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牡丹亭》是一部愛情題材的戲劇傑作，但又絕非僅僅為寫愛情而寫愛情，其題旨意蘊豐富深刻，呈現為多重形態。張揚感性自我，肯定人的自然慾望的滿足是作品最基本和最樸素的意蘊。基於此而充分肯定人欲這一題旨上的第二重意蘊才是對美好愛情的深情禮讚。湯顯祖和自己所塑造的藝術形象杜麗娘聲息相通，《牡丹亭》由此具有了作家更為深沉的自況意味。更深入地追究下來，《牡丹亭》又是一部道德劇和宗教性戲劇，是一部仰仗天地神鬼和皇權等宗教性力量來肯定人欲、禮讚愛情、寄託人生況味的不朽之作。
《牡丹亭》的愛情題旨的實現有一個至為堅實的前提——對人欲的肯定和讚美。張揚感性自我，肯定人的各種正常的自然慾望是作品的第一重意蘊。首先，作品在《鬧殤》之前充分表現和讚美了人的慾望。《閨塾》中杜麗娘第一次聽講“關睢”詩時，這位青春少女所特有的懷想異性之情便被觸動，並一發而不可收。當夢幻中“素昧平生”的柳夢梅突然出現在她面前時，她便興奮地投入柳夢梅的懷抱，並從中獲得極大的樂趣。杜麗娘的情感，不是來自對柳夢梅這一特定對象的愛慕，就不能確定為愛情，而只能視為性愛。其次，起于對基本生理慾望渴求的至情，在作品的後半部分逐漸轉化為對美好生命與生活的追求。《冥判》、《幽媾》到《回生》、《婚走》，作品一方面寫了杜麗娘為爭取與柳夢梅的結合所作的抗爭，另一方面更寫了她從追求生理慾望的滿足轉向追求美好的生命與生活。作品相當真切地描寫了人欲之不可壓制與強大無比。再次，柳夢梅、陳最良、石道姑等形象的塑造，都圍繞著肯定人欲這一題旨進行。柳夢梅形象比較單薄、模糊，原因在於他的作用首先是啟發和滿足杜麗娘的合理慾望，因此顯得相當從屬、被動。作為壓制和滅絕人欲的典型，陳最良代表了陳腐迂闊的封建教化。劇作通過將陳最良這個滿口禮教天條，行為有乖人情的形象與熱情追求人欲的杜麗娘形象進行對比，從而肯定和禮讚人欲。不同於被社會剝奪了人欲的陳最良，石道姑則是一位被自然剝奪了人欲的藝術形象。石道姑形象昭示人們：如果社會對人欲的壓制可以通過人的抗爭而獲得解放，那麼被自然剝奪了實現慾望的基本條件後，人欲便永遠失去了得到滿足的可能。而這一形象更為深刻的意義在於：即使是這樣一個自己慾望永不得滿足的可憐的受害者，卻拿出自己全部的熱情與希望來極力促成別人慾望的實現。從中我們無疑更強烈地體會到了人欲的不可遏制，看到了人欲獲得實現的動人與美好。《牡丹亭》就是這樣在最基本和最樸素的意義上張揚人的感性，讚美人的慾望，成為一曲激情四溢的禮讚人欲，對抗“天理”的華彩樂章。
《牡丹亭》的成功和偉大之處在於：一方面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慾望和追求，另一方面又深情禮讚基於合理人欲之上的純潔愛情，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為艷麗的愛情篇章。而蘊含于作品高揚人性、禮讚愛情題旨之中的社會意義比如人們經常論及的以情反理，崇尚個性解放，突破禁欲主義等特別值得我們關注。
《牡丹亭》的故事題材取自話本小説《杜麗娘慕色還魂》。湯顯祖把一個幾千字的話本小説敷衍成長達55齣的傳奇作品，顯然傾注了他的人生體驗和感悟，蘊含了深沉的感懷身世的自況內容。與話本小説相比，湯顯祖的改編是創造性的，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突出了杜麗娘對愛情的執著追求，展示了杜麗娘豐富細膩的內心世界；二是渲染了杜麗娘所處的時代氣氛，使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杜麗娘的青春苦悶。和杜麗娘面對整個社會的禁錮一樣，湯顯祖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政治上遭受的痛苦壓抑，也絕不是僅僅來自皇帝或某個權貴，而是整個封建官僚體系。湯顯祖在政治上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游離于某個政治集團之外。他性情耿介，恥于結交權貴，恰似杜麗娘的“一生愛好是天然”；他關心國計民生，渴望清明政治，猶如杜麗娘的情由心起，至死不悔；他抨擊時政，命運多舛，同於杜麗娘的情深意長而又青春虛度。湯顯祖既是一個想要“收拾天下士”幹一番事業的有志之士，又是一個深惡痛絕於弊政的剛正之人；杜麗娘既是一個深受封建閨訓教育的淑女，又是一個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實現愛情理想的封建叛逆。可以説二人從心靈到現實遭遇，從對理想的執著對生命意志的體認，都表現出脈絡清晰的對應關係：杜麗娘對愛情的苦苦尋覓與作者對理想政治的孜孜以求異曲同工；杜麗娘的青春苦悶就是作者政治失意的苦悶；杜麗娘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成功愛情是作者仕途失意的某種補償。於是，“杜麗娘在現實中既然無法找到出路，夢幻就成為她最可信賴的現實了”。（徐朔方，徐笑梅校注《牡丹亭》 前言）作者將理想政治與黑暗現實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借情愛而相慰也就順理成章。湯顯祖就自己的失意苦悶借題發揮，渲染其哀怨憤激之情，與杜麗娘實乃同病相憐！湯顯祖多次指出《牡丹亭》“人知其樂，不知其悲”，“傷心拍遍無人會”。可以説，《牡丹亭》貫注了湯顯祖的生命激情和人生理想，蘊積著其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抒發了作者極為深沉強烈的思想感情。
從更深刻的意義上看，《牡丹亭》又是一部道德劇和宗教性戲劇，其中凸顯出不可忽視的宗教性觀念。縱觀《牡丹亭》全劇，真正對劇情的發展起決定和主宰作用的，是宗教性的天地神鬼和皇權統治，而不是至情至性的杜麗娘。杜麗娘的一切行為，都沒有違背宗法禮教和宗教的原則。《訓女》一齣中，杜麗娘以孝女的面目出場，足以證明她的柔順和馴服。杜麗娘夢中與一素不相識的青年男子的自由結合，不過是她美好人性的自然發展。這樣的赤子之情並不悖逆于天地神鬼的宗法制宗教，因而花園中的花神對杜麗娘與柳夢梅的夢中交歡採取了贊助和庇祐的態度。夢中交歡之後，醒來的杜麗娘並沒有就此打住，而是一往情深，直至因苦苦相思而獻出年輕的生命。這份至情至理是恪守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的節婦烈女們所望塵莫及的。甚至於連閻羅殿的胡判官都為杜麗娘的“一夢而亡”的殉情表示了詫異。正是這位翻檢玉皇大帝欽定“婚姻簿”的胡判官，為杜、柳的“前係幽歡，後成明配”找到了宗教依據。這樣一來，杜麗娘與柳夢梅此前的夢中交歡和此後兩人人鬼之間的幽媾乃至於還魂之後自作主張的成婚同居，不惟無可指摘，反倒成了天設地造、天經地義的好事情。《圓駕》一齣，是杜麗娘的通達之情理與假道學的固執之教條的正面較量。為了愛情，杜麗娘據理力爭：“萬歲，臣妾受了柳夢梅再活之恩，真乃是無媒而嫁，……保親的是母喪門，……送親的是母夜叉”。接著這個話茬，柳夢梅更直截了當地把兩人的自由結合歸之於宗教性的至高無上的“陰陽配合正理”。也正因此，杜麗娘才第一次向父親表示了不滿和抗議。杜麗娘的抗爭，不是基於堂堂正正的人道和人性，而是借宗教的“天命”世俗的“王法”（“聖旨”）來突破“存天理，滅人欲”的教條，在宗法制宗教和宗法制禮教的範圍內，為人情、人欲安頓了一個合法的位子。這其實就是湯顯祖“以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樂”的宗教性戲劇所能達到的最高藝術境界與思想境界。（陳剛）
責編：楊育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