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歌——談《冬天裏的春天》的寫作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29日 10:59

　　我不會寫詩，而且從來也沒有寫過一句詩，然而，在我心裏，確實有一支情歌，總想唱給我所摯愛著的那些人聽。

　　1957年，我剛張開嘴唱，很快給貼上了封條。於是，沉默，而且一沉默就是二十多年。儘管如此，這首像聖火般熊熊燃燒的情歌，從未在我心田裏暗淡或者熄滅。這樣，直到1976年十月以後，在和煦的春風吹拂下，終於能夠衷情地唱出自己的心聲，這便是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長篇小説《冬天裏的春天》。

　　僅憑這一點，我衷心地讚美今天。

　　然而我實在缺乏詩人們的那種激情，很難使自己的情感迅速地沸騰昇華，而進發出石破天驚的絕妙詩篇。因此，那些在詩歌裏總能撥人心弦，引起共鳴的詞語，“祖國啊！土地啊！”“人民啊！母親啊！”以及“親愛的黨啊”等等，等等，在我腦海裏，總是以一個個具體的人，活生生地出現的。所以只好用小説這樣的形式，唱出這支情歌。

　　我從1977年底開始醞釀這部作品，然後用了1978年幾乎整整一年的功夫來寫它。我是抱著這樣的希望：希望能把這支情歌，唱給我深深眷戀著的人們去聽。他們就是那些曾經關懷過我，培養過我，幫助過我，甚至批評過我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和那些在我處於厄難中給我以同情和力量，曾經支持過我、體貼過我的勞動人民：和我在一個工棚裏住過的工人，一個炕頭上滾過的鄉親。因為我唱的是他們，所以我格外期望他們能聽到，儘管這支情歌的曲調，並不優美動聽，可它卻是發自心田的聲音。

　　我想，只有從內心發出的聲音，才是真誠的。這是對於人民的真誠，對於祖國民族的真誠，對於黨和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真誠；也是作家做人的標準，也是為文的必不可缺的一個準則。所以我在《冬天裏的春天》創作過程中，努力遵循著這樣一個原則，真實加上忠誠，或許爽性叫做愛，按人物的本來面貌去寫，按事物發展的真實情況去寫，按照人民的願望來反映我們的現實生活。生活裏確實有許多不愉快的東西，這也無可諱言，作家在這嚴酷的現實面前，不應該閉上眼睛，或者索性背過臉去，那樣，大概也只能夠寫出魯迅所講的瞞和騙的文藝；同樣，兩眼緊緊盯著瘡疤，為暴露而暴露，寫得既醜惡，又骯髒，結果無非是親痛仇快，當然也是不足取的。

　　作為社會主義文學，毫無疑義，它肩負著不容推卸的職責，那就是要啟迪人們去追求光明和真理，鼓舞人們去奮發進取，引導人們向上，樹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並增強人們對於戰勝一切邪惡的決心。因此，對一個作者來説，從他開始接觸生活、認識生活、理解生活的那一刻起，對人民和革命的真誠和愛，就是絕頂重要的一環。究竟你是用真誠的眼睛，還是用冷漠無情的、超然的、懷著偏見的眼睛，來看待我們的社會生活，這會得出迥然不同的結果。至於個別人一定要用敵意的眼光觀察一切，則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碼事，不屬於我們所要討論的範圍。

　　也許是我的幸福，命運使我和于而龍這樣的人聯絡在一起。有人喜歡尋找人物的原型，我真覺得遺憾；我這部作品裏，哪怕一個比較近似生活中實實在在的人我也提供不出來。然而這個于而龍卻融匯了我童年時期來到故鄉開闢革命根據地的新四軍幹部，解放前在南京、上海讀書時接觸到的地下黨同志，參加革命以後領著我去搞上改的老八路，抗美援朝戰爭中結識的指揮員和五十年代戰鬥在工業戰線上的廠長、書記們的影子。

　　我所以對他們比較熟悉，自然是由於長時間的接近，甚至後來還一起在牛棚裏呆過呢！但是，我覺得，對這些人的感受最豐富、最飽滿，認識全面，印象深刻的關鍵時刻，還是在青年時代。也許因為年輕，他們對我要比較地沒遮攔些，容易亮出他們的內心世界，也從不曾戒備我會把他們當作模特兒，因而允許就近觀察。也許因為年輕，總是要伸出無數觸角，去探求、尋找、追索，會提出許許多多的“為什麼”，渴望了解一切，迫切地要得到問題的答案。這種銳氣使我更多地懂得了這一代突然涌現在地平線上的以革命為職業的人。這種青年時代敢於追尋的銳氣，將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逐漸衰減（自然，也不盡如此，許多名家自始至終保持著敏銳而又旺盛的觀察力），然後，增加的則是更多的思考，顯得深沉而又冷靜，這恐怕也是一種正常現象。

　　我始終忘不了那些幹部，從老區來的，從部隊來的，也還有從地下黨公開了身份出現的。他們那一股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那旋風似的幹勁，那赤誠火熱的心，為年輕的新中國甘願獻出一切的堅定信念，以及對人民的忠誠，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深深地仰慕這些新紀元開始的創業者。

　　他們是革命者，但並不是完人，自然也會有走彎路的時候，摔跤子的時候，特別是在十年內亂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裏，有的人也有頹喪的時候，懈怠的時候，然而，從主導的方面來研究，他們總是努力追趕上時代潮流，和整個時代發展的趨勢合拍，勇往直前；深深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和大地的脈搏共同跳動。當然在這些人的身上，也免不了新與舊的鬥爭，舊的殘跡逐漸消逝，新的力量逐漸發展。

　　他們和億萬人民在一起，推動著歷史前進。

　　真實地、準確地、恰如其分地來寫像于而龍這類知識化了的工農幹部，我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文學課題。他們在民主革命時期中是個英勇的戰士，奪取了政權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又勇敢地站在前列。為新中國奠定了目前這樣的基礎，他們有不可抹煞的功績。他們現在是各條戰線上的主力，向四化起飛離不開他們。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設想：用倫勃朗的強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領導人，按照實際的生活樣式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那就太理想了。我總在想：像他們這些過去作出過貢獻，現在還在繼續作出貢獻的一代人，難道不應該在當代文學畫廊裏佔一席之地麼？難道不應該用強烈色彩，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麼？何況這些人本身的色彩就異常強烈，每個人幾乎都有自己的傳奇，因為他們的一生，正是數十年來我們國家民族急劇變化和動蕩多事的時代，所以同樣有一個風風雨雨、電閃雷鳴的經歷。特別是在十年內亂當中，他們和普通的人民群眾一樣，有過歡樂和淚水，有過歌聲和呻吟，有過苦痛的折磨，有過艱難的歷程，正是這些我所敬愛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促使我提起筆來寫這部《冬天裏的春天》。

　　然而，還不僅僅是這些。

　　1957年以後，命運使我走上了另外一條路，對我來講，也許如現在有人議論的那樣，有失亦有得吧。我接觸了農民，正是他們背馱著神州大地，忍受艱難困苦在默默耕耘。在我眼前展現了一幅新的生活圖畫，故鄉，那波光旖旎的石湖，終究是童年時代的回憶了，留下的印象，也只不過是像一首田園抒情詩的畫面。如今，以這樣的身份來體驗，首先從這幅圖畫上感到的，是生活的嚴峻冷峭，和那難得的溫暖，以及不多卻是充滿希望的亮色。

　　我對農村、我對農民，原來是不怎麼了解的，雖然我也曾經是大地之子，雖然我還搞過土改，從階級的角度努力理解過農村。但怎麼也比不上後來在窮鄉僻壤、大山深壑所消磨掉的二十多年。這幾乎是七萬個日日夜夜的觀察體驗。使我懂得了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堅韌不拔，為什麼有頑強的生命力，正是體現在這億萬勤勞的默默無聞的農民身上。

　　正如我不喜歡讀那些為暴露而暴露的文學作品一樣，同樣，我也不大喜歡讀那些描寫農民阿Q性格的文章。倘若中國這塊大地，全部落在了像阿Q這樣的農民脊樑上，那豈不是要沉淪了麼？如果説為暴露而暴露的作品，是提供了一個被扭曲了的生活畫面，那麼，寫當代農村、寫農民，也不應該一葉障目，只看到阿Q，而忘卻了絕大多數正直、善良、溫和、勤勞的農民。應該寫出他們的真善美，前輩作家在這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他們的作品是值得我們師法的。

　　我記得我在《從<月食>談起》，的一文中，提到了一位老大娘，曾經給過我那母親也似的愛，要是我不把這些為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的根據地鄉親寫出來，簡直是個罪過。啊，那是我第一個落腳點，太行山的深處，白雲繚繞的寨子，那些善良的人啊，也許再也沒有機會相見了。此後，我又隨著修築鐵路的工程隊，走過許多地方，荒漠大川，礦山林區，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城市郊區，漁村水鄉，我所接觸到這許許多多以土地為生的人，甚至包括我們工程隊的工人，他們也都來自農村，幾乎都有一顆善良的心，至少對我是這樣，沒有誰傷害過我，相反，我受惠于這些人的地方倒很多很多。也許他們對於善惡是非，有自己的評判標準，他們一般沒有什麼文化，更無高深的理論，但我同這些人相處日久，懂得他們判斷人的標準是一個人的心。當他認準你是一個受委屈的好人時，便會明裏暗裏支持你、同情你。豈止太行山深處那位大娘呢？直到今天，好多影子也仍在腦際親回。我也知道，這並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幸運，大概很多受過委屈的同志，包括在十年內亂中受摧殘的像于而龍這類幹部，也都曾從人民的這種抉擇裏獲得力量，要不然就會失去生活下去的力量。

　　只有在饑餓的情況下，才能理解一塊餑餑的實際價值。當一個人處於那樣難堪的境地裏，非當事人恐怕不容易領會，哪怕是一丁點兒溫暖，也會永志不忘，何況同情，何況支持。但是，我寫《冬夭裏的春天》，還不能簡單歸結到是我對這些愛的回答。

　　我曾經埋怨過命運對我的不寬容，後來，我發現，生活對於像于而龍那樣的幹部，對於臉朝地，背朝天的農民來講，也同樣是嚴峻的。我怎麼能忘記那些老根據地的鄉親呢？我怎麼能忘記把兒子獻給革命的大娘呢？我怎麼能忘記煙熏火燎得黝黑的屋子裏，一盞好似出土文物的油燈呢？我曾經借《月食》裏伊汝的嘴説過：“這二十年他隨著車隊去過不少地方，他理解，人民的生活遠不是那麼富裕的，真使他一個當過八路軍的人，心情感到沉重。”我們的人民確乎是偉大的，在過去戰爭年代裏，曾經作出多麼巨大的貢獻。也還是他們，用雙手在土地裏打出糧食，養活著整個中國。所獲得的報酬和所付出的代價相比，絕不能説是相稱的，可他們並不像我這樣怨天尤人，而是默默地播種，默默地耕耘，默默地過著遠不是富裕的日子。這或許就是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是我們民族優異的稟賦，如果沒有這樣頑強的生存力量，也不會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了。或許正是這種精神，這種力量促使我提起筆來的吧？假如把整個社會比作一個人，那麼，像于而龍這樣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和在廣袤的國土上孜孜不息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農民、工人、士兵，該是挺直的脊梁骨。

　　二十多年，七萬餘天的磨練，使我悟出這樣一個道理：春天，在人民心裏；黨，也在人民心裏。無論我們的事業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挫折，我們的同志受到這樣或那樣的磨難，堅信一條，只要人民在，黨在，挺直的脊梁就不會佝僂，那麼，前途必然是充滿希望和光明的。所以，在我能夠放聲歌唱的時候，我唱出了這支讚美脊梁骨的情歌。

　　我愛，所以我唱。

　　而月我希望，這是一支充滿希望的歌。(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