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廢除與“斷裂社會”
■許紀霖
1905年，是二十世紀中國史上重要的一年。這一年，猶如“萬曆十五年”一般，沒有驚人動地的大事發生，既沒有革命發生，也無君主更替。然而，對千萬中國精英來説，其震撼卻不亞於6年以後的辛亥革命：持續了千年之久的科舉制度，在這一年壽終正寢了。
科舉制度，從表面看來，只不過是中華帝國眾多制度的一種，解決的無非是精英選拔的問題，它的命運，難道比皇帝的存廢更重要？然而，我要説的是：沒有1905，何來1911？沒有廢除科舉，何來辛亥革命？
還是要從中華帝國自身的結構説起。兩千年的中華帝國，看起來是君主絕對專制，事實上是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士大夫為中心的“四民社會”。“四民社會”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説，乃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士農工商這四大階級，形成了以儒家價值為核心的社會分層。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不同，四民社會的等級分層，是上下之間有流動的社會分層。隋唐以後，作為社會中心的士大夫階級，正是通過制度化的科舉制度從社會中選拔精英，保證了精英來源的開放性和競爭性，也維持了社會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穩定。
憑藉著科舉制度，士大夫階級在古代中華帝國，成為了帝國王權制度與社會宗法制度相互聯絡的中樞和紐帶。士大夫階級所信奉的道統——儒家價值觀既是帝國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是宗法家族社會共同的文化傳統。余英時先生説：儒學對傳統中國的主要貢獻在於提供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政治、社會秩序，儒家是一種“建制化”的理論，上至朝廷的禮儀、典章，國家的組織與法律，社會禮俗，下至族規、家法、個人的行為規範，無不被儒家建制化了。之所以如此，乃因為儒學有自己的價值擔當者：士紳階級，而眾多的蕓蕓士子，能夠凝聚為一個共同價值觀、道德規範和行為模式的階級，科舉制度乃是最重要的建制，正是科舉制度，使得本來只是社會宗法家族傳統的儒家價值觀，一方面成為了國家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也論證了中華帝國制度的合法性，從而使儒家獲得了全面“建制化”的力量。
以儒家價值和科舉制度為核心所得以建構的士大夫階級(亦稱為士紳階級)，其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輔助君王統治天下，在鄉野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領導民間。以士大夫階級為重心，古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渾然一體，表現出有機的整合。
明代以後，這一以士大夫為中心的四民社會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隨著江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商人的地位開始上升，雖然還是在士之下，但已經在農工之上。到了晚清，由於鎮壓太平天國和抵抗外國列強的需要，出現了地方士紳領導的私家軍，本來一直被壓抑的軍人集團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漸漸成為左右中國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隨著軍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農的位置急劇滑坡，特別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在激烈的社會大動蕩之中，四民社會逐漸解體。
軍人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雖然威脅到士大夫作為社會中堅的核心地位，但只要科舉制度存在一天，國家對精英的身份認定，依然是通過功名的途徑加以確認，而精英對國家的向心力依然有其建制化的保障。你可以家産萬貫，可以名聲如日中天，但只要沒有傳統的功名，依然只是地方的精英或社會的精英，而不是國家的精英，無法進入國家的統治者行列。到了晚清，一方面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造就了大量沒有功名的社會精英，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捐納擠進士大夫階級，這些“異途”出身的紳士比起通過科舉考試的“正途”紳士來説，人數增長更快，據張仲禮先生的量化研究結果，到了晚清，上層士大夫中，竟然有半數是“異途”出身，作為國家精英選拔制度的科舉，面臨著名存實亡的境地。
1905年的科舉制度的正式宣告廢除，象徵著以科舉為建制化的士大夫階級被徹底顛覆了，而以士大夫為核心的“四民社會”也從此宣告解體。自此，士大夫階級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機制，只剩下其無形的靈魂，不復其有形的軀殼。士大夫階級沒有了，然而讀書人還是存在，他們搖身一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晚清的知識分子與傳統的士大夫相比較，有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識結構變化了，從四書五經變為亦中亦西的新學，從倫理政治的規範性知識變為應用性的自然知識；其次是知識的空間變化了，從過去的私塾、書院變為中西混雜的洋學堂，到民國以後又變為西方式的以學科化為中心的學校體制。最後是讀書人的出路變化了，不再是像過去那樣仕途一條路，他們與國家的制度化聯絡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被切斷了，知識分子不再是國家精英，他們成為了王汎森先生所説的“自由浮動資源”，開始流向社會：軍隊、商業、金融、實業、媒體、出版業和學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會正式結構的邊緣和外圍，成為國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大家都知道，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摧枯拉朽式的席捲全國，迅速成功，相當大的原因乃是因為作為國家軍隊的新軍的反叛，而新軍之所以反叛王朝，乃是因為那些年輕的新軍軍官們，不再是與王朝有同心同德的傳統士大夫，而是産生了強烈疏離感的新式知識分子。豈止新軍軍官，社會上整個士紳階級以及各種分化了的社會精英，無論是有功名的或無功名的，因為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這些體制內外的精英都與王朝發生了制度化的裂痕，不再具有過去那樣的一體感。在一個非民主化的社會中，精英的認同趨向是至關重要的，只要精英們與國家産生了疏離感，政權的顛覆也就不遠了。從1905到1911，從科舉廢除到辛亥革命，個中有著十分隱秘的歷史因果關係。
科舉制度廢除以後的社會，不再是一個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四民社會”，而是一個無中心的“斷裂社會”。所謂“斷裂社會”，有兩方面的涵義，其一是國家與社會的斷裂，其次是社會各階層的斷裂。士大夫原來扮演著將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樞紐功能，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士大夫階級瓦解了，國家與社會之間再也無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溝通，二者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斷裂。精英流失到民間，流失到社會各個領域，導致國家統治集團的非精英化。軍人干政，武人弄權，大批邊緣人物借助槍桿子和私人關係，進入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各級統治機構，導致政治黑暗腐化。國家權勢與散佈在社會的商業精英、知識精英和媒體精英發生了日益嚴重的緊張和衝突，最後在分崩離析的大亂局中，通過一場由上而下的社會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國家政權。
不僅國家與社會斷裂了，社會各階層之間也發生了斷裂。在原來的“四民社會”中，以士大夫階級為核心，士農工商之間存在著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和上下流動的有機聯絡。到20世紀以後，隨著士大夫階級的消亡、農民階級的凋敝以及商人和軍人地位的上升，階級與階級之間斷裂了，社會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間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機聯絡。這種“斷裂社會”表面看起來是一個現代的多元社會，因為現代性的本質就是分化，社會分化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會。但“斷裂社會”與此的最大區別在於：在多元社會中國家與社會之間、各個領域之間以及各個階級之間，存在著基於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礎上的有序聯絡，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斷裂社會”之中，社會各個階級和階層之間，由於缺乏公共的價值觀和制度基礎，無法形成有序的聯絡，也缺乏穩定的制度化分層結構，而是呈現出一種無中心、無規範、無秩序的離散化狀況。
在這樣一種“斷裂社會”的亂局之中，知識分子與國家和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在傳統社會中士大夫階級與國家和社會的有機聯絡，如今都崩潰了。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現代的知識分子與國家不僅失去了內在的體制關聯，而且對國家産生了強烈的疏離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識精英離開家鄉，離開鄉村，進入都市，又意味著他們脫離了傳統的民間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血緣、地緣和文化之根。在傳統中國，士大夫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樞，如今他們不僅疏離了國家，而且也游離了社會，成為無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過，進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識分子，雖然失去了土地，卻獲得了天空，那就是現代社會中屬於知識分子的知識空間：學術社群和文化傳媒。學術社群以大學為中心，輔之以基金會、學術社團和同人刊物。它們屬於知識的生産領域。而文化傳媒則屬於知識的流通領域，由報紙、雜誌和出版業組成。無論是學術社群還是文化傳媒，這些相對獨立的知識空間都是古代中國沒有過的，或者説不曾以建制化的網絡規模出現過。這是現代知識分子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空間。儘管如此，學術社群也好，文化傳媒也好，它們都不再是社會的重心所在，與此同時存在的，還有以市場為核心的商業社會和以權力為核心的國家系統。事實上，隨著商人和軍人地位的上升，國家和市場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學院和傳媒，並且權力和資本的力量也不斷滲透到知識的生産和傳播領域，使得其無法保持應有的自主性。
當知識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會學術社群和文化傳媒時，也使得他們失去了與國家與社會的有機聯絡。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變得象徵化和符號化，只是以知識的符號形態影響社會，通過抽象的話語方式啟蒙民眾。知識分子與社會特別是鄉土社會這種象徵化的聯絡，背後所缺乏的，正是過去士大夫階級那種制度化的淵源。而抽象的話語一旦匱乏建制化的基礎，就會變得無足輕重。現代知識分子不僅不再是社會的中心，反而在“斷裂社會”中愈趨邊緣。
一百年的科舉廢除，就是這樣影響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中國歷史和中國知識分子。是歷史的宿命，還是偶然之造化？
(作者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研究員、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
科舉考試對士大夫的整合
■易惠莉
晚清湖南長沙有一位文人楊恩壽(1835-1891，字鶴儔，號鵬海)，他與郭嵩燾、王先謙、王闿運等交往數十年，與曾國荃、曾紀澤等亦有不疏的交往。楊恩壽一生著述頗富，有《坦園叢書》十四種問世，多為戲曲、傳奇。楊恩壽係典型的科舉士人，他15歲始應童試，17歲得秀才；經過六次鄉試，35歲中舉；39歲第一次參加會試失敗後，從此放棄科考，以作幕賓和著述度過余生。楊恩壽的生活大約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攻讀科舉，一是作幕賓。不過這兩個時期並未截然分開。在35歲中舉之前，他就一面參加科考，一面作地方官員的幕賓。楊恩壽留下一本內容豐富的《坦園日記》，其中有大量關於科舉考試的記錄。如他自己的科考經歷，作為幕賓為地方士子校課卷、為地方科考閱卷的經歷。因為是親身經歷，又是以日記記錄，《坦園日記》就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在清朝科舉考試的典章制度中所不載的東西，而對於我們了解科舉及其相關方面有很大的價值。
從楊恩壽日記關於廣西北流縣童子試和湖南長沙鄉試的親身參與的記載，我們對科舉考試有這樣的感想。第一，科舉考試的盛況即參加人數之多，説明晚清商品經濟很活躍。試想一萬多名士子齊聚長沙參加為期九天的考試，衣食行住需要多少人提供服務，而這些士子從湖南各地赴長沙需要攜帶多少銀錢和物質進行交易，以提供參試期間的生活所需。必須看到，上萬名士子齊聚省城參加鄉試，絕不僅是長沙，在南京、濟南、廣州等地也有同樣的記錄。第二，楊恩壽在二十天內獨自承擔三千一百九十三份試卷的校閱，其中八天另有監考的責職；至於湖南鄉試閱卷數量高達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份，並需在鄉試第三場考試完畢二十天后出榜。這些記錄令我們對科考過程中監考環節和閱卷環節所能達到的嚴格和嚴正程度提出懷疑。同治年間的有名學者陳澧曾直言鄉試閱卷問題的嚴重性，所謂“今之科場士子多者至萬餘人，人各為十四藝，試官不能盡閱也。於是三場，專重第一場，視二場、三場無足輕重，甚至有不閱者。故士皆專于四書文，而成荒經蔑古之風也”。1884年遊歷中國的日本漢學家岡千仞在上海所見則涉及科考“夾帶”問題的嚴重性，一種原版制于日本大阪的便於“舉生私攜入試場”的縮微銅版四書五經注解本在書肆公開發售。
不過，儘管因參試人數過於龐大使科舉制度的具體運作遭遇困境，但直至1905年科舉制度退出歷史舞臺，它卻並未因此而面臨顛覆性的危機。對此我們看到，以考試為中心的科舉制度在明清兩代尤其是晚清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對監考不力、閱卷嚴正性不足的補充機制。即士子從事科舉以來參與各類考課活動的成績，累積為師長以及士紳社會的評價和印象，這些評價和印象在其參與更高一級的考試選拔中發生重要作用。在參考隊伍愈益龐大、閱卷程序愈不能嚴正實行的狀態下，書院師長以及當地士紳社會關於士子才學的評價和印象在選拔中的意義就愈益突出。一般而言，地方上公認的高才士子在各級考試中被選拔出來的機率相對很高。另外，因為士子的才學水準以大量的考課及科考名次排序不斷地顯示于社會，一名才學不能入流的士子，試圖以非常手段在鄉試等高層次的考試中獲得成功，極易遭遇社會質疑，而危險性極高。這樣對於科考士子來説，科考成功之路既在考場內，又在考場外。這就是科考士子異常注重平日和科考期間的同學往來、師門拜謁、聯絡地方上有名士紳，以及熱衷於參與地方各類考課活動的原因。
關於這一點，不僅在楊恩壽的日記中，可以説在晚清其他所有參加科考士子留下的日記、傳記和書牘等文字中，都大量看到這種記錄。同治年間及其後有關科舉制度改革比較統一的見解，其中之一是在科舉考試選拔過程中附加薦舉程序，實際上這代表了將上述客觀存在的補充機制制度化的願望。隨著科舉隊伍的擴大以及競爭的加劇，與成功相聯絡的考場外的因素比重愈益增大，為了強化書院師長、同學以及士紳社會的認可程度，士子不但必須力求在各類考課中名列高等，而且要頻頻參與各種與師長、同學及地方士紳社會的交誼活動。在晚清不聞窗外事並不善交際活動的士子，欲獲取較高科名的機率是很小的。無論科舉成功的士子還是科場失意的士子，頻繁的交際活動是他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當然這樣一來，參加科舉考試的成本就大幅增加。由於士子科舉的成功聯絡了地方士紳社會，包括地方官員的群體性的認可，在參與科考的過程中，士子是不乏自我約束並協調人際關係訓練的。從這點是否可以説，參與科考的士子中大多數並不乏“合群”的意識！
(作者為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歷史系教授)
清末科考策問中所反映的士人意識
■周振鶴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遭遇一場大變故，關係到國家的存亡與文化的絕續，使得清廷不得不實行新政，將戊戌政變所廢除的維新方案一件件實行起來，其中科舉考試的改革就完全按照戊戌維新期間張之洞與陳寶箴的意見來做。於是在光緒壬寅、癸卯與甲辰連續三年舉行的兩科鄉試與兩科會試就成了科舉制度廢除以前最為特別的考試。這四科考試廢除了八股文，而以策論為考試重點，通過其中第二場考試的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我們可以了解政府上層官員與一般士人對於中國當時情勢對於世界事務的了解程度到底如何，尤其是在對近代化進程中的具體策略應該如何制定有什麼見識，這是向來近代史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在社會轉型期，我們往往只注意熟悉領導思想潮流的領袖人物，而缺乏對一般思想的了解，而清末科舉考試參加者達數十萬人之巨，其中僅同時存在的舉貢人員也有數萬人，如果不了解這些人的情況，等於對中國基本的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知識狀況無所知曉。通過對光緒壬寅、癸卯與甲辰三年四科的會試與鄉試策問文字的分析，來追尋百年以前存在於官民兩界的一般思想潮流的基本特徵是一個有意思的課題。
改革後的鄉試與會試的第二場是各國政治藝學策考試，每場考試由主考官出五道問策，而由考生作答策。兩科會試共10道問策，兩科鄉試各省合共170道問策，由問策體現出來的主考官員的世界與中國的意像是否真正反映了歷史真實，答策又是否真實地反映了考生處理具體事務的能力以及對世界情勢的認知，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對世界認識得越深刻，等於是對中國認識得越深刻。各國政治藝學策這樣的官方考試等於正式號召普通知識分子關心世界歷史的進程，從而客觀上讓應試的舉子們了解到中國的弊病所在，無論對改革對革命都準備了思想基礎。但清末保留下來的這些問答文字似乎從未有人利用過，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遺憾。雖然考生的答策並不全是在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指導下寫出來的，而是要迎合考試的需要，也就是在力爭中式的前提下的急就章，所以必定要揣摩問策的意向，使答策能得到考官的認同。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許多精彩答策，體現了在社會轉型期相對豐富的思想內涵。當然有些問策跡近可笑，答策也很幼稚敷衍，但正是這樣良莠不齊的一問一答，讓我們看到了歷史變化的真實。
舉一例而言。山西壬寅年鄉試有這樣一道策問：中學西學互有體用。西人中如倍根之講求實驗，笛卡爾之專務心安，未嘗不與中學通。今普通學堂兼取西人所長，補我所未逮，何以不病迂疏，不涉誕妄，義理明而格致精，體立用行，以備朝廷任使策。
這個題目之出已經説明考官對新思潮有相當之注意，因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以張之洞為代表的一群既想吸收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又不想觸動中國原有文化與政治體制的高官的基本主張，但這個思路被嚴復所批評，嚴認為中學自有中學的體用，西學自有西學的體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在邏輯上是説不通的，因此由這個題目首先可見考官已經認可了嚴復的思路，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則又回到老路上去。晚清因為受到西學的衝擊，國人自信心大受挫折，中國文化受到嚴重挑戰，於是西學中源説成為追尋自身文化光榮的一種心緒排遣(或曰成為一種歷史記憶)，或者退一步，提倡中學西學有兼通之處，如本題首先就預設培根與笛卡爾的思想與中學是相通的，為考生定下框框。而具體要考生作答的是題目的後半部，亦即詢問考生怎樣才能使兼取西學的新式學堂能夠避免迂疏誕妄的毛病，而達到體立用行，讓朝廷得以利用。
鄉試的題目是由主考官出的，只與考官本身學識有關而與鄉試所在省份的地域特徵無關。壬寅年山西鄉試的正副考官是曹福元與楊士燮，並不是特別有名的人物，而出這樣的考題或許説明他們對新事物的認識反映了當時不少官員的見識水平。考生答問則自然要兼顧表現自己的能力與迎合考官的思想傾向，才能保證中式。在這一題裏，考生要先表露自己對西學的了解程度，同時也要體認中學與西學的兼通，最後才提出自己對學堂如何運行的見解。這一年山西鄉試取中的第一名舉人是王炳宸，在他的答策中就説道：“矧理學之説西人有與中華同者，梭格拉底言格致，以去偽存誠為先。伯拉多言理學有至誠至善之要。不獨倍根之講求實驗，笛卡爾之專務心安為見道之語也。”顯示出在策問裏提到的兩個西學名士以外，他還知道更早的蘇格拉底與伯拉圖這樣的大學者，而且也知道這兩位學者的主張與中學相通。不過除了考問學識以外，這一題目更重要的是要看看考生處理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類棘手問題的本事。
光緒壬寅癸卯之際正逢興辦新式學堂的熱潮，但許多人也擔心學堂雖然有利吸收先進西學，卻可能陷入廢棄中學的尷尬。這種心理狀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裏始終存在，並不只是當時人所特有。本策問題裏所謂“體立用行”背後潛藏的臺詞，還是想要西學的“用”，而不要西學的“體”，儘管考官明知體用之不可分。聰明的考生自然理解這一點，所以回答起來也很巧妙：“今學堂普建，妙選高才，非謂西學可通中學，緣飾西學而忘其本原也。亦非謂西學不外中學，專務中學而坐失機宜也。”此考生擔心有人以西學中源説為藉口，説既然西學與中學通，只學西學已經足夠，從而忘記中學本原，或者反過來説既然西學不外乎中學，專務中學也可以，從而失去學習西學的良機。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惟當經經緯史，明理達義，而後擇西政西藝(按：即西方政治制度與科學技術)之可行于中國，不背孔孟之意而馴致富強之效者，次第考求，以期體立而用行耳。”這樣的回答可謂面面俱到。不但如此，這位考生還進一步體會到考題中的“何以不病迂疏，不涉誕妄”，是暗含著考官對新式學堂可能危及中國傳統體制與文化的擔心，所以直捷了當地答曰：“不然舍正誼明道之言，而以中學為無用，勢必矯枉過正，始則取其所當學者而學之，繼且取其所不當學者而亦學之，甚至敗常亂俗，襲取乎平權平等、自主自由之謬説，以惑人心而禍天下，其恣為誕妄，恐西人聞之，亦所羞稱，尚何足與言西學哉，更何足與言中學哉？”這幾句話不能不説是點到了考官的心坎裏頭去的。一篇七百字的答策，差不多都是此類天衣無縫的語言，另外四道策問的答案也有可觀之處，再加上第一場的中國史事論，第三場的四書五經義，王炳宸也都有合適的發揮，難怪乎取中為當年山西第一名舉人了。
儘管從光緒壬寅癸卯科考中的策問體現出來的考官與考生的見識，尤其是對當時世界事務與西學新學的認識，並不全面，也有所變形與扭曲，但這些策問與答策無疑是一個不小的資料庫，足以讓我們利用來作為分析一般士人思想狀態的依據，並補充辛亥革命以前十年裏時論反映的國家與社會形勢的不足。限于篇幅，上面所選只是山西一題策問以及一位在歷史上無藉藉名的考生的答策而已。壬寅癸卯科考中不少中舉的考生後來在民國出大名者，如沈鈞儒、譚延闿、蒲殿俊者，在策問一場中的表現，也多有可説之處，至於對這兩科鄉試與隨後兩科會試眾多策問題的分析也只能有待以後了。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科舉停罷所引發的歷史震蕩
■宋宏
百年前的1905年，清廷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雖然此制屬中華帝國的基本建制，但詔令一齣，舉國上下幾乎波瀾不驚，時人似乎視之如常。敏感的嚴復卻警覺到“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並將其比之於上古時代的“廢封建、開阡陌”。撫今追昔，科舉停罷所引發的歷史震蕩，的確深刻影響了百年來的中國社會，使之浮現出迥異於傳統時代的複雜面容。對其中的是非曲直，長久以來，學術界、思想界眾説紛紜，褒貶不一。不過，以往基於“反封建”的意識形態衝動，對科舉本身毀多於譽，對廢科舉帶來的多重後果也缺乏深刻的體認，近年來，人們開始改變此種簡單化的看法。值此科舉廢除百週年之際，上海市歷史學會邀請滬上學者同仁，于11月26日－27日在江南古鎮南潯召開“科舉廢除百年”學術研討會，會上諸位學者就科舉制的功能、意義、科舉的廢除及其歷史後果等議題各抒己見，議論風生。
科舉：具有形式合理性的選官制度
科舉首先是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國家藉此得以網羅天下英才。復旦大學史地所教授周振鶴認為，目前對科舉的討論，多側重於其意義和影響，而對科舉制本身研究甚少，八股文即其中一例。自明代成化年間始，朝廷用八股取士。八股只是一種形式，它使改卷者有規範可循，標準可依，而考試內容則局限在四書文、五經文裏，士子要代聖人立言，也限于朱注。過去常説八股禁錮士人心靈，事實上，資質俊秀之才，其思想是禁錮不了的，根器駑鈍之人的頭腦不禁也自錮，只是中人之才多，這些人的思想易受牢籠，科舉之弊於此盡顯。但科舉有它的公平性，八股文的形式所提供的統一標準是其一，此外，科舉考試不僅面向詩禮簪纓之族，而且也對貧寒子弟開放。儘管出身不同，入仕之途會有難易之分，但考試畢竟不問出身高低(個別限制除外)，還是提供了相對公平的上升機會。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嚴耀中非常贊同周振鶴對八股文的評價，認為八股給出了一個統一的標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某種程度上，幾乎可以説沒有八股文就沒有真正的科舉制度。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楊國強認為作為一種選官制度，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取代以往舉薦、徵辟為主，憑藉金錢和血緣(門第)的官員選拔制度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它具有公平性，這不僅表現在考試向不同階層的人士開放，而且整個程序相當嚴格，因而能綿延千餘年之久。嚴耀中談到，雖然科舉始自隋朝，但在宋代前後差異很大。基本上，宋之前是推薦和考試相結合，以推薦為主，其中，兩漢、魏晉舉薦強調門風，以德為中心，隋以後分科而舉，注重士人的才智。宋代開始才以考試為主，推薦不起作用。之所能如此，與社會變遷有關。因為全國性的考試需要形成統一的意識，沒有印刷術的普及，何克臻此？明代科舉的繁盛，顯然也與此相關。全國性的考試必定還會加重整個行政系統的負擔，這就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撐，宋代以來由商業革命帶來的經濟繁榮，無疑提供了這樣的基礎。
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發言時談到，科舉的核心是國家的選官制度，有意思的是，當它通過八股的形式來選拔官員，提供了一個形式的合理性，使得選拔的標準大體相似，能夠保持一種形式上的公平，貧寒子弟在統一的衡文標準下，憑藉自身的努力也可獲得登第入仕的機會。科舉之弊，朝廷亦非不知，但在實質性公平無法保證的情形下，保證形式的合理對國家來説幾乎成了唯一的選擇。
科舉的意義、影響與功能
對於科舉制度所衍生的社會作用，與會學者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楊國強認為科舉制的社會影響首先在於它造成了一個完備的士人群體，他引錢穆的話，國史自中唐以下，天下成為一個士人舉子之天下，形成一個新的社會結構。科舉還導致了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給了下層人士以升遷的希望，這顯然有助於消解社會緊張。另外，科舉制度的實施也使得整個社會真正養成了尊重讀書人、尊重知識的風氣。在發言中，許紀霖指出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裏，精英的取向對於國家之長治久安至關重要。科舉使得國家與精英之間能夠保持一種制度性的聯絡渠道。儒學之所以在傳統中國有力量，正如余英時所説，主要在於它被建制化了，通過以四書五經為核心內容的考試製度，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在這一過程中，科舉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上海檔案館研究員馮紹霆也認為科舉在中國延續上千年之久，有著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在傳統時代，國家正式任命的官僚只到縣一級，縣以下，則依賴鄉紳階層維繫統治。因此，在傳統社會結構中，科舉起到了重要的仲介作用。
科舉不僅僅是一種選官制度或考試製度，它同時起著整合帝國的文化、教育、社會和政治諸領域的功能。許紀霖認為科舉是保持王朝一體化的最重要的方式。中華帝國的疆域極其遼闊，而當時的技術手段又相當落後，因此，如何對廣土眾民實施有效的統治，使之形成共同的天下意識和王朝意識，沒有科舉顯然是無法實現的，科舉發揮了王朝一體化的整合功能。
廢科舉：一場靜悄悄的“革命”
如此重要的科舉制度何以到了清末變得難以為繼了呢？周振鶴認為由於科舉的確束縛了中人之才的頭腦，在晚清西力衝擊的背景下，漸漸維持不下去了。清廷意識到不變科舉會累及國家文化，戊戌時，就下詔廢八股，但幾經反復，並未成功。庚子事變後，兩宮回鸞，清廷下詔變法，真正廢除了八股，改試策論。廢科舉之前，清廷對科舉的改革不僅表現在形式上，而且還體現在考官所出的題目上。翻閱這幾年士人的一些答策，可以發現內容涉及討論治外法權的收回、金本位和銀本位、各國的地理與政治等全然屬於“新學”的問題。
復旦大學教授李天綱在發言中認為，科舉其實可以不廢，如果改革得好，可用某種形式保留下來，從而使得新舊過渡能夠平穩進行。科舉作為文官制度是一種選拔，作為教育制度是一種測試，事實上，任何社會都需要這兩種機制，因此比較受到當時近代社會的肯定，比如，明末利瑪竇在翻譯時就將舉人、進士與碩士、博士對應起來。辦洋務時，曾、左、李等封疆大吏在地方上展開文教改革，但中央只有總理衙門支持，別的機構都反對。這就形成了中央不改，地方已經開始改革的雙軌局面。當時地方書院已變為格致，講授聲光化電，培育新式人才。但這些人才無法進入中央，得不到重用，這背後涉及封疆大吏與中央官僚集團的利益之爭。曾國藩、李鴻章欲走地方文化改革之路，藉此來推動中央政治的革進，將新式人才引入朝廷，但未獲成功。90年代上臺的是康梁的激進變法，卒遭失敗。政治改革的流産，又使士人集矢于科舉。由於政治體制不改，結果，早期書院的改革和後來興辦的中西學堂都垮掉了，最後整個科舉被廢除，傳統教育被中斷。由此導致後來吏治大壞，民國吏治便不如清代。本來是可以形式不變(保留科舉形式)，內容革新，從而避免後來的混亂。
楊國強指出科舉的確有可議之處，自産生後就不斷遭到批判。朱熹即指責科考是利祿之途，壞人心術。科舉之所以後來被廢除，是由於當時的教育。清季舉辦了不少新式學堂，但不廢科舉會使得學堂的學生無心向學，妨礙了新式人才的培育。這背後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人的急迫心態。總體來看，科舉的廢除一方面是士大夫自己消滅自己的舉動，它使得通才教育轉變為專才教育，原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沒有了，都變為專業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四民社會”的解體。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陶飛亞提到科舉廢除後，有士人因仕進之路被中斷，心存怨懟，後轉而成為宗教領袖，顯示出科舉廢除對士人心態和出路的影響。
東華大學歷史所教授郭太風認為，科舉的停廢直接導致了清廷的崩潰，這是由於士大夫階層的解體使得其中一部分士人轉而進入了軍界，尤其是加入了新軍，武昌起義即是新軍革命。另一方面，廢科舉後，儘管教育現代化了，但由此又造成教育質量差、教材使用不統一，教學內容淺薄化等弊端，不如傳統教育成熟、精到。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認為國民心態的浮躁，背後有民族危機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日俄戰爭勝利後，1906年，日本滿鐵開始在中國展開大規模調查，今日來看滿鐵資料，裏面整個是一新學系統。曹樹基還談到，1910年滿洲裏爆發鼠疫大流行，清政府委託劍橋畢業的博士來主持防疫。隨後清政府召開一個為期三個月的國際討論會，編成《東三省防疫事務報告書》，如果變成教科書，一個現代醫學體系完全可以從中建立起來，但幾個月後辛亥革命就爆發了，這表明清政府在轉變過程中雖不斷在革新，但清廷所處的是一個太過尷尬的時代，它已沒有時間從容準備了，無法做到在內容上革新的時候，繼續保留舊的形式。在會議接近尾聲的發言中，許紀霖認為科舉制的廢除，使得精英開始多元化了，不再往國家流動，而是流落到民間，國家與精英的關係在1905年後出現了疏離。在某種意義上，清政府是毀在廢科舉上，説得絕對一點，不廢科舉，何來“辛亥”？沒有“05”，何來“11”？科舉的廢除還造成一個後果，民國找不到使得民族國家一體化的整合方式，某種意義上説，辛亥革命的勝利乃是地方士紳的勝利，中央不再能控制全國。此外，科舉廢除後，這套比較具有公平性的選官制度沒有找到替代品，結果吏治大壞，任人唯親、派系政治等氾濫成災。所以科舉的廢除在某種程度上比辛亥革命更重要，它倒是一場真正革命，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最後，馮紹霆在發言中強調廢科舉對民族文化的影響既深且巨。
責編：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