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創新和活力
■文/榮新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于2005年5月底6月初推出“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該論叢是五十年來台灣學者在中國史領域的代表性著述的彙編，共分十三個專題，十四冊，分別是：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上、下冊)。
“中研院”史語所黃寬重教授、邢義田教授、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鄧小南教授擔任總主編，每一專題均由在該領域有深厚造詣的台灣學者擔任主編，每冊書前有邢義田教授所作的序和分冊主編導言。各冊導言的宗旨，在於綜論台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並介紹當冊作者和論文的特色。有些偏重於介紹收錄的論文和作者或收錄的緣由，有些偏于介紹世界性史學研究的大趨勢，有些又以分冊主編對某一領域的看法為主軸，各俱特色。每篇文章之後，都附有簡短的作者小傳和本文的原刊信息，便於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的查考。
叢書匯集眾多國際知名學者的名作。老一輩學者，如嚴耕望、勞幹、傅樂成、戴炎輝等，當代史學名家，如余英時、許倬雲、祿耀東、毛漢光等，還有深厚的西學背景的中青年知名學者，如陳弱水、顏娟英、李貞德等，匯集了台灣半個世紀幾代學者的代表著述，可謂名家薈萃，佳作琳瑯。
本叢書的文章的總的選錄原則是以近年出版之作為主，以展現較新的趨勢和成果。但各冊也有不同。有的分冊收錄的幾乎都是近十餘年的論文，如《生活與文化》分冊；有的則收入較多幾十年前的舊作，如《制度與國家》，這恰恰反映了台灣中國史研究方向和中心的轉移。
由於各種條件所限，海峽兩岸學者的交流，資料信息的利用和互通，相關論文的查閱，都存在著一定的不便。大陸學者和相關研究人員一直要求及時看到台灣學者的相關研究，這是促使本叢書出版的主要因素。台灣和內地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台灣學者一方面受西方漢學界影響很大，一方面又非常熟悉中國文化，有更多的創新和活力。在研究論題上，除了傳統題目，台灣史學界樹立了自己獨特的議題，如醫療史、身體史，為國際史學界所注目。
“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的出版，應會給國內史學界帶來新的資料、新的信息和新的關注點，對於兩岸學術的交流和互動，將産生非常積極的影響。這套書基本上能代表台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的主脈，更重要的是反映當前台灣史學的方向。每個學界情況都是非常複雜的，這套書基本代表了主流。它的出版，對於大陸史學界了解台灣的動向很有幫助，每一個領域都能看到自己相關的文章，包括其他斷代的，是非常好的一套書。這套書擺在我們面前，對於我們大陸學者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它把台灣學界現在最耀眼的明星打出來，給大陸學界看，同時又給我們以很好的啟發。
新舊並陳的研究方法
■文/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邢義田、林麗月主編的《社會變遷》收錄論文16篇，內容均與社會變遷暗合。時間上從遠古到對日抗戰，在研究方法上新舊並陳，在論題上展現出不同的角度和樣貌。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論文的作者包含了台灣最少四代的學者，這四代學者之間多為師生或師友，所以，其傳承和轉變可以多少反映出中國社會史研究在台灣的部分動向。統覽全書，作者認為其在研究動向上，具有以下幾個方面：
轉向基層社會和城市的研究。巫仁恕《明清城市“民變”的集體行動模式及其影響》和劉石吉的《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幫墨匠罷工風潮——近代中國城市手藝工人集體行動之分析》可為代表。巫仁恕一文，應用美國歷史社會學家C harles Tilly的“集體行動”理論，利用豐富的明清筆記、方志、檔案資料，歸納了明清集體行動的主要模式，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特殊性，並且將群眾的集體行動在現代的轉趨激烈，與辛亥革命的成功聯絡起來，具有一定的創見。劉石吉一文，強調了中國近代的工運中，城市手藝工人與傳統農業社會的共生關係的重要性。
打破了社會史、制度史和思想觀念史研究的界限。如徐鴻的《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林麗月的《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和陳國棟的《哭廟與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員層的社會性動作》。徐鴻的論文，利用江、浙地方誌“風俗”項目的記載，探討商品經濟衝擊下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及對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此文成功地結合了經濟史與社會史的課題，是相關討論中最深入而有系統的論述。林麗月一文，是透過“南北卷”制度和鄉試解額的變化，探討配額制度在明代科舉區域競爭上的作用及其社會意義。陳國棟的論文，認為鄭成功哭廟與焚儒服確為歷史事實，“哭廟”與“焚儒服”不僅不是獨立的偶發事件，而且是一種別致的時代語言，是明末清初流行與生員間的一種社會性的動作。
對家庭、家族和士族的關注。劉增貴《漢魏士人同鄉關係考論》、黃寬重《割據勢力、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宋、金、蒙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溍父子》、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可以説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他們關心的共通處毫無疑問在於家庭、家族、士族與政治之間，而黃寬重和呂芳上兩文尤其展現了這方面研究上不同的思考和觀察角度。
社會組成對社會變遷的影響。魏晉以下到元明，北亞民族的進入和王朝的建立，帶給了中國社會巨大的衝擊。蕭的《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康樂《孝道與北魏政治》、傅樂成《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和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宋一章》，可以説從多重角度，深入分析了這不可或缺的一環。
另外，關於社會史的研究方法，許倬雲先生的《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一文，則是以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作為中國古代社會變遷的研究方法，這是一篇對台灣史學界在方法上影響甚大的論文，也收錄在《社會變遷》之中。剖析春秋戰國的社會變動，在方法和角度上和許倬雲都不相同的還有陳槃的《春秋列國風俗考論別錄》以及嚴耕望先生的《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背景》兩文。
台灣學者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特點還表現在將文獻與出土材料相結合，杜正勝的《從村落到國家》就是一例。文中剖析了中國文化從八千年前萌芽發展到四千年前粲然大備，城市國家出現的一段歷程。這篇文章可以代表了台灣學者對中國古代社會變遷最早一個階段的看法。
總之，這本論文集所涉及的問題，雖然各有大小輕重，但在研究方法上和資料擴充上則具有創新之功。其中若干研究主題的開拓，不僅理清了過去學術界習焉不察的問題，也擴大了傳統社會史的視野，為近世中國的社會變遷呈現出更為豐富的樣貌。
政治史研究的新取向
■文/葉煒(北京大學歷史系)
王健文主編《政治與權力》分冊共收論文13篇，發表時間為1952至2002年，其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發表的佔10篇，可見本冊主要反映最近二十年來台灣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若以斷代看，先秦2篇、秦漢4篇、魏晉南北朝3篇、隋唐2篇、宋元1篇、明清1篇，研究隋唐以前的論文佔本分冊的絕大多數。
在導論中，主編王健文先生指出，鋻於政治史傳統課題局限於以政治人物、集團、事件、制度等為研究對象，所以本分冊的選編的角度和傳統政治史的範疇略有差異。本分冊以“政治權力”概念為中心，精選從各種不同角度探討與“政治權力”相關聯課題的論著，《政治與權力》分冊嘗試提出一種新的“政治史”認知。在這樣的選編考慮下，呈現在讀者面前的13篇論文研究對象各不相同，研究角度各異，但無一例外都是關注著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這反映了台灣史學界近年來政治史的研究取向。在研究視角上，本分冊論文中有從權力的社會基礎或政權與社會的互動著眼的；有從制度層面探究的；有從空間形式的重組與地緣政治論述的；有從思想意識、儒學信仰或天文占星角度窺探其與權力之關聯的；有從政權的支柱或統治手段(如軍權)思考的；有從神權信仰與政治秩序的關聯立論的；也有從家與國、父權與皇權的糾結來切入的。從研究課題看，張光直《中國考古學上的聚落形態——一個青銅時代的例子》從人類學“聚落形態”研究的理論出發，對青銅時代的城邑關係提出了極具啟發性的理論。傅樂成的《荊州與六朝政局》則由地緣政治的角度，討論荊州在六朝時代的特殊戰略地位。杜正勝《“編戶齊民”論的剖析》、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探討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王健文《學術與政治之間：試論秦皇漢武思想政策的歷史意義》、張榮芳《牛李黨爭中史官與史學的論爭》、張嘉鳳、黃一農《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為例》等四篇論文關注的是在不同時代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從一個特殊的個案，探究了皇權與父權之間的關係。林麗月《“擊內”抑或“調和”？ ——試論東林領袖的制宦政策》從晚明東林士人與內廷宦官之間的衝突，為我們展示了政治鬥爭中士大夫與宦官之間複雜的關係。
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史研究
■文/史睿(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正如此書導言所説，思想史研究一直是台灣史學界的擅場。台灣思想史和學術史方面的傑出成果，僅僅一本選集是無法涵蓋的。本冊主編陳弱水和王森採取類似通史的結構，涵括了戰國以下中國思想史的全部，每個斷代都有文章選入，儘管這些文章貫串起來並不能構成完整的思想史論述，但是每篇文章都有代表性，仍然能令大陸學者嘗臠知味。
黃俊傑《孟子後學對身心關係的看法——以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為中心》是台灣學者研究出土簡帛佚籍的重要成果，此文結合傳世典籍討論孟子後學的身心觀，從孟子兼顧內聖外王到孟子後學專注“心”的內斂和反思，這與秦漢之際儒學朝向宇宙論和本體論發展的思潮一致。戴君仁《董仲舒不説五行考》是大陸學術界注意不夠的一篇文章，他從《春秋繁露》的辨偽入手，依據可靠史料，指出董生只説陰陽，不説五行。林麗真《論魏晉的孝道觀念及其與政治、哲學、宗教的關係》抓住了魏晉時期最為重要的核心觀念，揭示當時所討論的“仁孝先後論”、“忠孝可否兩全論”、“生孝死孝論”、“孝道本于自然論”、“沙門孝道論”五大課題，分析魏晉時期士人所面臨的倫理難題與其解決之道和智慧，此文的個案分析非常精到，值得我們學習。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討論了“古文運動”這一名稱的合理性，指出唐代古文家多是北方經學傳統深厚的士人，主張“文以載道”，大多崇信佛教，惟韓愈特立獨行，極力排佛。韓愈的道統説源於孟子，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貢獻極大。陳弱水《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從柳宗元這位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入手，分析了當時儒士對於儒家義理的基本看法，描述了中古時代的一般思想狀態，指出中唐的儒家復興只是舊儒學的復振而非開新。史學正統論一直是大陸學界不甚重視的問題，陳芳明《宋代正統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內容——從史學史的觀點試探宋代史學之一》對此抱同情態度，發掘宋代正統論的思想史意義。張元《馬端臨對胡寅史論的看法》分析了宋代經學家和史學家的不同史學觀念。從祀孔子是學術界追認先儒的一種重要方式，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研究了著作流傳對於學説發展和價值追認的意義。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突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二分法的框架，抓住了儒學義利之辨的變化和士商轉化的內外因素，勾勒了明清時代思想大勢。王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研究王陽明心學影響下士人的道德意識以及表現方式。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指出，宋代以降“道統觀”逐漸形成，賦予士人與代表政統的朝廷相抗衡的擔當，但康熙帝時的“治教合一”使士人失去了批判政治權威的理論立足點，是中國思想史的重大轉捩點。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據學》討論清代考據學的兩大特點，即證實精神和客觀的研究方法。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看到近代中國文化取向危機、價值取向危機和精神取向危機下知識群體和傳播媒體的轉變和特殊心理結構。林毓生《魯迅思想的特質及其政治觀的困境》從魯迅的個案分析近代中國知識群體的悲劇。
三代學者學術視點的變遷
■文/李梅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美術與考古》卷收錄了美術史和美術考古方面的一組論文，分上、下二冊，共14篇。這組論文極具代表性，既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學者學術視點的變遷，也代表了不同學術背景下學術思想的差異。顏娟英為本卷撰寫的《導言》，以細膩的文字，將台灣在此領域的學術史娓娓道來，細細研讀之後，自可對台灣美術史和美術考古學的發展脈絡，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台灣的美術史與美術考古研究，始終離不開台灣故宮博物院這一厚重的根基，20世紀60年代開始，江兆申、傅申諸先生，即以其深厚的人文修養，將目光專注于故宮的書畫藏品，開啟了台灣的美術史與美術考古學研究。收入本卷的江兆申《六如居士之書畫與年譜》、傅申《鄧文原？莫是龍！現存日本之問題中國書跡研究之一》，是兩篇著眼于古人的創作世界，以研究其作品風格的代表作，梳理古人生平行跡，把玩作品點滴特色，考其源流，辨其真偽，不惟體現了研究者紮實的考證之功，還提出了一套科學可行的書畫真偽鑒定方法，于不經意間將現代考古學通用的類型學方法融入書畫研究之中，以已知推未知，體現了作者敏銳的學術洞察力。
石守謙、李玉珉、謝明良、邢義田等作為台灣第二代美術史學界的領軍人物，由於具有美、日的教育背景，其研究也自然帶有西方藝術史的印記，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不再將美術品視為孤立的人和事，而是充分挖掘美術品背後的社會、歷史、風俗乃至思想世界；此外，重視考古新發現的美術作品，努力將藝術史與考古學研究相結合，是這一代學者的共同點。
李玉珉近作《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到北魏時期》，是在長期的田野考察基礎上，對佛教藝術與文化進行地域性和階段性考察的典範；謝明良《從階級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在充分消化龐雜的墓葬考古材料的基礎上，條分縷析了六朝墓葬的形制結構、隨葬器物與墓主等級三者的關係，並從區域文化的角度，探討了晉室南遷之後，士大夫葬俗、喪葬禮儀的變遷。邢義田《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以一個失傳的“七女為父報仇”漢畫故事為例》，則是以山東莒縣發現的漢畫像石為著眼點，重新檢討了漢畫研究中的一些圖像學問題，通過探討畫像榜題、格套、文獻、畫像與時代思想之間的互動關係，使漢畫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收入本卷的陳葆真和顏娟英論文，也充分體現了第二代美術史學者的旨趣，陳葆真《圖畫如歷史：傳閻立本<十三帝王圖>研究》，對這副傳世名畫作了深入的剖析與復原研究，不乏新意；顏娟英《北齊禪觀窟的圖像考——從小南海石窟到響堂山石窟》，仔細檢討了北齊統治核心地區兩處石窟的形制、造像、刻經等內容，進而探討了北齊佛教的特質，稱得上是一篇石窟寺美術考古的佳作。
王正華、馬孟晶、賴毓芝是台灣最新一代的美術史學者，均有西方藝術史的教育背景，收入本卷的論文，從不同的角度，分別對宋代院畫、晚明版畫、近代藝術的一些特質作了深入的探討，或代表了台灣新一代美術史學者的興趣。
責編：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