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採訪抗戰老文化戰士了解到，孤島時期著名的復社最初成立是為了兩件特殊的事。

　　第一件事：首次出版斯諾名著《西行漫記》

　　上海淪陷後，一大批愛國知識界人士始終堅持戰鬥。當時，王任叔在《保衛大上海與偉大的民族個性的創造》一文中寫道“為了戰略，為了長期抗戰的最後的勝利，拿著機關槍、大炮、步槍的中國士兵，是可以退出上海的，但拿著筆桿，拿著精神武器的文化兵，是決不能從上海撤退的。”

　　1937年底，胡愈之偶然在美國記者斯諾的住處看到《Red star over China》,這是倫敦戈蘭茨公司寄給斯諾的樣書。斯諾告訴他，此書原名是《Red star in China》,排字工人將in錯排為over，斯諾覺得錯得好，英文版正式書名就將錯就錯，譯成中文是《紅星照耀中國》。胡愈之向斯諾借了這本真實記錄延安見聞的通訊集，內容太吸引人了。他一讀完，就在座談會上介紹給朋友們。他説，國民黨封鎖蘇區，污衊共産黨，使大眾不了解蘇區、紅軍。現在國共合作抗日，如果這本書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讓民眾了解真正的共産黨。

　　但最大的難題是出版。這種紅色書籍，沒有哪家出版社敢出。大家一商量，還是自己辦個出版社，復社就這樣成立了。社址設在胡愈之家裏，成員還有鄭振鐸、許廣平、張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張宗麟任總經理。為了搶時間，他們把書拆開，十一二個人同時翻譯。全書30萬字，不到一個月翻譯完畢。書譯完了，出版社也有了，可是還沒有印書的經費，怎麼辦？他們想了兩個辦法，一是復社成員每人捐幾十元;再就是向讀者發預約券。書定價2.5元，如果用預約券買，只需1元。淪陷後，商務印書館遷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業，胡愈之找到熟悉的工人幫忙。在艱難的環境中，不到兩個月，完成了翻譯、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還增加了大量英文版沒有的照片。

　　斯諾説，從字面上説，這本書是我寫的，可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所創造、所寫下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是1937年10月在倫敦出的，很快就發行了五版。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説“《西行漫記》的出版，是中國現代史中的一個大事件”，它“標誌著西方了解中國的新紀元”。為了掩護，中文版書名為《西行漫記》。1938年3月第一版印了2000冊，很快售空。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僅幾個月就轟動海內外，在香港和海外華人集中的地方，出了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不少進步青年讀了這本書，嚮往延安的自由民主。23歲的華君武就是其中一個。那時他在上海的銀行裏做小職員，也聽到過誣衊共産黨的謠言，後來看了《西行漫記》才恍然大悟。他説，“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他瞞著母親，隻身投奔延安。

　　胡愈之(新中國建立之初擔任《光明日報》首任總編輯)説，斯諾幾十年前寫的這本書，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通俗讀物。此書翻譯成近20種文字，在全球有億萬讀者。

　　第二件事：《魯迅全集》的出版

　　在抗日文化運動中，《魯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民族危亡的關頭，人們迫切需要精神食糧。魯迅在當時的中國，特別是在文化界進步人士中享有極高的聲望。郭沫若當年在《持久抗戰中紀念魯迅》一文中説“對於惡勢力死不妥協，反抗到底的魯迅精神，可以説，已經成為了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目前的浴血抗戰，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而這精神在魯迅著作中是磅薄著的。”蔡元培、宋慶齡發起成立“魯迅紀念委員會”，在編印啟事中説出版《魯迅全集》目的在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爭取光明。

　　胡愈之、許廣平、鄭振鐸等人共同籌劃由復社來出版。印書資金是個大問題，把《西行漫記》的盈餘貼上也遠遠不夠。因為魯迅深受愛戴，又有茅盾、巴金、沈君儒、陶行之的熱心號召，收到來自內地、南洋、美國的很多定金。

　　那時，上海很多印刷工人敬仰魯迅，雖然大批工人失業，生活困苦，可一聽説出版《魯迅全集》，他們都很有熱情，主動降低收費。百數十名學者文人和工友共同努力，1938年6月15日，在禁出紅色書籍的孤島，僅4個月，600萬字、20卷的《魯迅全集》就出了甲乙丙3種版本，甲種紀念本是布脊燙金，整套裝楠木箱。乙種本是紅布燙金。文匯報的編者這樣寫道“抗戰爆發，對於魯迅先生，誰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支正義的銳利的筆，要是今日還健在，至少也可以勝過數十萬雄獅的力量吧。”(倪迅)

責編：王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