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歷史是日常的 ——與王安憶談《長恨歌》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29日 10:41

　　王安憶，1954年出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到滬。1970年赴安徽插隊落戶，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任《兒童時代》小説編輯，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創作至今。

　　自1976年發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發表有小説《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站》、《流逝》、《小鮑莊》、《叔叔的故事》、《69屆初中生》、《長恨歌》、《富萍》等短、中、長篇，約500萬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學理論。其中一度獲全國短篇小説獎，二度獲全國中篇小説獎。其作品翻譯為外國語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韓等文字。

　　《長恨歌》達到了某種極致

　　記者：首先祝賀你獲得本屆茅盾文學獎。《長恨歌》完成于1995年上半年，可以説是你在90年代的一部傾心之作。幾年來，《長恨歌》接連獲得殊榮。那麼在完成創作5年之後，你本人如何評價這部作品，它在你的創作歷程中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王安憶：《長恨歌》確實寫得很用心。當時作家出版社計劃出我和賈平凹的自選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長篇。在我開始考慮寫什麼時，這個題材就在腦海裏出現了。應該説，它在我心裏其實已沉澱很久了。我個人認為，《長恨歌》的走紅帶有很大的運氣。譬如，當初張愛玲的去世引發了張愛玲熱，許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塊兒比，可能因為我無"舊"可懷。

　　事實上，我寫《長恨歌》時的心理狀態相當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寫作帶有強烈的情緒，但《長恨歌》的寫作是一次冷靜的操作：風格寫實，人物和情節經過嚴密推理，筆觸很細膩，就像國畫裏的"皴"。可以説，《長恨歌》的寫作在我創作生涯吉達到了某種極致的狀態。

　　《長恨歌》的敘事方式包括語文都是那種密不透風的，而且要在長篇中把一種韻味自始至終貫穿下來，很難。因為你得把這口氣一睦堅持到最後，不能懈掉。寫完後我確實有種成就感。《長恨歌》之後，我的寫作就開始從這種極致的密漸漸轉向疏朗，轉向平白。這種演變我自己覺得挺好。

　　記者：剛才你提到了張愛玲。海外有學者認為，你是繼她之後"海派小説的第一傳人"，《長恨歌》填補了《傳奇》之後數十年海派小説的空白。我知道，你認為自己和張愛玲有很大不同。那麼，你覺得你們筆下的上海故事最大的不同在何處?

　　王安憶：我覺得張愛玲是個徘徊在兩端的人，她的世界很矛盾，要麼就是又虛又悠遠的東西。虛無使她必須抓住生活中瑣碎具體的細節，日常生活的點滴觸動，但她忽略了現實生活和理想。張愛玲從感覺到虛無，沒有現實的依據，而我和我的作品是腳踏在現實的土地上的，我的情感範圍要比她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滿足。人們把我和她往一塊兒比，但我與她的經歷、感受沒有共通之處。

　　歷史是日復一日的生活的演變

　　記者：你曾説寫上海，最有代表的是上海的女性。《長恨歌》就寫了一個四十年代"上海小姐"的一生命運。上海這座城市的社會是由無數個"聲"與"色"作底子的，在王琦瑤的傳奇故事中蘊含上海這座城市的記憶。《長恨歌》後，你還寫了《妹頭》以及《富萍》等。有評論家指出，你筆下上海的種種歷史變遷都停留在日常狀態，這一點你怎麼看?

　　王安憶：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這個舞臺上上演著無數故事我還沒有寫完。有人説我的小説"回避"了許多現實社會中的重大歷史事件。我覺得我不是在回避。我個人認為，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譬如上海街頭婦女著裝從各色旗袍變成一式列寧裝，我關注的是這樣一種歷史。因為我是個寫小説的，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我不想在小説裏描繪重大歷史事件。小説這種藝術形式就應該表現日常生活。我寫《我愛彼爾》關心的是現實生活中東西方如何接觸的問題，這也是改革開放後我們遇到的問題，到小説中都應該是真實、具體的日常生活。這個觀念我也是逐步形成的。以前寫《叔叔的故事時》，我也是把主觀想法端出來寫的。

　　記者：你曾談過關於小説的理想，所謂的"四不政策"：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語言特殊化，不要獨特性。這種想法到今天有什麼變化?你覺得一部好小説的因素是什麼?

　　王安憶：沒有改變。説一部好小説應該直指人心，那是從靈魂的角度而言的。我比較關心技術的層面，小説還是要寫故事，故事還是要在假定的前提下，做真實的推理。情節發展要合乎邏輯，人物要生動，也許現在的年輕人不愛聽，覺得這些太老套了，太一般了，但這的確是小説最基本的東西，也是我們最難做好的。

　　生活經驗對一個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説裏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摹，而是展現一種日常的狀態。寫實是一種陷在許多規矩限制中的寫作。許多經典小説在假定的前提下，按照邏輯精確設計人物和情節，這是作家創作中所獲得快感之一，同時也是需要功力的一種勞作。我在年輕時候也容易喜歡一些情緒化、浪漫的東西，現在我真心讚嘆那種上乘的寫實功力。

　　我所有的變化都是循序漸進的

　　記者：在文壇你的作品一向是以變化而著稱，可是這些變化跟文壇的變化似乎並不相干。這種總是要打破自己求新求變的動力是什麼?是不是要尋找一種屬於自己的成熟的風格?

　　王安憶：我是個否定風格的作家。評論家們説我總是在求新求變。其實我覺得我的作品是隨著自己的成長而逐漸成熟。老老實實地一步步往前走。如果説有變化那就是逐漸長大逐漸成熟，循序漸進。我並沒有像評論家説的那樣戲劇性地變化。

　　記者：當代生活是如此複雜多變，這對作家而言，既是一種資源也是挑戰。你怎麼看?

　　王安憶：當代生活千變萬化，給作家的寫作提供了很多材料。但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在我看來，在表面五光十色的生活背後是單調、乏味、格式化。因為許多人沒有內心生活。各種時尚、信息啦一大堆，在物質生活豐富的同時，精神世界被大大忽略了。大眾永遠是被現實生活所吸引的。問題在於知識分子包括作家，他們中不少人也忽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其實我們每個所觀察的生活是差不多的，而大家寫出來的作品不一樣，這要看你理性準備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別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