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名國學大師、書畫大師啟功先生逝世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5年06月30日 09:38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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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6月30日電 我國著名國學大師、書畫大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啟功先生因病于30日淩晨2時許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完)
啟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於北京,滿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匯文中學中途輟學後,發憤自學。稍長,從賈爾魯先生(羲民)、吳熙曾先生(鏡汀)習書法丹青,從戴綏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學。刻苦鑽研,終至學業有成1933年經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業于陳援庵先生(垣),獲聞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
援庵先生慧眼識才,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1938年後任輔仁大學國文係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係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係副教授;1952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至今。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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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作品藝術特色
啟功先生是當代著名學者、畫家和書法家。他著作豐富,通曉語言文字學,甚至對已成為歷史陳跡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詩詞,同時又是古書畫鑒定家,尤精碑帖之學。
欣賞他的書法作品,我總要聯想到他對碑帖的精深研究,因為他對碑帖的研究和他的書法藝術的成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碑帖之學是明清兩代興起的一門學問,這門學問現在隨著地下墨跡的不斷出土,開闢了新的境界。他就是這片園地的開拓者之一。這門學問除誇揚珍異、競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約分為二類:一是研究其中歷史資料,以碑刻文辭證史補事,或校讀文辭;二是賞鑒、研究其書法藝術。啟功先生兼于兩者,更精於後者,他在兩者之間融合貫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籬。“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家誦一通”。他寫這首詩是有感於過去多少鑒賞家重視碑帖的書法,而對其中文辭則往往視而不見。名家如孫承澤、翁方綱以及葉昌熾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過文辭內容。正因為這樣,他把歷來定論的《曹娥碑》駁得體無完膚。因此,所謂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況蔡邕的書丹。
啟功先生的書法理論著作,我最喜歡他的發比喻,時出妙語,對書法藝術以及書法史上的許多問題,有其獨特的《論書絕句百首》,這是他數十年書法實踐、研究的體會。特別是詩中的自注,行文雋逸,闡見解。我自己有些長期窒礙的問題,讀了之後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開朗之感。諸如考證《鶺鸰頌》出於開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遠後之臨《樂毅論》以證明王羲之書體勢之雄強;鑒定張旭書庚信《步虛詞作》實為大中祥符以後宋之筆;以西陲晉人殘紙證《閣帖》中索靖書法的本來面目。這些都是翻書法史上成説的案,論據充分堅實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論蔡襄、祝允明書法之未成自己體段;柳公權、黃庭堅書法用筆盡筆心之力,結字聚字心之勢。而其中對歷代著名書法家之特色,各時代書法的體勢、風格,以至辨別書體源流,變遷原因,都是非常精闢的。
教師啟功
啟先生的教學總是同他的學術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像在《歷代韻文選》課上,先生給我們講過敦煌變文,從敦煌石室的發現,伯希和、斯坦因劫走大批藏品,到《張義潮變文》、《王昭君變文》和《燕子賦》等眾多內容,使我們這些剛上大學的學生們了解到許多從未聽説過的知識。到後來王重民等六位先生整理的《敦煌變文集》出版了,我們才知道給我們講課時可能先生正在關注、研究變文。1934年和1948年王重文、王慶菽兩位先生先後從倫敦、巴黎帶回來一些敦煌變文的照片和鈔件,這期間學術界出現了敦煌文學的研究熱,而啟先生正是把當時最“前衛”最新的信息傳達給我們了。
啟先生講課,寫文章極注意做到深入淺出,化繁富為簡明,化深奧為平易,從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虛地嚇唬學生,所以總讓人感到讀書求學乃是一項愉快的活動,而不是那麼枯燥乏味,艱深困難。如詩歌格律問題講不好就很使人厭煩,但啟先生卻繪成圖表教我們掌握其變化規律,使學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規律可循,還有其靈活性。至今我們還保存著幾張他親手繪製的律詩平仄表,工整的墨筆字和硃筆符號,那是先生三十幾歲時的墨跡。而這也正是他後來所著《詩文聲律論稿》的雛形。
可能是出於教師的職業習慣,啟先生的文章總是有首有尾,脈絡分明。開宗明義交代寫作目的,然後邏輯嚴密地鋪展開去,而且旁徵博引、縱橫馳騁卻總不偏離文章的核心。如《〈蘭亭帖〉考》首先説明什麼是《蘭亭序》和《蘭亭帖》,再梳理世傳的五類《蘭亭帖》摹本刻本的情況及真偽問題,最後論斷説:倘有荊溪吳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與神龍本“匯合而比較,則《蘭亭帖》的問題或者可以沒有餘蘊了”。文章既極專門,又很通俗,所以我們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聶石樵、鄧魁英《啟先生教學和治學的風格》
學生啟功
陳垣先生對他幾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啟功先生異常感動,時刻銘記於心。此事先是我就不知聽過多少遍。一個學生能對培育自己的老師如此唸唸不忘,我還很少見到。我們在《啟功韻語》上可以讀到題為《扇上寫青松紅日為勵耘師壽》:“萬點松煤寫萬松,一枝一葉報春風。輪自富千春壽,更喜陽和日正東。”這是為老師祝壽的詩,那“一枝一葉報春風”的情感實在令人感動。這“勵耘”就是陳垣老師書房的名字。想必啟功先生經常出入這“勵耘”房,留下美好的記憶,喚起對老師教育之恩的感念,所以在自己名滿海內外之際,執意要“勵耘”作為獎學金的名稱了。(編者按:啟功先生將拍賣自己書畫作品的200萬元建立“勵耘獎學金”,用以獎勵優秀青年教師和學生。)——童慶炳《啟功先生,治學為師的楷模》
在治學之道上,啟功先生體味諸老前輩的言行,有兩條銘心不忘的收穫:一是懂得對古人的成説,不可盲從,不可輕信;二是明白了學問不是死的。後來啟功先生每逢和人談到他對許多問題的理解時,常用個比喻説:“盤子不是永遠向上盛東西的,立起來也可以當小車輪子用。”——郭英德《無法之法:啟功先生的治學之道》
朋友啟功
《〈葉遐庵先生書畫集〉跋》更是一篇記述師友之倫的字字珠璣而又“字字都是血和淚”的摯情文章,試讀如下一段:
昔當先母病劇時,功出市附身之具,途遇高軒,先生執功之手曰:“我亦孤兒也。”言次淚下沾襟。其後黑雲幻于穹蒼,青蟲掃于草木,綿亙歲月,而先生亦長往矣。
今裂生紙,草短跋,涕漬行間,屢屬屢輟。雖然,縱果傾河注海,又詎能仰報先生當年沾襟之一掬耶!
有誰能讀到這樣的文字而不肅然動容!這種自然表露、細緻抒發悲愴與思念的文章,我認為是足可以比肩于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歸有光的《項脊軒志》的。如果了解葉、啟兩先生都在1957年遭受“派曾右”“(《叢稿 詩詞卷 自撰墓誌銘》)的不公正待遇,從此步入坎坷,就更能感受到“黑雲幻于穹蒼,青蟲掃于草木”的深刻內涵了。——董琨《元白先生之風誼》
學者啟功
1995年11月的一天,數十位學者會聚在北京師範大學英東樓,討論啟功先生的新著《漢語現象論叢》,對這部別開生面的著作給予高度肯定。討論結束前,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傾聽的啟先生站起來講話。他微躬身子,表情認真地説:
我內侄的孩子小時候,他的一個同學常跟他一塊上家來玩。有時我嫌他們鬧,就跟他們説,你們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幾次,終於有一天,我聽見他倆出去,那個孩子邊下樓邊很有些不解地問:那個老頭老説我們乖,我們哪兒乖啊?
今天上午聽了各位的發言,給我的感覺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問一聲:我哪兒乖啊?
聽完這最後一句,靜靜的會場裏伴隨著歡笑,響起熱烈的掌聲。
真令人拍案叫絕!一則故事,一段比興,傳達了謙虛,暗和了感謝,表現出風趣與幽默。這,就是我們熟悉和愛戴的啟功先生。——劉石《我所理解的啟功先生》
《漢語現象論叢》是一部智慧的書。對此有所覺知,有所挹取,可以蘇活學人的心智,助長學術的正見。這也是《論叢》在今天特別具有的學術意義。
今人治學,喜操方法。這當然是好事,但看看詳情,卻頗不令人樂觀。常見方法的使用,實則只是使工具,道器一如的方法論,已被降為工具一層論。工具當然不是自家打造。學術開放,國外理論大量地傳來,使工具的拆兌有了方便。這主義、那理論,套套地來,件件地使,見李逵説板斧,見魯達説禪杖。學術的進展很大程度上不是表現為客體認識的深化,而是角度的翻新。可以不為理論的外來憂,卻須為方法的套用懼。因為與此相伴的實際是我們的學術從業者主體能力的日益暗弱。以致知為目的的學術,會因此喪失自己的本質。這種學術的“方法病”,不自今日起,它由來甚久,是一個近代現象。如啟功先生這本書裏所論對的“葛郎瑪”,就是“辦洋務”形勢下的一個學術舶來品。這也不限于語言一科,甚至不限于學術界。試問自從國人覺得自己不如西洋之後,有哪樣“維新”不是從倣造開始?幹實業,照抄照搬可以立見其不通,但在學術,卻可以因其表面的不關國計民生而維繫其長期的昧。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以其對漢語特徵的那種獨到見解博得喝彩,尤當為之喝彩的是流動於其中的那種睿智,和作者的那種用自家頭腦面對問題的治學氣度。對於明確什麼是真正的學術方法,這些流動的智慧實在有發壅起蔽的開示意義。——李山《〈漢語現象論叢〉中的學術智慧》
啟功先生曾多次對人説:“我沒有大學文憑,只是一個中學生。”
這是事實。沒有經過大學學院教育的正規訓練,這是他的不幸,更是他的幸運。因為這樣一來,他就沒有任何學院教育的框框束縛,學雜諸家,不主一説,隨心所欲,始終保持著自由自在的思維本色。——郭英德《無法之法:啟功先生的治學之道》
名人啟功
在我的印象裏,啟功先生是少數不太像名人的名人。
自古及今,名人似乎都或多或少有點名人的傲氣和架子。比如魏晉時的嵇康吧,有一次,好朋友山濤寫信勸他到中央謀個一官半職,你不領情也就罷了,還寫了一封公開信,把人家臭罵一頓,最後説要斷交。至於時下的名人似乎也沒有因為時代的進步而把脾氣改得溫和一些,“假唱”、“摔話筒”、“拒演”一類的事時有發生。
這種傲氣和做派在啟先生身上很難找到。以做人論,他的謙和與幽默是有口皆碑的;以作文論,總感覺到他不避俚俗,甚至有點故意與“高雅”為敵。“乘客紛紛一字排,巴頭探腦費疑猜。東西南北車多少,不靠咱們這站臺。坐不上,我活該。願知究竟幾時來。有人説得真精確,零點之前總會來。”(《鷓鴣天八首 乘公共汽車》之一)這多少有點打油詩的味道。在已出版的三本詩集中,這樣的詩不少。雖然得到的意見“一般都是在照例誇獎之中,微露有油腔滑調之憾。”(《啟功絮語 自序》)但這種作風好像並沒有收斂。“但這冊中的風格較前冊每下愈況,像《賭贏歌》等,實與《數來寶》同調,比起從前用俚語入詩詞,其俗更加數倍。”(《啟功絮語 自序》)他向讀者“招認”,“這些語言,可以美其名曰‘詩’。比較恰當,實應算是‘胡説’。”並且解嘲曰:“我們這族人在古代曾被廣義地稱為‘胡人’,那麼胡人後裔所説,當然不愧為胡説。即使特別優待稱之為詩,也只是胡説的詩。”——這是謙虛,還是坦白,我不知道。但啟先生不願讓別人把自己擺上“神壇”遠遠地朝拜,而寧願走下來和“追星族”們稱兄道弟的心意還是顯而易見的。
啟先生寫起學術著作來也與他的人、他的詩一樣沒有架子,一樣“老實交代”。
拿《詩文聲律論稿》(中華書局版)為例,這本著作連同附錄不足7萬字,書後也沒有數量之多足以令人咋舌的“引用書目”,既看不出作者的“飽學”,也看不出操作上的“專業”。在當今很看重“數量”的學術氛圍中,不知這樣“部頭”不夠大的著作可不可以拿到評審委員會那裏評職稱?
但薄薄一本小冊子,討論的範圍卻涉及了詩、詞、曲、駢文、韻文、散文等諸多文體的聲律問題,精彩的論點隨處可見。單是書中提出的“平仄長竿”規律,就我所知,應該是至今為止對於詩文聲律形成的最具根本性的解釋之一。其含金量也未必就不如那些恢弘巨著吧。
書中所用的語言,純係白得不能再白的大白話,沒有利用“之乎者也”來烘托自己國學功底的高深。讀他的書就如同與一個忘年交在面對面討論問題,不必正襟危坐,不必洗耳恭聽,你盡可以毫不客氣地責難,也可以用最放鬆的姿勢會心一笑——因為作者本來就不是以學術權威的架勢來教導人的。
我敢斷言,如果沒有與讀者平等交流的心態,這樣的書是絕對寫不出來的。
聽朋友説,中華書局新近影印出版了啟功先生手書的《詩文聲律論稿》,我覺得非買不可,以後置於案頭,學他的字,學他的文,也學他的人。——士心《中華讀書報》