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經濟學的“根”，顯然，道德哲學是經濟學的母體。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強調看不見的手之後，又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了道德體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將社會秩序的希望寄託于看不見的手，而是呼籲倫理道德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民眾、特別是有權勢的人物來創造有利於社會發展的人文條件。然而在他死後的200多年裏，道德倫理作為經濟學本身的人文屬性，逐漸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當做影響其“科學”性的絆腳石。幸運的是，非主流經濟學家並沒有妥協，科學和人文之爭於是表現為經濟學中相互影響並企圖改造對方的兩種思潮：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
科學主義認為自然科學是人類知識的典範，通過科學家所描述的科學方法能夠獲得應用於任何現實的知識。它認為：信奉科學是合乎理性的；信奉科學知識是客觀的；確認科學是程式化的事業；相信科學方法可以推廣到一切領域，包括文化領域；主張科學是價值無涉的，科學內容的客觀性等於認識主體的無關性，從而科學和價值成了完全對立的兩極。總之，科學主義最重要的特點是實證性，而科學的最高價值則在於求真。與科學主義相對，人文通常被認為是關於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的學科，包括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人文的特點是包含價值的規定性，即好與壞、善與惡、美與醜等。在科學主義看來，人文具有不可證實性，並因而難以控制、難以量化。
科學主義在經濟學中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實證主義；二是經濟學的數學化。實證主義者孔德將真正科學的社會學界定為“關於社會現象根本原則的實證研究”。在他看來，社會現象在本質上同樣“服從不變的規律”，因此，可以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和比較法去研究社會，從而使社會科學成為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真正的科學。實證主義的這些觀點被經濟學界吸收，在眾多經濟學家的眼中，經濟學也是一門實證的科學。
然而，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完全照搬到經濟學的研究中來，卻出現了很多問題。首先，觀察法對社會現象的觀察，無法深入到其本質中去。尤其是觀察法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等同起來，完全忽略了人類社會的精神因素，將人和人類社會降低為動物和自然現象（動物和自然現象是沒有精神因素的，即使有也是人對其賦予的人的價值）去進行研究。馬克思在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認為：“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生産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的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錯誤的原因，正是在於拋棄了人的社會因素這一本質。其次，實驗法在經濟學研究中有很大的局限性。相對於自然科學而言，社會現象要複雜得多，根本無法進行受控實驗。第三，比較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可行性也值得懷疑。自然現象的比較是基於“物”的層次，有很強的可比性。但對社會現象的比較就很困難。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進行比較時，完全可以確定研究的基點並將其與其他因素暫時剝離，只針對某一個問題本身。然而在經濟學中，這種剝離卻很困難。“其他條件不變”（ceteris paribus）在經濟學者那裏似乎成了制勝的法寶。而問題恰恰出現在這裡：其他條件怎麼可能完全相同呢？不僅如此，“其他條件”（在穆勒那裏，被稱為“干擾因素”）對於研究基點的影響並非無足輕重，甚至可能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當被高度抽象的理論去掉了“其他條件”的影響之後，雖然在邏輯上具有內部一致性，更趨向於“科學”，然而，這種理論距離現實卻越來越遠。
數學被當作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工具，這樣的結果並非偶然。科學主義一直在追求實證、追求結果的確定性、追求邏輯上的一致性，而數學天然的屬性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然而，在數學大量應用於經濟學的今天，新的問題又來了。許多經濟學人只是在固定的經濟理論框架內，將現有理論“翻譯”成數學形式，並沒有實質性的理論創新。一些學者認為，數學的應用，除了出於方便需要之外，似乎並沒有給出多少哪怕僅僅是可供交流的最簡單的經濟思想。
經濟學既有科學特徵，又有人文特徵。且不説經濟學的“根”是倫理學，排斥人文因素將使經濟學迷失“自我”，即使是從最膚淺的現象層面來看，人文因素的缺失也會使經濟學成為災難。勞倫斯提出的根據帕雷托最優重新分配世界污染格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將污染型的工業由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由於發達國家從中獲得的好處足可以補償發展中國家由此産生的損失，因而雙方的境遇都有所改善，於是全球的總福利得到了增加。這在純邏輯上（或者説數學上）好像是正確的，然而其結論卻是荒謬的。首先，他假設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相比發展中國家的重，但實際情況是發達國家注重污染的控制和環境治理，污染情況並不比發展中國家情況嚴重；其次，他假設發達國家的人民更需要新鮮空氣，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似乎並不是太需要健康；其三，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污染輸出完全可以補償。如果治理污染的成本遠小于轉移污染所取得的收益，這種污染輸出又有什麼必要呢？如果治理污染將發生的成本遠大於造成污染所取得的收益，又何來發展中國家將得到補償之説？唯一能夠解釋得通的就是發達國家享受污染輸出的收益，發展中國家承擔污染輸入的災難。
馬克思將人文因素納入經濟分析當中，並給予充分的重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搞》的第三手稿中，馬克思就提到：“感性必須是科學的基礎”、“自然科學往後將包含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自己的理論是科學，但不僅僅是科學，更重要的是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即人文。對於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馬克思認為這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分析經濟總是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而必須用抽象力。但這種抽象力必須建立在“規定性”的基礎上，這裡的規定性，就是指“人文”。
經濟學應該是科學與人文的統一。比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既要研究財富，又要研究人;薩繆爾森也明確指出，經濟學介於科學和人文之間;而布坎南則更是把經濟學定位於“介於預測科學和道德哲學之間”。有的學者則認為對於整個社會經濟體系來説，看不見的手並不重要，真正的幕後英雄實際上是“道德倫理”。正像一個硬幣的兩面，經濟學中的科學和人文是無法、也不應該分離的。我國目前所提倡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不正是科學和人文的統一嗎？作為經濟學人，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審視一下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呢？（任小軍 朱成全）
責編：楊育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