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訴讀者一點什麼？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29日 10:57

　　《黃河東流去》這部小説，上集完成幹1979年6月，下集一直拖到1984年春天才寫完。這中間經歷了五年時間。其中原因，一是中間我寫了幾部電影；二是由於身體不好，還有一個潛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當我開掘到中國農民的家庭、倫理、道德、品質、智慧和創造力這個主題時，我發現這個礦井不單是儲藏有煤，它還有金、銀、銅、鐵、錫，甚至還有鈾。因此，我把創作的進程放慢了。

　　這部小説的故事，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扒開了滔滔黃河，“以水代兵”想以此來抵擋日本侵略軍。結果卻淹沒了河南、江蘇、安徽三個省四十多個縣，一千多萬人遭災，一百多萬人喪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難的人，極大部分是農民。

　　在這部長篇小説中，我不想過多地評判肇事者的責任。不管蔣介石也好，東條英機也罷，歷史已經對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審判。我寫的主要是這場浩劫的受害者——“難民”。因此，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説，是一本描寫“難民”的小説。

　　在當今世界上，難民問題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難民的人數是相當驚人的。不管是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還是四處流亡的阿富汗難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帳篷裏的難民，還是在泰國邊境棚戶裏的柬埔寨難民，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沒有“家”了。

　　幾千年來，農民總是和他們的“家”聯絡在一起的。他們的土地、茅屋、農具和牲畜，構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從而産生了他們特有的倫理和道德。但是，當他們的田園被淹沒，家庭被破壞，變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的時候，他們會怎樣呢？他們的倫理觀，道德觀，以及大批流入城市以後，。他們的家庭，人和人的關係會有些什麼變化呢？本書就是希圖從這一方面，給讀者介紹一些真實生活。

　　長期以來，我是寫中國農民問題的小説的。農民的家庭關係的變化，是我非常有興趣的一個問題。五十年代，我寫了小説《李雙雙小傳》，當時，一個日本評論家松崗洋子女士，讀了小説後，特意到河南鄭州去找我。她説她對我寫的中國茅屋裏的農民家庭生活極有興趣，還説她找到了“了解中國的鑰匙”。當時，我對她提出來的一些問題的回答，是非常粗淺的。只是介紹了一些農民的風俗和習慣。但是，由於她的重視，也引起了我對農民的家庭問題的思考。經過“文化大革命”後，這種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浩劫”。在這場“浩劫”裏，我們的國家被弄得遍體鱗傷，但畢竟也掙扎過來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這些劫數的根源，即我們這個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襲的沉重包袱。

　　作為社會的細胞——家庭，我覺得中國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備了。如果從“仰韶文化”的後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遺跡來看，她已經經歷了四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中國的“國家”一詞，就是把“國”和“家”聯絡在一起，也就是説“國”是個“大家”，“家”是個“小家”，“國”是由無數個“家”組成的。從中國的住房建築和親屬的稱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組織的嚴格和縝密的狀況。祖父母必須住面南堂房，窯洞則是正面中間的窯洞，父輩居住在廂房，孫輩則住在靠下邊的廈房和偏房。她總是呈現出一副“人參根須式”的圖畫。另外，稱呼也是極為繁雜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還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幾十種之多。還有一點有趣的是，中國農民沒有死後要進“天堂”的觀念，他們不相信另外有一個“天堂”，但他們卻頑固地相信陰間有他另一個“家”。中國農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陽宅”，把墳墓叫“陰宅”。墳墓也是“人參根須式”的輩數分明。在習俗中不但有“合葬”，還有結“鬼親”的，為的是不讓陰間的親屬獨身鰥居。

　　我一直認為，“倫理是産生道德的基礎”。長期以來，這些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道德觀念。“不了解中國農民就無法了解中國。”如果用這個概念來推理和引申，那麼可以説，研究申國農民家庭的形成和變化，是“認識中國的一把鑰匙。”

　　在這本書裏，我沒有寫“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寫了七戶普通的農民家庭。我解剖了這七個普通的細胞。它代表了八億中國農民的多數、這七個家庭，不是在安靜的農村，過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園生活。而是描寫他們變成流浪漢以後的生活。他們的“家”被淹沒了，他們被拋在死亡線上，但是他們對生的信念，對活的慾望，艱苦卓絕的吃苦精神，團結互助的團聚力量，特別是在愛情、鄉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些光芒四射的品質和精神，使我們看到了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結晶，也使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偉大古老民族，賴以生存和延續的精神支柱。

　　在描寫他們這些優秀的道德品質的同時，我也描寫了他們的因襲負擔，描寫了那些落後和愚昧的封建意識。這些精神枷鎖，就像幾十條繩索，沉重地套在他們身上。—一無疑，這是我們國家長期落後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紹這些過去的生活，當然不是為那個慘絕人寰的事件進行控訴，也不是為那個失掉生命的農民們唱輓歌。我只是想把申國農民的倫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歷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們看到這種勤勞勇敢，吃苦耐勞和團結互愛精神的力量。首先樹立起對人類生存的信心，然後是對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的信心。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堅定地相信我們這個國家會越來越好，一定會比我們來到她的土地上時，變得更好一些。

　　我是在十四歲時，開始接觸到黃泛區的難民流浪生活的。1942年，我作為一個流亡學生，隨同大批黃泛區難民，由洛陽逃到西安。當時的隴海鐵路線，是一條饑餓的走廊，成千上萬的難民，向西邊緩緩地移動著，他們推著小車，挑著破筐，挎著籃子，小車上放著鍋碗，筐子裏坐著孩子，籃子裏放著揀來的草根樹皮。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流民圖”，但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恐怕要數這一次。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次大遷徙，但人數最多，區域最廣的，也要算這一次。就是在這樣流亡的生活中，他們頑強地保持著他們的生活習俗，保持著他們的道德精神。在沿鐵路小站，他們搭起了臨時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開長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湯，他們總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經看到一個農民，因為自己兒子偷人家一根胡蘿蔔，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臉。我又曾看到過一個青年婦女，為了救活快要餓死的丈夫，自賣自身，換一點糧食留給丈夫吃，特別是在臨行時，她脫掉身上一件布衫，換了兩個燒餅，又塞在丈夫手裏。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腦子裏。就是在那時，我開始認識我們苦難的祖國，開始認識了我們偉大的人民。

　　1949年，我作為一個農村銀行信貸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黃泛區。我去給這些返回家的農民，發放麥種和農具。在那裏，我又看到一些慘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裏，我看見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們是大水來的時候，抱在一起死了。這一個家庭就是這樣“同歸於盡”的。

　　當時黃泛區已經解放，我們公佈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農民回到了故鄉。他們披荊斬棘，重新建立家園。農民重新獲得土地時，表現出來的感情是催人淚下的。他們躺在新開墾的土地上打滾，翻跟鬥，奔走呼號，點燃著篝火狂歡，徹夜不眠。很多被賣到外地的婦女也跑回來了。這些婦女有些當了妓女，有些當了外鄉地主的小老婆，還有的被賣到外省當了窮苦單身漢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會”，“母女相會”的抱頭痛哭的場面。農民中傳統的貞操觀念被打破了。他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這些被賣在外邊的婦女，不管在外邊幹過什麼職業，現在回到故鄉，任何人不準歧視，一律歡迎她們熱情歸來。

　　有一個農民逃荒在陜西省時，把自己的妻子賣掉了。當時他聲稱這個女人是他的妹妹，讓兒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帶著兒子到“姑姑”家裏去。這位“姑姑”總是暗暗把饅頭藏在口袋裏交給他們。解放後，他的妻子回來了，兒子還管自己的媽媽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淚。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對全國作家進行了瘋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幫”，于1969年，被趕到黃泛區農村，實行監督勞動。我在黃泛區農村整整住了三年。初開始，因為我是屬於監督勞動改造，農民們不敢和我講話。後來時間長了，他們發現我並不是個壞人，他們覺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勞動，休息時也喜歡和我在一起。後來他們知道我有文化，村子裏死了老人，就來找我寫“祭文”。這種“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經歷和善行德事寫出來，在祭奠時當眾宣讀。請我寫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們的大哥死了，他們弟兄三人穿著白色學服來到我住的茅屋。見面時，先跪在地下叩了個頭（這是當地辦喪事的習俗），接著就眼淚汪汪地向我講他哥哥的一生經歷。

　　這位大哥在逃難時，父母都被黃水淹死了，他領著三個弟弟逃難到陜西省，他給人打長工，幫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個弟弟養活。他一生沒有舍得討老婆，卻給三個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國民黨抓壯了抓去，因為逃跑被抓回後，要執行槍決。這位大哥趕來了，他向執行的軍官跪下求情，情願自己替弟弟服刑被處死，換回自己弟弟。軍官問他為什麼要替他弟弟死，他説他剛給弟弟娶了妻子，他們家就這一個女人，家裏還要靠他傳宗接代。自己是個光身漢，死了沒有挂礙。這個軍官居然被這種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動了，釋放了他的弟弟。

　　由於我有一點寫小説的功力，這篇“祭文”寫得很成功。宣讀時，全村的人都哭了，連吹噴吶的樂隊也哭了。後來一村傳一村，都知道有個“老李”善寫祭文。在那幾年中，我寫了幾十篇“祭文”，也系統地了解了黃泛區難民們的“家史”，《黃河東流去》這七戶農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據這些“家史”的素材提煉而成的。

　　除了寫“祭文”以外，我還交了許多朋友。他們都是難民。他們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淚，還有很多充滿著浪漫色彩的機智幽默故事。現在談起來仍然有些留戀和懷念，這些人中包括我寫的王跑和四圈。他們現在還以自己穿過牛皮底鞋，戴過城市人戴的禮帽而自豪。

　　我喜歡這些故事，他們都體現了中原一帶的“傍”味，一般人管河南農民叫“侉子”，“侉”是什麼東西？我理解是既渾厚善良，又機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內裏卻精明幽默，小事吝嗇，大事卻非常豪爽。我想這大約是黃河給予他們的性格。在這部小説中，我寫了六七個青年婦女的命運。特別是她們堅貞不屈，舍死忘生的愛情生活。愛情是最能表現一個人的個性和品德的鏡子。她們在死亡線上掙扎，她們把生命和愛情同時高高擎在手中，作為她們做一個真正的人的旗幟。黃泛區的婦女們，在流浪中跑遍了半個中國。她們在鬥爭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們有走南闖北的豪爽性格，她們還有堅強的謀生能力。同時，她們還保留著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高貴品格。用她們的話説，“人必須有情有義。”

　　就是這些婦女們，她們在這場浩劫中活了下來。而且在困苦萬難中，把兒女帶大養活。也是她們執斧操犁，把荒蕪的幾千萬畝土地開墾播種，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園。

　　她們通過自己的苦難經歷，學會了選擇；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淮海戰役”中，就是這些婦女，用當年逃荒的小車，把自己的糧食推向前線，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

　　對這些可歌可泣的事實，當時曾經引起我的浮想：“中國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堅強地度過了，那麼，在‘四人幫’這次浩劫申，中國人民能覆滅嗎？”回答只是一個字：“不！”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偉大的潛在的生命力。我寫這部長篇小説的主要意圖，就在於這一點。

　　最後還要提一句，本書在漫長的創作過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關心和支持，特別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吳光華等同志的熱情支持——他們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見，並且幫助作了增刪校正。數年辛勤，非同尋常。在此深深致謝。

　　1984年1月19日 (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