息很濃，我喜歡。當然藝術技巧上高一些更好了。相比之下，一些作品技巧上還不錯，但裏面看不出有多少生活，甚至胡編亂造，這樣的東西．我不喜歡看，也不願浪費時間。因為你從中得不到什麼好處嘛。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作品的生活底子很紮實。當然，藝術水平也要盡可能地高一些。可惜缺乏生活的作品現在仍屢見不鮮。可能概念換了一下，但是仍舊從主觀出發，塞點材料進去。要寫一部長篇，它要容納多少生活呀，要容納很多的生活，甚至你這個人一輩子的生活。剛看到一點就寫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確實沒大必要，作為藝術實踐也不一定好，浪費很多精力，千萬不可以這樣。要寫一部長篇，可以説要動用全部的生活庫存。

　　我真正想寫長篇，是1952年第二次入朝以後。在近一年時間裏，我訪問了兩個軍、志願軍總部、兵站、醫院、炮兵、工兵、高炮陣地，還在一個營部和連的陣地上住了一個月。此外，還訪問了朝鮮人民軍和朝鮮人民以及戰時的平壤城。我所以進行這樣大量的活動，因為我們的文學作品是要具體地描繪生活，作家應當是用語言的畫家，像畫家那樣去寫生。對生活無知，那是不行的。我感到對作家最可貴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感性的材料。親身經歷最重要。凡有親自經歷的機會，一定要去親歷其境．你訪問十個人，能有一個人給你談得很具體就不錯了，因為他不是作家，不可能説的細緻入微。有一次我在陣地上正和別人談話，吹來一陣小風，很小的風，旁邊一棵小樹咋吧一下，腦袋就垂下來了，這是因為炮彈皮削的就剩下一點了。像這樣的情景，靠訪問是得不到的。戰時的平壤城，我呆過半個月。整個城市就剩下一棟半樓房，也已被炸彈洞穿，到處是螺絲、碎鋼筋、機器零件，殘存的平房都被炸得斜著膀子，還沒有倒下來。即使這樣，街上還在廣播著戰鬥歌曲，表現出特有的抗敵氣氛，給人以深刻的感受。像這些如不親歷其境，靠訪問別人不會告訴你。創作當然可以想象，但有些是不可能想象到的。比如我訪問過一個朝鮮婦女，李承晚的自衛隊活埋了她的孩子，對她説：“你這個孩子到明年我就叫他發芽了”。像這種語言，作者很難創造出來。在敵人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朝鮮戰場上的汽車、火車，你走遍全世界也看不到那種樣子。我們的汽車周身全是黃塵，擋風玻璃上有防止反光的防護板，兩個小燈前還伸出半尺長的東西遮光。整個汽車本身就像一個在泥土裏摸爬滾打的戰土。你去看材料，戰史上會給你寫這些東西嗎？另外，談的東西很容易忘掉，看到過的、思索過的，才會在思想上打上更深的烙印。

　　最重要的是親身經歷、感受，但是光靠自己的經驗也還不夠。因為你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部分。所以還要善於運用別人的經驗、群眾的經驗來豐富自己。這樣，既有直接的經驗，也有別人的生活經驗。我在深入生活中間，也經常和同志們分析研究一些人物，“解剖”一些人物，這樣才能把人了解得透一些。像陸希榮這個人物，就是同一些同志研究過的。

　　寫作前我還作了哪些準備

　　我剛才説了，我寫這部作品，想把前後方兩個“戰場”都了解得多一點。在國內這方面我還有許多生活不熟悉。比如我想寫點工人生活，但對工人沒有更多的了解。我覺得作為一個黨員，對於自己為之奮鬥的階級應當有些感性的了解。近代的工人階級到底是什麼樣的？以前接觸不多，所以我就到二七機車車輛廠當了一段時間的車間副支部書記。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寫了一個短篇《煙筒鄉》；另外還和錢小惠同志合作寫了一個電影小説《紅色的風暴》。雖是歷史題材，實際也是運用的體驗了的實際生活。另外，我還深入農村進行了一些研究。當時《東方》的故事還沒有構成，究竟後方寫個什麼，還不明確。這個時期，我到了大清河北，就住在戰爭時期的擁軍模範一位大媽家裏。隨後又在滹沱河兩岸走了不少村莊，訪問了不少合作社，特別是成立最早的耿長鎖合作社。在這當中，我接觸了不少農村人物，例如像小契這樣可愛的人物。

　　為了了解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前後階級鬥爭的情況，我在邢臺地區借閱了大批卷宗。我堅持只有我信得過的生活我才寫。我根本就不相信的、懷疑的、心中無數的就不寫。看了邢臺地區的大量案卷，研究了這個地區的情況，爾後我在作品中寫的像地主用美人計，後來又真的生了孩子，這都是實有其事的。我參加了抗美援朝政治工作的經驗總結。抗美援朝這一階段的政治工作是搞得不錯的，可以説是我軍政治工作發展相當好的一個階段。那個時期武器很差，敵我裝備很懸殊，政治思想工作卻發揮了巨大的威力。赴朝慰問團，志願軍歸國代表團，還有黨的工作、青年工作、文化宣傳、敵軍工作等等，都很活躍。像上甘嶺那樣的戰鬥，傷亡很大，剩下十二三個人的單位也能組織起來，立即組成堅強的支部。所以我也有意識地把這些政治工作的經驗融匯到了這個作品中。

　　我閱讀了抗美援朝戰史。在軍事學院看了他們保存的相當一部分資料。我還仔細閱讀了《志願軍一日》等群眾性作品。因為一部大的作品的完成，光靠一個人經驗有限，很需要吸取群眾提供的大量素材。創造一個人物，需要很多典型的細節，所有的都是你想得起來的嗎？不可能。這裡就運用了廣大指戰員。的一些東西。所以這部作品的成果也不是一個人的。本來我應該在後記裏説明這一點，但由於這本書沒有寫後記，請允許我在這裡向他們致謝。

　　總之，這個作品從1959年動筆寫，經歷了很長時間。這裡有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忠於生活，只有真實地描寫了生活，作品才能具有較長的生命力。

　　關於人物的塑造

　　關於郭祥。寫這樣一部書究竟要寫個什麼樣的人物作為主人公呢，這是寫作時首先考慮到的問題。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在我們的部隊中，我接觸了這樣一種人：他們受到長期戰爭烈火的鍛鍊，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也能生活，再強大的敵人壓他，他也不示弱。過去常稱他們是“突破口的幹部”、“革命的好戰分子”，他們也常常以此自豪。他們平時休整就感到寂寞，本來生病了，一聽説打仗就好了。他們身上有一種征服敵人的渴望，也就是他們説的“寧可在敵人頭上尿尿，也不許敵人在面前吐痰”。這種性格在我們的各級指揮員中都可以找到。我們常説那個團能戰鬥，就因為那裏有這樣一批戰鬥骨幹。如果我們將來還要打仗，那就少不了還要有這種人，沒有這種人是不行的。那麼這是不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呀？我認為就是。因為這種人的出現，正是革命戰爭長期熏陶的結果。在當時的典型環境中，怕死不怕死，敢不敢為革命獻身，這就是最高的道德標準。在寫這種人的時候，還要有一個性格化的問題。作為藝術典型，應該包括共性與個性兩個方面。只有個性沒有共性就沒有普遍意義，這當然不行。但另一方面，只有共性沒有個性，作為藝術典型就是不成功的，也就是過去説的公式化概念化，形成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當然，處理好這兩方面的關係，特別是搞好人物的性格化，並不很容易。正因為不容易，這樣的典型在文學作品中就比較少。這個問題的解決，還是要很好地研究生活裏邊的人物，同時突出性格中主要的東西。

　　郭祥是有模特兒的。一直到現在我寫東西還是覺得有幾個模特兒比較放心，比較有個抓撓頭。如果人物在你頭腦中就沒有活起來，你寫出來一定是概念的。説到郭祥，生活中有一些這樣的人物。比如抗日戰爭申我參加晉察冀英模會，就遇到過一個戰鬥英雄，很出色，性格詼諧，很逗人喜歡。我們過去睡在老百姓炕上，大家緊緊擠著，叫“貼白菜幫”，誰要一起來就再也沒空躺下去。他出了個“情況”，人們一驚起來了，他卻躺下睡了。還有一次，他到據點裏去打一個偽軍。當他走到這個偽軍面前，只有幾步遠，偽軍問：“你是什麼人？”他説：“自己人。”説著他就掏出槍來，想一槍就把他打死。誰知子彈臭了，偽軍立刻端著槍喝道：“自己人為什麼開槍？”他坦然一笑説：“跟你鬧著玩哩！”還有一個戰鬥英雄，打大同時很英勇。我寫過一首詩叫《英雄陣地》，發表在《晉察冀日報》上，張家口一個姑娘看了他的事跡後很感動，寫了一封信，還給他送來一塊表。可巧，這時候他正在禁閉室裏蹲著哩，因為犯了紀律。我在寫《東方》時有過考慮，是寫一個正經八百、不茍言笑的人物作主人公呢？還是寫一個活潑一點的？後來選擇了後面一個。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受封建影響太深，許多人性格比較古板，寫這種性格對民族會有好影響。當時文藝思想上有一個爭論很大的問題是能不能寫英雄人物的缺點。我想，只要我們自己是熱愛英雄人物的，總會想盡力寫得好一些，不會隨便來醜化他。而為了從生活出發，從特定的個性出發，即使寫了一些缺點，也不算什麼問題，甚至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們還是想把人物寫得活一些，更像是生活中的人物。生活中的人物，他身上的優缺點總是相統一的。我們一動筆往往就把那一面取消了，只剩下一面。因此使人感到不真實。這是創造人物申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看沒有必要非要人物穿高底鞋，頭上繞著光圈，喪失真實感。

　　前面提到，有些作品往往主要人物反而不如次要人物突出。我看主要原因是顧慮過多，老是考慮這是主要英雄人物呀！可別把他寫壞了！所以就特別地慎重。慎重並不壞，但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心理上壓力大，過分拘謹，就會寫成四平八穩的人物。就像父母對於自己的孩子過分溺愛，缺點也成了優點，反而不能很好地分析他、了解他了。

　　關於反面人物陸希榮的塑造。這個人物也是從生活中接觸到這類人物後才形成的。我寫這個人物的基本構思，用一句話來説，就是寫個人主義的毀滅。小説出版之前，我去工廠聽閱讀小組的意見，一個工人説，陸希榮這個人物還不如讓炮彈炸死算了，後來還回了國，又當了小夥計，生活還不錯嘛！心裏覺得不解氣。實際上他從無産階級隊伍分化出去，當了資産階級的幫閒，這就説明他已經從精神上完蛋了。我認為無産階級文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歌頌集體主義，批判個人主義。如果這個界限劃不清，那就很糟糕。在衝擊封建主義方面，資産階級作家們很英勇。他們用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去衝擊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識，這個任務完成得很出色。今天，雖然我們生活申遺留的封建的東西還很多，但是今天反封建殘余，也還是要站在無産階級的立場上去反。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讚揚無産階級集體主義、批判資産階級個人主義，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在我們的生活中間，在革命的歷史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經常發生衝突的．因為鬧個人主義，必然使集體受到損害，並且最後導致個人的毀滅。比如歷史上的張國泰就是一個典型。他參加過“五四”運動，也搞過早期的工人運動，以後擔任四方面軍的領導人。長征中，他看到中央紅軍力量削弱了，就野心勃勃地要分裂黨，最後成了可恥的叛徒。這種人當年在革命隊伍裏也扮演了一些角色，但個人主義惡性發展，終於離開黨完事。在我們的生活裏也有不少因個人主義毀滅的例子。所以我就想寫這樣一個例子，一個典型。因為這對我們的生活有教育意義。將來戰爭來了，這類人物還是會出現的。

　　《東方》既然是為未來戰爭作準備的，就有必要寫這麼個人物，同主人公作一個鮮明的對照，也是對正面人物的陪襯。決不能説一個人一參加革命就十全十美，但不少同志在革命鬥爭中把個人主義的東西掃除了，至少是減少了。也有些人沒有，學了一些馬列主義詞句，當作裝飾品，把自己的個人主義偽裝起來，到某種時候就暴露了。在《東方》裏，我又用另一個人物劉大順來跟陸希榮對比。他是個解放戰土，對共産黨很感激，但因為入朝時他對新的戰爭不認識，起點不高吧，在戰爭開始他就趴下了，郭祥要揍他。但這個人和陸希榮不一樣，他不是掩飾錯誤的人，他起點不高，但越來越高，漸漸對戰爭有了認識。這兩個人物對郭祥都是陪襯，都是為了深化主題，從世界觀、人生觀上讓人想一些問題。一個人哪怕起點低、覺悟不高，但只要忠誠老實，肯于改造自己，也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戰土。反之，雖有才能但不注意改造，也不行。

　　下面講講楊大媽這個人物。這是一個真正的群眾中的英雄。這種人物是在血和淚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也是我們這個政權的最可靠的支柱。所以我把這個人物作為群眾的代表。她是普普通通的勞動群眾，在舊社會一肚子辛酸。我在抗戰時期曾看到這樣的英模人物，正像她説的，“提起舊社會，真他媽的沒一條好處”。她和郭祥一樣，都是舊制度舊社會的對立物、掘墓人。這種人靠共産黨、八路軍來了以後才解放出來，她們和黨完全一條心，同生死共患難。所以我寫她看不到八路軍時就感到寂寞了。那跟有些人就不一樣，你住他家的房子，他確實不高興。像楊大媽這類人物，在根據地生活期間，我也認識了幾個。如“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冀中子弟兵的母親”李杏閣，還有大清河北被稱為“官大媽”的。“官”是大家的意思，也就是大眾的母親。這幾位根據地的母親，我都是同她們接觸過的。不是自己的母親，想叫她“娘”是很難出口的，但她們其中一位我確實叫了“娘”。把她們寫在文學作品中，是我早就有的願望。我也考慮過這些革命母親在文學作品。中不少人都寫了，我寫時應有所不同。怎麼做到有所不同呢？就要通過性格化，表現個性。有一位大媽性格潑辣直爽，坦白又精明。半夜八路軍來了，老大爺就去開門，帶路啦，叫人啦，張羅些雜事；她則和那些遊擊大隊長商議軍情大事，披衣坐在炕上頗像一個指揮員。所以我就著重從這個方面寫她的性格。她的這種性格也是大清河北斗爭環境的産物。那地方鬥爭很殘酷，平、津、保三角地帶是敵人的必爭之地，一直到平津戰役，一些幹部還在地道裏蹲著呢。當時大媽最怕的是那樣些人，頭天在她家吃了飯，第二天就叛變領著敵人來抓她。所以在那種情況下不是她那種性格就很難應付。因為我比較熟悉她，寫到她也就順手些。

　　書中其他一些人物，有的也有模特兒，比如裏面寫到一個貧農叫小契，我確實在他家住過。合作化初期，我在一個村子住，按照老根據地的風習，我到每家輪流吃派飯，這是個很好的了解群眾的機會。這個小契家的情況就像我描寫的，他的那個院子沒有墻，就有個門樓。所以我説走遍天下也找不出這樣的家。我是很熱愛這個人物的。

　　開始寫作最好有模特兒。像畫家似的，最初可以多搞一些人物速寫，搞些積累。寫長篇不妨先搞人物傳記，每個人物都給他立個“檔案”。創作以前，不能是對人物沒有什麼想法就往下寫。當然寫時會有發展、變化，但不可事前沒有準備。有同志問：關於傻五十這個人物，著墨不多，印象很深，是怎麼寫出來的？

　　這種人寫出來並不困難。每個村子都有這種人物。過去在一些貧農家庭，父母早年去世，沒人教育，又缺個心眼，但是本質上很憨厚可愛。能不能把這種人物寫進作品？按照一種觀點，就是歪曲了人民解放軍的形象。但我想，只要從總的方面説，作品符合人民的利益，就不要讓許多條條框框限制住了。這個人物的塑造主要靠典型的細節。好細節的珠子如何串在人物性格的線上？一個根本的著眼點就是服從人物的性格。只能適合他，不能適合第二人，才最好。如果用不上，寧可先庫存起來。

　　有同志問：《東方》的故事是怎樣編起來的？郭祥、陸希榮、楊雪之間的愛情描寫，當初是否有顧慮，怕不怕人家説是寫三角戀愛呢？

　　最初，怎麼把抗美援朝的生活組織起來，確實是個難題。當時我很想從生活中找個現成的故事加以改造，將材料串起來。過去文學作品有這方面成功的例子。但是，我能找到的只是報上登的一個志願軍未婚妻的故事。線條太單了，負擔不了我要表達的內容。後來，只好自己結構了。雖然汲取了一些文學作品的手法，不過人物是新的，它還可以表達我的意思。當初寫愛情的確有不少條條框框，就是不寫“三角”也容易受到指責。但是因為主題的必要，我還是這樣寫了。

　　有的同志問，是先有人物還是先有故事、先有戰爭過程，爾後讓人物在其中活動？作為一個長篇，純粹表現戰爭過程會顯得很枯燥，如果單是寫個人命運的一個故事，和戰爭進程脫離了，也可能會顯得單薄。當時我很想把二者結合起來，把戰爭發展過程和人物命運結合起來。至於是先有人物還是先有故事，當然還是先有人物，故事是人物行動的結果。你先有故事，然後把人物往裏裝，這是不好的。事實上這兩個是交錯進行的。技素常的説法是從人物出發。(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